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真是誰?鑑真六次東渡有什麼作用和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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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真是誰?鑑真六次東渡有什麼作用和歷史意義?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鑑真東渡,是指僧人鑑真前往東瀛傳授佛教。鑑真曾六次前往東瀛,辛勤不懈地傳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並帶去了大量書籍文物。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使佛教更爲廣泛的傳播。

唐朝時,很多中國人爲中日兩國人民的交流作出了貢獻。他們當中,最突出的是高僧鑑真。他不畏艱險,東渡日本,講授佛學理論,傳播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促進了日本佛學、醫學、建築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學界的尊敬。

鑑真原姓淳于,14歲時在揚州出家。由於他刻苦好學,中年以後便成爲有學問的和尚。公元742年(唐天寶元年),他應日本僧人邀請,先後6次東渡,歷盡千辛萬苦,終於在754年到達日本。

鑑真是誰?鑑真六次東渡有什麼作用和歷史意義?

圖 鑑真

他留居日本10年,辛勤不懈地傳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他帶去了大量書籍文物。同去的人,有懂藝術的,有懂醫學的。他們也把自己的所學用於日本。鑑真根據中國唐代寺院建築的樣式,爲日本精心設計了唐招提寺的方案。經過兩年,唐招提寺建成了。這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建築。

東渡原因

鑑真,唐代赴日傳法名僧,日本常稱爲“過海大師”﹑“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揚州江陽縣(今江蘇揚州)人。

十四歲(一說十六歲)於揚州大明寺出家。曾巡遊長安﹑洛陽。回揚州後,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造塔塑像,宣講律藏。四十餘年間,爲俗人剃度,傳授戒律,先後達四萬餘人,江淮間尊爲授戒大師。

當時,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備,僧人不能按照律儀受戒。733年(日本天平五年),僧人榮睿、普照隨遣唐使入唐,邀請高僧去傳授戒律。訪求十年,決定邀請鑑真。742年(唐天寶元年)鑑真不顧弟子們勸阻,毅然應請,決心東渡。由於地方官阻撓和海上風濤險惡,先後四次都未能成行。第五次漂流到海南島,榮病死,鑑真雙目失明,751年(唐天寶十載)又回到揚州。

曲折過程

在6次東渡日本中,鑑真等人遇到許多挫折,第一次東渡前,將和鑑真同行的徒弟跟一個和尚開玩笑,結果那個和尚惱羞成怒,誣告鑑真一行造船是與海盜勾結。地方官員聞訊大驚,派人拘禁了所有僧衆,首次東渡因此未能成行。

其後接連失敗,第五次東渡最爲悲壯。那一年鑑真已經60歲了,船隊從揚州出發,剛過狼山(今江蘇南通)附近,就遇到狂風巨浪,在一個小島避風。一個月後再次起航,走到舟山羣島時,又遇大浪。第三次起航時,風浪更大,向南漂流了14天,靠吃生米、飲海水度日,最後抵達海南島南部靠岸。歸途中,鑑真因長途跋涉,過度操勞,不幸身染重病,雙目失明。

鑑真最後一次東渡也並非一帆風順。正當船隊揚帆起航時,一隻野雞忽然落在一艘船的船頭。鑑真認爲江灘蘆葦叢生,船隊驚飛野雞不足爲怪,而日本遣唐使卻認爲不是吉兆,於是船隊調頭返回,第二天才重新起航,歷盡艱險到達日本。

鑑真帶去很多佛經和醫書到日本。他主持重要佛教儀式,系統講授佛經,成爲日本佛學界的一代宗師。他指導日本醫生鑑定藥物,傳播唐朝的建築技術和雕塑藝術,設計和主持修建了唐招提寺。這座以唐代結構佛殿爲藍本建造的寺廟是世界的一顆明珠,保存至今。鑑真死後,其弟子爲他製作的坐像。至今仍供奉在寺中,被定爲“國寶”。

六次東渡

東渡事由

742年,日本留學僧榮睿、普照到達揚州,懇請鑑真東渡日本傳授“真正的”佛教,爲日本信徒授戒。當時,大明寺衆僧“默然無應”,唯有鑑真表示“是爲法事也,何惜身命”。遂決意東渡。

鑑真是誰?鑑真六次東渡有什麼作用和歷史意義? 第2張

圖 鑑真大和尚行跡

第一次

742年冬,鑑真及弟子21人,連同四名日本僧人,到揚州附近的東河既濟寺造船,準備東渡。

時日本僧手中持有宰相李林甫從兄李林宗的公函,因此地方官揚州倉曹李湊也加以援助。不料鑑真一位弟子道航與一名師弟如海開玩笑說:“人皆高德行業肅清。如如海等少學可停卻矣”,如海信以爲真,大怒,便誣告鑑真一行造船是與海盜勾結,準備攻打揚州。當年海盜猖獗,淮南採訪使班景倩聞訊大驚,派人拘禁了所有僧衆,雖然很快放出,但是勒令日本僧人立刻回國,第一次東渡就此夭折。

第二次

744年1月,作了周密籌備後,鑑真等17僧(包括潛藏下來的榮睿、普照),連同僱傭的“鏤鑄寫繡師修文鐫碑等工手”85人,共100餘人再次出發。結果尚未出海,便在長江口的狼溝浦遇風浪沉船。船修好後剛一出海,又遭大風,飄至舟山羣島一小島,五日後衆人方被救,轉送明州(今浙江寧波)阿育王寺安頓。開春之後,越州(今浙江紹興)、杭州、湖州、宣州(今安徽宣城)各地寺院皆邀請鑑真前去講法,第二次東渡遂結束。

第三次

結束了巡迴講法之後,鑑真回到了阿育王寺,準備再次東渡。此事爲越州僧人得知,爲挽留鑑真,他們向官府控告日本僧人潛藏中國,目的是“引誘”鑑真去日本。於是官府將榮睿投入大牢,遣送杭州。榮睿途中裝病,僞稱“病死”,方能逃離。第三次東渡就此作罷。

第四次

江浙一代既然不便出海,鑑真於是決定從福州買船出海,率30餘人從阿育王寺出發。剛走到溫州,便被截住,原來鑑真留在大明寺的弟子靈佑擔心師父安危,苦求揚州官府阻攔,淮南採訪使遂派人將鑑真一行截回揚州。第四次東渡不了了之。

第五次

748年,榮睿、普照再次來到大明寺懇請鑑真東渡。鑑真即率僧人14人,和工匠水手等共35人,陰曆6月28日從崇福寺出發,再次東行。爲等順風,出長江後鑑真一行在舟山羣島一帶停留了數月,直到11月才能出海。在東海上,該船遭到強大北風吹襲,連續漂流14天才看到陸地,16天后方能上岸,發現已經漂流到了振州(今海南三亞),入大雲寺安頓。鑑真在海南停留一年,爲當地帶去了許多中原文化和醫藥知識,時至今日,三亞仍有“曬經坡”、“大小洞天”等鑑真遺蹟。

之後,鑑真北返,經過萬安州(今海南萬寧)、崖州(今海南海口)、雷州、梧州到達始安郡(今廣西桂林),在始安開元寺鑑真又住了一年,又被迎去廣州講法,途徑端州(今廣東肇慶)時,榮睿病死該地龍興寺。在廣州,鑑真動心前往天竺,被慰留。入夏之後,鑑真繼續動身,經韶州時,普照辭去,臨別之時,鑑真發誓“不至日本國。本願不遂”。此時,鑑真由於水土不服加之旅途勞頓,又爲庸醫所誤,導致雙目失明。過了大庾嶺,鑑真大弟子祥彥又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坐化,鑑真十分悲痛。接下來鑑真又經過了廬山、江州(今江西九江)、潤州江寧縣(今江蘇南京),回到了揚州。第五次東渡結束。

第六次

由於鑑真的遊歷遍於半個中國,因此聲名大噪。

753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吉備真備、晁衡等人來到揚州,再次懇請鑑真同他們一道東渡。當時唐玄宗崇信道教,意欲派道士去日本,爲日本拒絕,因此不許鑑真出海。鑑真便祕密乘船至蘇州黃泗浦(在今張家港市塘橋鎮鹿苑東渡苑內),轉搭遣唐使大船。隨行人衆24人,其中僧尼17人。11月16日,船隊揚帆出海,此時,普照也於餘姚趕來,11月21日,鑑真所乘舟與晁衡乘舟失散,12月6日剩餘兩舟一舟觸礁,12月20日,抵達日本薩摩。第六次東渡終於成功。

日本經歷

天皇的尊敬

鑑真到達日本後,受到孝謙天皇和聖武太上皇的隆重禮遇,754年2月1日,重臣藤原仲麻呂親自在河內府迎接,2月4日,鑑真一行抵達奈良,同另一位本土華嚴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統領日本佛教事務,封號“傳燈大法師”、尊稱“大和尚”。

根據聖武和孝謙的意願,鑑真作爲律宗高僧,應該負起規範日本僧衆的責任,杜絕當時日本社會中普遍存在的託庇佛門,以逃避勞役賦稅的現象,因此,孝謙下旨:“自今以後,傳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這引起了日本本國“自誓受戒”派的反對,尤其是興化寺的賢璟等人,激烈反對。於是,鑑真決定與其在興福寺公開辯論,在辯論中,鑑真做出讓步,承認“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爲正式認可的具足戒必須要有三師七證,結果賢璟等人皆被折服,捨棄舊戒。鑑真於是在東大寺中起壇,爲聖武、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謙之下皇族和僧侶約500人授戒。

756年,鑑真被封爲“大僧都”,統領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規的戒律制度。

然而,758年,作爲鑑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謙天皇在宮廷鬥爭中失勢,被迫傳位給淳仁天皇。相應的,鑑真也遭受到排擠。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煩躁,不敢勞老”爲由,解除了鑑真“大僧都”一職,並將在宮廷鬥爭中敗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賜給鑑真。次年,鑑真弟子在該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賜名“唐招提寺”,鑑真從東大寺遷居至此。淳仁還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須前往唐招提寺學習,使得唐招提寺成爲當時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學府。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年)5月6日,鑑真在唐招提寺圓寂,入滅之前,其弟子爲鑑真膜影,立夾漆像,傳世至今。

鑑真是誰?鑑真六次東渡有什麼作用和歷史意義? 第3張

圖 唐招提寺

764年,孝謙天皇鎮壓了惠美押勝之亂,重新登基。鑑真的弟子思託、法進等人相繼成爲“大僧都”,唐招提寺也得以擴建,成爲日本建築史上的國寶。鑑真所開創的四戒壇,也成爲最澄開創日本天台宗之前日本佛教僧侶正式受戒的唯一場所。鑑真也被尊爲日本律宗初祖。

日本弟子

鑑真在日本的弟子很多,其中法進(709-778)是鑑真講授戒律和授戒的得力助手,被日本律宗奉爲僅次於鑑真的“第二和尚”,撰有大量律學註疏,還經常向日本學僧講述天台三大部4遍,深受歡迎;

思託積極協助鑑真營造唐招提寺,在向僧衆講授律學之外,也講授天台宗教義,撰有日本最早的佛教史傳《延歷僧錄》,並撰寫鑑真傳記《大唐傳戒師僧名記大和尚鑑真傳》,日本元開的《東征傳》主要是據此書撰寫的;

如寶在鑑真死後主持唐招提寺,在進入平安時代之後曾爲桓武天皇及后妃、皇太子授戒,被日本律宗奉爲繼承鑑真、法進之後的“第三和尚”。

意義

鑑真東渡具有極大的歷史意義促進了中日文化的交流與發展,佛教更爲廣泛的傳播到東亞地區,對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業發展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增進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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