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爲何要改革科舉制度？旨在建構一個完整的科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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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武則天，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此人的歷史事蹟。

在早期先秦儒學中，文學統一於儒學。孔子所謂儒門四科包括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德行爲首要品質，文學爲末事。魏晉以降，文、儒關係發生裂變，文學獨立，與經學、玄學、佛學並列爲四。南朝以迄隋代，學風漸漸以文學相尚，但往往受到儒學的排斥。

北朝堅守儒學敦厚篤實的精神。開皇中李諤“崇經抑文”。唐太宗勵精圖治，唯以儒學相標榜，儒學成爲李唐始初立國之本。故漢魏以來，儒學是官僚政治羣體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九品官人法的文化基礎。門閥士族以儒學禮法傳家，因此，儒學具有鮮明的貴族品格和正統地位。

而文學則往往與寒庶聯繫在一起，被視爲旁門左道，即便是爲帝王隋煬帝、唐太宗所傾慕，但總被敲響亡國的警鐘。武則天科舉改制，挑起文學大旗，勢必從根本上要動搖以門閥士族爲核心的舊貴族的文化根基，代之以培養以寒庶爲核心的文人羣體這一新興階級，使之成爲聽命於己的文化政治基礎。

所謂文學之士、文儒之士，強調文學在先。這種人必須具有熟練的文辭運用技巧，這是做官的基本素質。儒家道德已經不是首要的條件。因此，武則天打造的新興官僚個體，大多集官僚、文士與詩人三種屬性於一身。文儒分途，先文後儒，弱化了文人的獨立品格，使其更多功利性與依附性，更便於爲君王所驅策。

不僅如此，武則天還通過設立武舉完成了士人文武分途的設想，使以關隴貴族爲核心的文武合一，原本能夠出則爲將、入則爲相的全能之士，分裂爲要麼做文官，要麼做武將的單向官僚個體。這種價值取向和選材標準，弱化了個體的綜合素質，嚴重削弱了貴族集團的力量。隋與初唐，儘管實行科舉，但科舉出身並非人仕的主要途徑。

武則天信任文人，並開始大量重用文人

武則天信任文人，並開始大量重用文人。他們分別來自隋及初唐參加科舉的人才以及武則天科舉改制過程中培育的人才。在高宗朝尚由長孫無忌執政之初，朝廷內外已經聚集了一大批不受重視卻不甘寂寞的文人勢力，他們是貞觀時期由科舉登第的普通文人，多數來自山東、江南等地區，由於受到關隴集團的排擠，他們支持武則天革命。

許敬宗、李義府、崔義玄、王德儉、侯善業、袁公瑜六人，是高宗時期支持武則天革命的文人。

許敬宗隋代秀才，李義府貞觀六年對策擢第。圍繞是否立武氏爲皇后的問題上，他們以新興文人階層與關隴貴族形成尖銳對立，堅決站在武氏一邊，終於助其成功。如意元年武則天褒獎他們昔日在高宗永徽時期的“翊贊之功”。

如果說，大一統局面下，隋文帝創制科舉是爲削弱貴族分權達到權利集中，太宗推行科舉是爲固權，那麼，武后改制科舉，則旨在奪取，進而專權。此亦其立也。科舉考試中，所謂“殿試”，是由武王開創的。

《通典·選舉三》載：“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唐代武則天科舉改制的政治動因考本來是吏部或禮部大臣知貢舉，武則天爲什麼要在大臣知貢舉之外，另加一層殿試，親自試士子於殿前呢?原來，殿試是在則天革命、奪取李唐天下的歷史背景下，擔心被士人孤立，從而發生與大臣之間的人才爭奪戰。

其實質亦是化大臣之分權爲中央之權力集中，由中央之權力集中轉變爲帝王之專權。因此，爲儒家所樂見的“太宗官僚集團中特有的集體精神被破壞”。從王夫之激憤的批評中，可察知武氏廢公爲私意在專權的良苦用心。

武則天有意建構一個完整的科考體系

武則天有意建構一個完整的科考體系：她通過推行投牒自列，鼓勵庶人覓舉，點燃他們對政治舞臺的渴望，撩撥他們對帝王的望幸心態。如果說覓舉是自下而上苦苦追求，那麼，殿試的創制，則是帝王自上而下的對士子的主動迎合。

另外，連同作爲都試補充形式的即選之法，如此，從上到下，從都市到邊陲，爲士庶應考者全方位地敞開了大門。武后更傾向於拉攏寒門庶族，因爲他們更容易被收買和利用。趙翼論“南人多以寒人掌機要”條雲：“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於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不覺以之爲心膂。”因此，無數寒庶皆爲武后所提供給他們的機會無不感恩戴德。

武則天發展了科舉制度的鬥爭功能，使其成爲改朝換代的重要工具。她充分發揮科舉有利於自己的如此諸多用途，將儒家精神邊緣化，代之以詩賦文章之學，最大限度地培植文人學士，使得科舉文學化，政治文人化，皇權專制化，讓儒學和貴族的色彩在其不斷地全面改制中漸漸淡化。這就是武則天科舉改制的真實用心，這就是她崇文抑儒的本真面目。就此而言，武周取代李唐的歷史真實，乃是婦女挑戰男權、庶族對抗門閥的革命。科舉經過武則天的全面改制與悉心經營，價值取向以及社會結構皆相應發生巨大變化。

科舉成爲全國各階層進身的正途，進士聲望日益隆重，憑文學才能參加科舉進身的文人階層成爲一種普遍信仰和崇高追求。即便是舊有的士族，其子弟若因文章非佳，縱有潘安之貌亦會被人噱笑無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