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的粗暴改革竟釀成了以後多起悲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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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一項利益調整，必然要觸及相當多的既得利益，引起反彈。改革當然不能因此知難而退，但事先進行充分的沙盤推演，考慮成本、收益，考慮正、副作用，儘量做好預案，以減少成本、提高收益，則應該是“頂層設計”或者任何其他“設計”的基本前提。

然而，戊戌變法中的“改革”，在這方面不僅相當粗糙，而且相當粗暴。細節決定成敗，正是在這些細節上的失誤，成爲這場“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　　

戊戌變法

一個例子是廢除八股，改用策論。就事論事，這當然是好事，能夠把中國精英分子的精力，從無病呻吟中解放出來，投放到對現實的更大關注上。對八股弊端的批判，早已是全社會的共識，並非起自戊戌“改革”者們，因此，“是否要改”已非問題，難點在於“如何改”，尤其是如何過渡—從工具的角度看，畢竟八股是延續千年、相對最爲公平的“公務員”考試方式，關係到政局、更關係到千百萬讀書人的切身利益。

在康有爲與光緒皇帝有關此事的對話中，康有爲認爲：“上既以爲可廢，請上自下明詔，勿交部議，若交部議，部臣必駁矣。”他建議光緒皇帝繞開行政體系，直接下令廢止。如此建議，當然遭到了朝臣反對，軍機大臣剛毅說：“此事重大，行之數百年，不可遂廢，請上細思。”後世的鬥爭史學，將這當作“頑固派”試圖阻撓“改革”的證據。最後，朝臣們拗不過皇帝，退而求其次，要求至少要徵得太后的同意，遂於1898年6月23日下詔，改八股爲策論，但將改革期限放寬到3年。如此一來，雙方都不滿意，康有爲因此發動了大規模的輿論造勢，逼迫高層立即推行這一改革，並由此而引發了一場無謂的黨爭，最終也並非通過“速改”的方案，卻既造成執行層的官員對“改革”的懷疑、也造成更多讀書人對“改革”的敵視。梁啓超後來在批註相關史料時，也反思說：“使數百萬之老舉人老秀才一旦盡失其登進之路，恐未免傷於激進，且學校生徒之成就，亦當期之於數年以後，故此數年中借策論科舉爲引渡，此亦不得已之辦法也。”

更爲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幹部人事調整上。

1898年8月30日，中央宣佈裁撤多個部門。從精兵簡政、提高政府效率方面，這樣的裁撤毫無疑問是必要的，但問題是，這麼大範圍的裁員，事先並未做好、甚至根本沒考慮過安置分流計劃。“此詔一下，於是前者尸位素祿圃無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惶惶，更有與新政諸臣不兩立之勢”，“改革”者們“如投身於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梁啓超《戊戌政變記》)。

《劍橋中國晚清史》對此評論說：

“這種激進的傾向不但與大多數政府官員的意識形態立場背道而馳，而且也同幾乎整個官場的既得利益發生衝突……變法運動的驚人速度和它日益增長的激進傾向造成了普遍的憂慮和不安氣氛，致使變法維新運動很容易被看成要無區別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這樣，百日維新使整個朝廷分裂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雙方，一方是皇帝和少數激進的少壯維新派，另一方是太后和整個官場。”

被看成是要“無區別地摧毀一切現成秩序”，這樣的“改革”到處無謂樹敵，失去了本該依靠、利用的力量。

圍園殺後

康有爲、譚嗣同等人試圖發動政變，第一步是散佈慈禧、榮祿要發動軍事政變的謠言。

6月15日，光緒宣告“本年秋間”將和太后“由火車路巡幸天津閱操”。“閱操”，就是觀看軍事演習。兩個月後，又發佈了有關閱兵的第二道詔書。在宣佈天津閱兵之前，光緒皇帝已經陪同慈禧太后檢閱了神機、火器、健銳三支部隊的新式操演。

康有爲等一口咬定，即將在天津的閱兵，目的是爲了推翻、甚至殺害光緒。天津兵變，時人和後人基於常識，都認爲不可思議。編纂《清廷戊戌朝變紀聞》的蘇繼祖，雖然認定慈禧必有除去光緒之心，卻認爲絕不可能以兵變的方式，因爲以慈禧之力，根本不需要動用軍隊：

考諸各種史料，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計劃中的九月閱兵，將是慈禧太后發動的除去光緒皇帝的一場兵變。然而，兵變的謠傳，卻深深地影響了戊戌年的朝局發展—譚嗣同以子烏須有的兵變，勸說袁世凱舉行實實在在的兵變。

袁世凱在他的回憶錄《戊戌紀略》記載，譚嗣同深夜來訪，給他看一封事先擬好的奏摺，內稱：“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建議光緒皇帝在袁世凱請訓時，“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袁世凱當即問譚嗣同：“圍頤和園欲何爲?”譚嗣同說：“不除此老朽(慈禧)，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康有爲的《自編年譜》說，這是他的授意，“乃囑譚復生(譚嗣同)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

其實，康有爲並無“天津兵變”的任何證據，其《自編年譜》中有一個字露了底：“先是慮九月天津閱兵即行廢立”。“慮”，最多隻能算推斷。但是，這一推斷，到了付諸行動時，儼然就成了“殺後”的確切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