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和親後第三年呼韓邪單于去世 再嫁新任單于

導讀：蔣方指出，昭君出塞，嫁去匈奴，實現了漢匈之間的和親友好，這是人們熟知的事實。但是，這一次和親的不凡意義，卻很少有人提及。王昭君是漢元帝的掖庭待詔，而不是通常充當和親女的皇室宗親，故漢元帝是以“賜”的名義將昭君嫁給了匈奴單于呼韓邪。

近日，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漢月邊關萬古情——昭君與昭君文化》一書，作者是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蔣方。她長期從事於古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著述可觀。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蔣方稱，文學與歷史的交織融合造就了一個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的王昭君，但人們往往不能分清，哪一位是歷史上真正的王昭君。“雖然史料缺乏，無法確鑿考證，但要走進王昭君，首先應釐清歷史真相，儘可能地去還原與接近一個真實的昭君。”

　　明仇英畫昭君圖

　　漢元帝以“準妻子”嫁單于，更顯和親誠意

蔣方指出，昭君出塞，嫁去匈奴，實現了漢匈之間的和親友好，這是人們熟知的事實。但是，這一次和親的不凡意義，卻很少有人提及。王昭君是漢元帝的掖庭待詔，而不是通常充當和親女的皇室宗親，故漢元帝是以“賜”的名義將昭君嫁給了匈奴單于呼韓邪。

“此前漢朝嫁與匈奴的女子，都是皇帝的下輩人，嫁爲閼氏後，依照漢朝禮節，皇帝就是單于的岳父，而單于就是漢朝皇帝的女婿。漢匈名義上結盟爲兄弟，實質卻是漢朝皇帝佔着輩份的優勢而居於單于之上。”但是漢元帝劉奭卻沒有遵行舊規。蔣方稱，所謂掖庭待詔，就是在後宮等候皇帝召幸的女子。當漢元帝將王昭君賜予呼韓邪單于爲妻，就是將自己後宮裏待選的“準妻子”送給對方，視單于爲平輩，給予單于以兄弟的尊重。正是漢元帝所表現的這種平等的手足之情而令呼韓邪單于非常感動，當即上書表示願意爲漢朝守衛邊疆，從東邊的上谷起，直至西邊的敦煌以外，誓保漢朝的千里邊境平安無事。

蔣方指出，在今天的某些文藝作品中，昭君被冠以“公主”之稱而呼元帝爲“父皇”，這是想當然的戲說。“歷史也是文學創作的一種資源，不是不可以展開想象，故戲說也是一種創作的路數。但是無論何樣的戲說，歷史人物的倫理關係是不可以破壞的，這會造成人們對史實的誤解，也使戲說失去憑藉歷史的意義。”

清費以耕摹明唐寅昭君圖

　　昭君“自請出塞”，努力改變自身命運

元帝決定從後宮挑選女子嫁給匈奴單于，王昭君是如何成爲“這一個”的?蔣方說，學界對昭君出塞和親，一直就有“賜婚”與“自請”兩種說法。“儘管史料無載，難以考證和坐實，但是我們可以在史料的基礎上綜合事理與人情來做分析，來做推斷，以求最大限度地接近史實。”

蔣方說，“自請”說並非空穴來風。“自請”說原出自范曄的《後漢書·南匈奴傳》。“雖然范曄的描述非常劇情化，可能有虛構的成分，但不至於歪曲事實，憑空發揮。”經過史料的搜檢，蔣方在東漢荀悅的《漢紀》中發現了“自請”的記載，推測這可能是范曄《後漢書》中描寫的一種來源。“雖然目前所發現的《漢紀》版本只是“自請”的孤證，但遙體人情，綜合事理，我仍然認爲‘自請’的可能性最大。”

蔣方稱，學界中，“自請”說是主流，而關於“自請”的動機卻有不同說法。“有兩種觀點影響較大：一者認爲昭君願做和平使者，一者認爲昭君追求愛情，我則認爲這兩種說法都有拔高歷史人物之嫌。”

蔣方分析，昭君身處華貴冰冷的宮庭，既無皇帝的恩寵，又目睹人事的無情，既思念家鄉父老，又倦怠宮廷的冷漠，這位來自楚地的女子，骨子裏有着楚人特有的剛強和執拗，她一定會不甘沉淪，而希望奮起一搏。

“昭君‘自請’，既改變了個人的命運，又改善了兩個民族的關係，並奠定了自己的歷史地位。可以說，沒有‘自請’，就沒有流傳後世的昭君。”

　昭君的存在意義，遠大於實際作爲

“在匈奴，王昭君的存在意義，遠遠大於實際的作爲。”蔣方表示，昭君出塞後對於漢匈交流的貢獻，學界頗多熱議，但是畢竟史料匱乏，她更願意用存在的意義來看待昭君在匈奴的交流作用。

匈奴單于的妻子稱爲閼氏。王昭君則是呼韓邪的諸位閼氏中擁有“寧胡”名號的閼氏。這稱號表明，“昭君和親本身即有符號意義，代表兩族合睦，邊境安寧，表達了漢族人和匈奴人的共同心願。”

昭君和親後的第三年，呼韓邪死，昭君成了新任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的妻子。蔣方指出，自昭君第二任丈夫復株累若鞮單于開始，此後匈奴單于的稱號都加上了“若鞮”二字，意即漢語中的“孝”。蔣方分析，“孝”本是漢人的倫理道德觀念，現在匈奴取“孝”用於單于稱號，表達了對於漢人文化觀念的嚮慕。漢匈之間的文化交流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情感往往是種催化劑。“單于稱號的改變恰恰發生在這兩任單于之間，王昭君恰恰就是這兩任單于共同的妻子，可以推想，她的存在就是單于在稱號中增加‘若鞮’之名的機緣。”

　昭君出塞熱議千年

“王昭君是著名的歷史人物，更是中國文學傳播接受史上的著名人物，由此構成了一種文化的現象。”蔣方指出，同爲和親政治中的著名女性，無論是漢代的烏孫公主劉細君，還是唐代的文成公主，她們的遭遇同樣引起民衆的同情，喚起文人的感慨，她們也是古人著文議論或詩詞題詠的對象，但是，無論是題詠的數量還是關切的深度，都無法與王昭君相比。

“以昭君爲題的文學創作，不僅數量多，涉及到的文學體裁多，參與創作的人數多，覆蓋了不同的社會階層。雖然作者的地位不同，職業不同，但對昭君卻有着共同的關注。顯然，在古代社會裏，“昭君出塞”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蔣方指出，在長達二千餘年的時間裏，無論是身處社會底層的百姓，還是自詡爲社會精英的士大夫，“昭君出塞”這一話題總能激發人們的興趣，引發人們的思考。這樣一種文學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爲少見的。

“昭君之所以被持續不斷地受到關注，讓人們津津樂道，是因爲她的遭遇匯聚了諸多的價值取向而成爲一個可以不斷探討的話題。”蔣方說。

“自漢末魏晉以來，這些因昭君而感動的人們，既是讀者，又是作者，或有名，或佚名，都以各種方式將自己對於社會、對於生活、對於現實、對於歷史的種種認識和種種思考揉進了‘昭君出塞’的話題之中。”蔣方分析，“昭君”二字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人名而成爲了一種文化的載體。“人們在歷史的昭君之外，又塑造了一位文學的昭君，也成就了一位文化的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