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用“國退民進”政策解決了西北邊防後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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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率義軍推翻元朝後,敗走漠北的蒙古殘餘勢力仍對中原虎視眈眈,伺機反撲,西北一帶少數民族離心傾向也不斷增長。新興的明帝國不得不把三分之二的財政收入花在西北邊防建設上,沿長城設九個邊鎮以拱衛關中,保護京師,其中固原、寧夏、延綏、甘肅四鎮便在陝西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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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設“三邊總督”駐節固原(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地處西安、蘭州、銀川三角地帶中心),統率軍隊20餘萬,戰馬10餘萬匹,負責東起延綏皇甫川(陝西榆林以北)、西至嘉峪關、西南至洮岷(今甘肅南部)綿延數千裏的邊防區。
但邊地苦寒,人煙稀少,數量龐大的邊防軍每年耗糧以萬千石計,需布數十萬匹,自內地調運費時費力,民多怨言,政府財政也不堪重負。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採納謀臣建議,實施“食鹽開中”新政,將實施千年之久的政府食鹽專賣制度網開一面,允許民間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換取食鹽經銷的許可證“鹽引”,大約30斤糧食可換一份“鹽引”,而且是當時質量最好、最能賺錢的淮鹽引。
朝廷“國退民進”,讓利於民,“淮鹽價貴,商多趨之”,邊防軍需難題一舉解決,而坐享地利的陝西商人,得益最多,自此冒起。原來陝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自古爲中國糧食主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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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永樂年間(1403年~1424年)陝西官倉存糧近1100萬石(明代一石約爲90多公斤),足夠支付駐防官軍俸糧三年,萬曆年間(1573年~1620年)全國260個府中,按稅糧多寡排名,西安府僅次於號稱糧倉的松江府(今上海市一帶),位列第四。如此看來,輸糧換引的“食鹽開中法”,等於是爲陝西商人量身定做的傾斜政策了,一時間,關中產糧區的農民們掀起了進城經商、賣糧販鹽的熱潮。
相比之下,山西曆來缺糧,山西商人要享受“食鹽開中”政策,只有推着獨輪車到山東買糧,再販運邊關,是爲頗費周折的“買糧換引”,而徽州遠離邊塞,山高路遠,徽州商人更無力參與其中。這也是明朝初年陝商比晉商、徽商起步較早的重要原因。
但陝西商人獨享的“特區”政策,到明朝中葉爲之一變。明弘治五年(1492年),主管財政和稅務的戶部尚書葉淇上任不久,就將輸糧換引的“開中法”,改爲以銀換引的“折色法”,也就是說,商人不必再千里迢迢送糧食到邊關,而是直接拿出白銀購買鹽引,即能獲得販賣食鹽的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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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淇是山陽人(今江蘇淮安),此舉顯然打破了陝西及山西等“邊商”固有的優勢,給了地理上更接近兩淮、以徽商爲主之“內商”進入利潤豐厚的鹽業經營的良機。
自此,留在西北邊塞種糧食已失去經濟上的意義,陝西商人和山西商人一起,紛紛來到運河沿岸的兩淮食鹽轉運樞紐揚州,成爲專業鹽商。據記載,當年會集揚州的陝西商人不下500人,名聲顯赫者有“三原之樑,涇陽之張、郭,西安之申,潼關之張,(他們)兼籍故土,實皆居揚”,這標誌着一個衝出潼關、走向全國的陝西商幫開始成型。
正是在揚州,他們與蓄勢已久、雄心勃勃的徽州鹽商狹路相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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