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錯獻出“募民實邊”的計策 ，爲後來漢武帝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打下了基礎

在冒頓單于的帶領下，盤踞北方的遊牧民族匈奴是漢朝初期大漢最強勁的敵人，經常對漢朝的邊境發出侵擾，導致邊地的軍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冬，劉邦親自率領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卻被冒頓單于指揮四十萬大軍包圍在平城的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東北的馬鋪山)。最後劉邦憑藉陳平獻出的奇計才使匈奴大軍退卻。

劉邦親征都打不過匈奴，漢朝只好採用“和親”的政策來與匈奴人維持和平。然而，即使如此，漢朝和匈奴也只是表面上以“和親”的形式維繫，實際上卻一直處於戰和不定的狀態中。

漢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夏，匈奴右賢王乘漢文帝新即位之機，率領匈奴大軍入侵河套以南地區。

漢文帝針對匈奴屢次破壞和親，擅自捕殺漢朝官吏和士兵，掠奪邊地居民的財物和土地，果斷髮兵抗擊匈奴的侵擾，這是自實行“和親”政策以來，漢朝首次大規模發動軍事打擊入侵的匈奴。

漢文帝派丞相灌嬰率八萬漢軍，在高奴(今陝西延安北)迎擊右賢王，又派中尉材官防守長安。漢文帝甚至還親自到甘泉(今陝西淳化)督戰，結果匈奴右賢王兵敗逃出塞外。

於是，漢軍乘勝追擊，漢文帝從甘泉到達高奴，並取道高奴去太原。不料就在這時，濟北王劉興居(劉邦之孫，劉肥第三子)發動叛亂。漢文帝聞訊立即罷兵趕回長安，平定了劉興居的反叛。

前元四年(公元前176年)，冒頓單于又派人給漢文帝送來一封信，表示願意跟漢朝恢復和親。此時的漢朝也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以便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因此，漢文帝決定與匈奴恢復和親。

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漢文帝派人前往匈奴，雙方約爲兄弟，還送給冒頓許多貴重物品。過了不久，冒頓單于死了，其子稽粥繼立，這就是老上單于。

老上單于初立，漢文帝將一位宗室公主嫁給他，還派宦者中行說爲陪嫁大臣。中行說到了匈奴就投降了匈奴了，並經常爲老上單于出謀劃策，勸他進攻漢朝，掠奪漢朝的財富，從此，匈奴與漢朝的關係又日趨緊張。

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老上單于親率14萬大軍入北地郡，進佔朝那(今甘肅平涼西北)、蕭關(今甘肅固原東南)、彭陽(今甘肅鎮原東南)，燒燬安定郡的回中宮(秦宮，故址在今甘肅固原)，其前鋒直抵岐州雍(今陝西鳳翔)、甘泉(今陝西淳化西北)，距長安僅200裏，嚴重威脅漢朝都城長安的安全。

漢文帝派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調集10萬騎兵，駐防長安以備匈奴。又派盧卿、魏遨、周竈、張相如、董赤等人，大發上郡、北地、隴西等處兵馬車騎迎擊匈奴，苦戰月餘，纔將老上單于逐出塞外。

之後，匈奴仍然年年騷擾漢朝邊地，殺掠大量人民，雲中及遼東兩郡受害最爲嚴重。

文帝后元四年(前160年)，老上單于去世，其子軍臣立爲單于，仍以中行說爲親信，積極準備攻漢。

漢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軍臣單于絕和親之約，又對漢朝發動戰爭。他以6萬騎兵，分成兩路，每路3萬騎，分別侵入上郡及雲中郡，殺掠大批人民，告警頻頻傳至甘泉和長安，京師爲之震動。

漢文帝派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率軍進駐飛狐(今山西上黨)，蘇意屯句注(今山西代縣西北)，張武屯北地(郡治在今甘肅慶陽西北)。同時在京城長安附近，也派重兵防守。周亞夫駐守細柳(在長安西北)，劉禮駐守霸上(在長安東南)，徐厲駐守棘門(在長安北)。

當時形勢緊張，駐軍戒備森嚴，隨時準備應急。漢文帝到細柳慰勞將士，周亞夫甚至披甲持兵，說“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漢書·周亞夫傳》)，簡直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匈奴見漢軍加強了守備，遂退出塞外。漢軍也罷兵撤警。

漢文帝在位期間，爲了謀求安定的和平環境，對匈奴一直採取剋制的態度。他繼續執行漢初的“和親”政策，避免大動干戈。

然而，這麼多年來，匈奴雖然受益於和親政策，但卻極不信守和親的盟約，僅大規模的騷擾就有三次，小的零星的侵襲更是不計其數，不但邊郡人民深受其害，而且漢朝爲抵禦匈奴的侵擾，僅輜重轉輸一項，就耗費很大。

面對這種困境，當時還是太子家令(太子府的總管)的晁錯專門上書漢文帝，分析漢朝與匈奴雙方在軍事上各自的長短，指出匈奴是個擅長騎射的遊牧部族，他們往來無常，入侵靈活機動，一旦發現守衛的將卒較少，則隨時入境掠殺。

如果朝廷不發兵救援，邊民勢必絕望而降附匈奴，而發兵人數少無濟於事，人數多則遠縣救兵剛到，匈奴人卻早已逃跑了。如果在邊地駐紮防守，費用開支實在太大，不在邊地駐守，匈奴人隨時可以打進來。這樣年復一年下去，則國窮而民不得安寧。

於是，晁錯向漢武帝獻出一計，那就是“募民實邊”，即在邊地建立城邑，招募內地人民遷徙邊地，每個城邑移徙千戶以上的居民，由官府發給農具、衣服、糧食直到他們能自給爲止。

凡是接受招募遷往邊地的老百姓，有罪的可免其罪，無罪的可以拜爵，或者免除徭役。遷往邊地的老百姓，按行伍編制組織起來，平時進行訓練，有事則可應敵，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擾，奪回被匈奴人掠奪的財富，則由官府照價賞賜一半。這樣，使遠方無屯戍之苦，而塞下之民又可相保。

漢文帝聽罷，遂採納晁錯的計策，招募百姓移徙塞下，收到了“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漢書·晁錯傳》)的效果。

不久，晁錯又在《論貴粟疏》中，提出使民以粟爲賞罰的“貴粟之道"，規定凡入粟朝廷者可以拜爵，可以免罪。而入粟塞下者，也同樣可以拜爵和免罪。

漢文帝再次採納晁錯的意見，令民入粟於邊，還根據入粟的數量，規定了拜爵的不同等級。這對於抗擊匈奴的騷擾、減省轉輸之苦，都有一定意義。

漢文帝採取“募民實邊”的辦法，改變了單一輪換屯戍的制度，既有利於對邊郡的開發，又大大加強了抗擊匈奴的防禦力量。這對漢景帝繼續執行休養生息政策，解決內部諸侯王叛亂問題都起到重要作用，也爲後來漢武帝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打下了基礎。

漢文帝死後，漢景帝對匈奴雖仍實行“和親”政策，但也繼續實行“募民實邊”的政策。隨着漢朝防禦力量日益加強，匈奴對邊地的軍事騷擾也有所收斂。

漢景帝在位16年間，匈奴入邊侵擾次數大爲減少，見於記載的僅有三次。規模最大的一次，即漢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六月，匈奴入雁門，攻至武泉(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東北)，又入上郡(郡治在今陝西榆林南)，搶掠漢朝的苑馬。漢朝官兵奮起抗擊，戰死者達2000人之多。除此之外，終景帝之世，匈奴沒有大規模的軍事騷擾。

憑藉着晁錯提出的“募民實邊”的政策，文景兩帝在對待匈奴的軍事侵擾，並非只停留在單純的消極退卻，而是以積極加強防禦力量爲主，從而達到避免和減少戰爭的目的，爲漢朝的休養生息創造了和平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