鑑真軼事：鑑真第六次東渡日本竟依賴海盜幫助

      近日，海南海洋文化研究會成立，徵集相關論文，在所列舉的論題中，多方涉及，卻忽略對海盜現象的考究。在海南的海洋文化中，海盜故事和他們所埋藏的寶藏一樣，被時光罩上了一層神祕的面紗，沉澱到了歷史的角落。其實，在唐朝天寶年間，鑑真第六次東渡日本之際，曾因受海南崖州大海盜馮若芳等人相助，東渡才得以成功，雙方結下一段不淺的緣份，他們之間的友誼，也成爲歷史煙塵中值得玩味的一段往事。

首次東渡 鑑真“被海盜”

大唐天寶二年（公元743年4月），受日本留學僧人榮睿、普照的邀請，鑑真及其弟子等21人準備從揚州出發，東渡日本。然而，唐朝政府並沒有批准鑑真東渡。當時推崇道教的唐玄宗對佛教則採取了“抑而不毀”的政策。

開元二年（公元714年），唐玄宗下令削減全國的僧人和尼姑數量，一萬二千多僧尼被還俗，並禁止再造新的寺廟，禁止鑄造佛像，禁止傳抄佛經，禁止官員和僧尼交往。鑑真要去日本，也惟有采取“偷渡”的辦法。

當時東南沿海海盜橫行，倭寇也不少，台州(今浙江臨海、黃岩、溫嶺、仙居、天台、寧海、象山等縣地)、溫州(今浙江溫州市及永嘉、樂清、瑞安、平陽、文成、泰順等縣地)、明州(今浙江甬江流域及慈溪、舟山羣島等地)海邊都遭受其害，海路阻塞，公私斷行。在此形勢下，鑑真一行的動向，格外引人注目。

東渡準備工作在順利地進行着，豈料卻發生了內耗。

鑑真大弟子道航認爲：如海和尚只是少學晚輩，不適合跟隨鑑真東渡。如海和尚大爲不滿，就祕密向淮南採訪廳採訪使誣告：長安和尚道航和日本和尚榮睿、普照等人造舟入海，與海盜勾結。有若干人，已備好乾糧，分佈在既濟、開元、大明寺，不久要帶領五百海盜洗劫揚州城……

採訪使聽後，極爲震驚，當即扣留瞭如海，並派兵到各寺院搜尋中日僧人，道航、榮睿、普照等都被捕，船隻和物資也被查封。後查明是誣告，人（僧）放了，所造的船隻卻被沒收歸公。鑑真第一次東渡胎死腹中。

……

鑑真與海南海盜結緣

天寶七載（748年）春天，榮睿、普照又繞道潛來揚州，來到鑑真大師當時居住的崇福寺。他們小心地問鑑真大師，是否還有東渡的打算。

鑑真大師堅持初衷，毫不猶豫再次着手準備。就在這一年的六月二十七日，鑑真大師居然又率領弟子們，從崇福寺出發，到揚州新河上船起航了。更想不到的是，這第五次東渡竟然會是“一生辛苦，何劇於此”！（《唐大和上東征傳》）   

船行到狼山，又遇見大風，輾轉到了定海的小洋山。一個月後，風向不錯，船行到了舟山附近。停留一段時間等風后，又向着今天普陀山南出發。而就是這一段航程，讓鑑真大師一行備經苦難。同年十月十三日，在海上漂流了14天后，他們竟然航行到了海南島南端的崖縣。

當地頭人馮若芳隆重接待了鑑真一行，並把他們安排到自己家裏，虔心供養。

張家港博物館的一位考古專家曾經談到，“按唐代法律，非國家派遣不得出國，而東渡的鑑真在當時不是國家派遣，只是一位私自出國的‘偷渡客’。”

爲何鑑真在海南成爲座上客，並得到厚重資助？

《東征傳》說到的馮崇債、馮若芳是親戚。官府與海盜相互依託的實錄告訴我們，隋唐時，海南存在一個豪強割據現象。據此，可知盛唐時馮氏在海南還是很大的豪族。他們是高涼馮氏的後裔，豪族之間相互兼併，至樑前期以高涼冼氏爲最大。自冼夫人嫁馮寶而馮氏取代冼氏爲最大豪門，其子孫散落在海北、海南。海北盛於隋季唐初，至武周後式微，其在海南者則盛唐時仍爲大豪族。

馮崇債這個大首領僅爲振州之別駕，乃州刺史之佐貳。可見，海南諸馮與唐朝廷之間的關係必不如海南之北，所以，地處南端的振州對唐朝的法規不甚“敏感”，對鑑真這樣的大和尚，振州別駕馮崇債明裏暗裏都知道鑑真私自東渡，他們不僅沒有處理他，還親自帶領官員僧俗相迎，乃至親自掌勺做飯，供養鑑真等人。

盤踞萬安州的大海盜

古崖州（振州）在中國史書上佔有一席之地，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爲水南村的大港。大港作爲通商口岸，在海南古代海上交通史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在唐代，我國的對外貿易已十分發達，往返於廣州、揚州、泉州和波斯等國的中外商船，爲了避風和取水，經常停泊於大港。大港成爲南方海外交通的中轉站。當時海南的金銀、珍珠、玳瑁、香料、檳榔等土特產也從這裏遠銷國內外各地。偏僻的海島，物產如此豐富，還有繁忙的物流中轉中心，物產一週轉，自然激起一些豪強的貪婪之慾。馮若芳不過是豪強中的“成功人士”。

當時在馮崇債治下，海南有兩個大海盜，一個叫陳武振，一個叫馮若芳。兩人均以劫掠外國特別是波斯商船爲業。

關於唐代海南的海盜，《太平廣記》記載：唐振州民陳武振者，家累萬金，爲海中大豪。犀象玳瑁，倉庫有數百個。先是西域商船，飄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精通詛咒的法術……凡商船經過海路，不幸風漂迷路，到了振州境內，振民就登上山頭，披頭散髮地詛咒，詛咒過後果然起風揚波，興風作浪，商船也就開不動了，肯定會漂到所咒之地便停下了———武振就因此而發了大財……

如此記述像是有些誇張，但陳武振肯定是唐朝振州（三亞）的一個重要海盜，他的萬金家財都是靠搶劫西域商船所得。不過陳武振的劫掠夠不上馮若芳，也不如馮若芳富有。據說是恰恰因爲陳武振“善咒術”，唸咒念得“船不得行，由是劫掠”，被人上告，就獲了罪，鉅額家財充了公，當時因爲錢財認他爲兄的官吏韋公幹也就跟着栽了。

據史料記載，據載，馮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取物爲己貨，蘇芳木露積如山，其餘財物，亦稱此焉”，甚至形成了一個“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的波斯奴婢村。 以此推測，馮若芳乃唐玄宗天寶年間，盤踞海南島萬安州（今萬寧市）的大海盜。     

從史料看，馮若芳的家財恐怕富可敵州。他會客時焚燒價值昂貴的“乳頭香”，而且一燒即百斤。乳頭香極其名貴，是外商賴以與中國貿易的奇貨，馮若芳卻用以當火燭。

據記載，鑑真一行羈留海南的近一年半時間中，所接觸到的海南崖州（振州）的頭面人物中，主要爲馮若芳、馮崇債等等。

鑑真第六次東渡日本帶十二種香，約六百餘斤。那些香是用海南特產香木製成的，都可能是大海盜馮若芳相贈。 

唐代海南島上奴隸主的勢力還很強大一說，並非臆斷，確有實據。儘管中土已不存在這方面的記載，幸而在日本還保存着很說明具體情況的有關文獻。鑑真和尚東渡日本，日本著名文人真人元開在鑑真圓寂後十六年，受隨鑑真東渡弟子思託的請託，根據思託記錄，將鑑真一行東渡的始末經過，撰成《唐大和上東征傳》一卷。此書有幸流傳了下來，書中載有天寶時海南島馮氏的情況，摘錄如下：

天寶七載，鑑真一行第五次東渡，約在舟山附近，遇大風，漂流十餘日，“乃到振州江口泊舟”。州“別駕馮崇債遣兵四百餘人來迎”，至州城，迎入宅內，住一年。“馮崇債自備甲兵八百餘人送，經四十餘日，至萬安州”。“州大首領馮若芳會客，常用乳頭香爲燈燭，一燒一百餘斤。其宅後，蘇芳木露積如山。其餘財物，亦稱是焉”。

“行到崖州界，無賊，別駕乃回”。至崖州，遊奕大使張雲（張雲實際上也是大海盜，筆者注）出迎。“……彼州遭火，寺並被燒。和上受大使請造寺。振州別駕聞和上造寺，即遣諸奴，各令進一椽，三日內一時將來”。自崖州至澄邁上船，三日三夜達雷州。

第六次東渡成功  馮若芳功不可沒

馮崇債供養鑑真一行達一年，又親自率領甲兵八百餘人遠送至崖州。若無海盜馮若芳的幫助，幾無可能。

何況，鑑真要在崖州造寺，馮崇債又命令“諸奴”三日內奮進一椽，營建成佛殿、講堂、磚塔、釋迦丈六佛像，其財力之雄厚可想。可想而知的是，當時馮崇債官職只是振州別駕，他若單純動用公家財力是難於給鑑真如此巨大的財力支持，還得仰仗馮若芳的資助。而這些資助，馮若芳心甘情願。

海盜馮若芳的財貨奴婢多得自劫掠波斯船舶，與《通典》論嶺南風俗“浮掠不忌”之語正相符合。嶺南風俗未必都是如此。海南島地處僻遠，社會發展階段落後於大陸，又有掌控海上交通線路之便，天高皇帝遠，從而形成“俘掠不忌”的風俗則是不足爲怪的。

鑑真六次東渡中，這一次的行程最長、遭受艱險最大。鑑真一行在海南休整近一年半後，返回揚州，開始爲他的第六次東渡日本做準備。

三天後，馮崇債繼續護送鑑真一行抵達崖州(今瓊山)。這裏已比較安全，馮崇債便拜別鑑真，領着八百餘兵卒依依惜別，返回振州。

在眼睛失明的情況下，已入花甲之年的鑑真因有了馮崇債、馮若芳等人的幫助，第六次東渡日本，終於成功。

到達日本後，鑑真傳授戒律，度人濟世，成爲日本律宗的開山始祖，深受日本人的尊崇，日本人尊稱他爲“過海大師”。爲中日友好往來和交流立下了汗馬功勞。  

讓人頗感興趣的是，大海盜對佛門高僧鑑真如此恭敬，給以極高的禮遇。這是出於一種什麼樣的心態呢。是爲了給官府面子？還是想遷善成佛？

大海盜也罷，無慾無求的聖人也罷，一切已成過眼煙雲。惟一讓人回味無窮的，是海南島與佛教高僧在不經意間結下的那段緣。三亞的大海盜爲何對鑑真如此友善？依然是歷史之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