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爲何崇拜王羲之，卻非常討厭王獻之呢？

王羲之和王獻之是東晉時期著名的書法家，父子二人合稱二王，對後世的書法藝術推動產生了深遠影響。王羲之的腦殘粉非常多，其中最著名的當屬唐太宗李世民了。

歷史上往往以“二王”並稱，又往往以大王概括小王，但王獻之書藝自有其獨立價值。王羲之至會稽後，書法藝術成就達到頂峯。但誓墓不仕後因筆札多爲代筆人所書，乃有非議。

王羲之逝世後到南朝梁初，約一個半世紀，在此期間王獻之書因其媚趣研潤、逸氣灑脫，學其書者盛極一時。其間名家師法小王者，如《書斷》所載，即有桓玄、宋文帝劉義隆、羊欣等。特別是羊欣，被稱爲“人於室者，唯獨此公”，所以時人謂“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另外還有薄紹之、謝靈運、孔琳、邱道護、齊高帝蕭道成、蕭思活、范曄等，也各具小王意趣。這是王獻之聲譽日隆的一個原因。羊欣書藝獨步於王獻之之後，傳授門徒，使獻之的影響更爲擴大。

那麼，唐太宗爲何要貶低王獻之?

有的學者認爲，在初唐李世民要學書，必是從王獻之人手，因爲那時王獻之的手跡比其父的容易得到。後來李世民纔看到王羲之的墨跡。李世民也許不甘心居於王獻之之下，便把其父擡了出來。

由於李世民推崇大王、貶低小王，當時人士懾於皇帝的旨意，遂把有王獻之署名的遺蹟抹去其名字，或改爲羊欣、薄紹之等人姓名。但是唐人學小王者仍很多，特別是“唐人草書，無不學大令者”(吳德旋浯)。

歐陽詢的真、行便既學大王，又學小王，而別成—體。近人沈曾植也說：“率更(指歐陽詢)行草，實師大令而重變之。”虞世南和其他一些書家也學王獻之，張懷瓘說：“虞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方之正色，姿榮秀出，智勇在焉。王紹宗，清鑑遠識，才高書古，祖述子敬。孫過庭，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二王。”

唐人對王獻之的草書很重視，尤其是狂草。張旭的草書就從王獻之化出。唐蔡希綜《法書論》雲：張草“雄逸氣象，是爲天縱”，“議者以爲張公亦小王之再出”。懷素也皈依小王，其《聖母帖》“輕逸圓轉，兒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見趙岫《石墨精華》)。由此可見，儘管李世民貶低小王，但終唐一代，還是有很多人向王獻之學習的。

五代後周楊凝式兼學“二王”，學習獻之取得卓越成就。沈曾植說：“草勢之變，性在展蹙，展布縱放，大令改體，逸氣自豪，蹙縮皴節，以收濟放。(張)旭、(懷)素奇矯皆從而出，而楊景度爲其嫡系。”(《海口樓札叢》)

宋代四大書家之一米芾稱：“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大令十二月帖，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末，如不經意，所謂‘一筆書’，天下子敬第一帖也”。米芾服膺王獻之，並且心儀手追這種“天真超逸”的意趣。米書與小王書血脈貫通。

另一書家蔡襄也說：“唐初，二王筆跡猶多，當時學者莫不依仿，今所存者無兒。然視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權)，號爲名書，其結約字法皆出王家父子，學大令者多放縱，而羲之投筆處皆有神妙。”蔡襄追慕晉韻，其媚趣研潤則與小王近似。

黃庭堅也稱讚“大令草入神品”，黃書“運筆圓勁蒼老，結體緊密縱橫處，從顏柳諸公上接羲獻”(笪重光語)。

即如蘇軾，其書而目雖與“二王”不類，但也有相通之處。

姜夔對小王也多推崇，曾說：“世傳大令書，除《洛神賦》是小楷，餘多行草，《保母磚志》乃正行，備盡楷則，筆法勁正，與《蘭亭》、《樂毅論》合，求二王法，莫信於此。”

元明清以來學小王書法而成就卓著者有元代趙孟頫，明代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清代王鐸等，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

總之，王獻之的書藝對後世影響深遠，自有獨立的價值。以“二王”並稱也成爲書史上的專名。“父之靈和，子之神駿，皆古今獨絕”，難怪人們稱王羲之爲“書聖”，稱王獻之爲“小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