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青樓女子身價值多少?最賤者竟僅值一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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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量化的身價論人,無論針對男女,總感覺不夠尊重,就好比口語裏那句表達輕視的話:“你才幾斤幾兩?也不掂量掂量自己”,誰聽了也不會開懷。但現實生活中,我們又無法迴避身價,譬如文體明星常被爆出“身價多少”云云,未見當事者有不高興的。這其中,固然存在身份地位的引申,最終還是量化在了“多少”的問題上。可見,地球上最尊貴的生命,是可以談及價格的。
關於古代女人的身價,歷史上典故不少,文學作品裏也有。周幽王千金買笑,褒姒的身價可真的不低,輕啓朱脣,就值千金,花容月貌、冰肌玉骨,又該值多少錢?西漢李延年形容其妹子“傾國傾城”,這個身價更高,驀然回首,城沒了,再回首,國沒了,若是再脫一下,整個地球都成她的了。還有那個陳圓圓,爲了她,吳三桂衝冠一怒,不惜用整個大明江山和萬世罵名去換。跟這些女子相比,《紅樓夢》裏撕幾把扇子的小晴雯,簡直如同草芥,不值一提。不能被量化的身價,趙炎暫且擱在一邊不表,單曬曬那些曾被明碼標價的古代女子。
大約在春秋時,中國已出現人口(奴隸)的合法買賣,其中以女奴居多。有市場,就會有具體的價格。按體重估價倒還不至於,女子體輕,若按體重,豈非吃大虧?那怎麼估價呢?按質(等級)論價,男奴隸體格健壯者價高,女奴隸姿色藝業出衆者價高,反之,則賣不上好價錢。這個定價標準幾乎恆久,直到晚清民國時期,亦未曾改變過。
在《戰國策》裏載了一個“賠了美人又賠錢”的可笑故事,說韓國統治者爲了與強秦改善外交,決定用票子賄賂秦國。但韓國很窮,拿不出多少錢,怎麼辦呢?於是韓國舉辦了一次國際性的美女“拍賣會”進行籌款。“美人之價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秦國花了“三千金”到底買回多少美女,我們不得而知,因此無法均價。但《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的故事,卻是掛了標價籤的。濟北王在市場上花了四百七十萬(五銖錢),買回一個妾,取名叫豎。這位女子大概是史料明確記載的身價最昂貴的妾。
古人的妾,除小部分是帝王賜予、朋友贈送或巧取豪奪外,其餘大部分都是花錢買的,這個性質就決定了妾的身價一般不會太高,像濟北王這樣的市場菜鳥,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漢武帝時有個淮南王就比濟北王“聰明”,看到別人有匹好馬,就用妾去換。曹操的第三子曹彰,也幹過以妾換馬的事情(《獨異志》)。在這些男人的眼裏,女人的身價連一匹馬也不如。明代御史宋準到金華辦案,回京時想買個妾,卻捨不得自掏腰包,巧立名目向金華府支取了一百兩銀子,足夠買好幾名妾了。歷史上身價最便宜的妾,只三個銅錢。元末,江蘇泰興一帶發大水,莊稼顆粒無收,百姓爲了生機,被迫賣兒賣女。張士誠的女婿魏紹元某日巡視防務,“購得一女作妾,價三錢”。
妾乃是小老婆,身價賤一些也還罷了,那麼大老婆身價又如何呢?這可是三媒六證娶回來的,該是萬金不換了吧?未必。儘管《禮記》規定正妻不能賣:“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但有史料說,孟嘗君使楚,楚王送給他一張昂貴的象牙牀,派登徒護送。登徒覺得象牙牀值千金,路上如有損壞,“賣妻子不足償之”,就重賄齊使,免去了這件苦差使。這個故事說明,在古代貴族士大夫階層,大老婆也是可以賣的,並非趙炎胡扯,且價格遠不如一玩物。歷史上大老婆身價最貴者,無非歷代帝王家的后妃,這裏不再詳述。而正妻身價最賤者,無不發生在最底層的民間。
南宋度宗時,贛南有貧苦人家將老婆貼給和尚,一年的費用不足兩貫(約二兩銀子);元末戰亂,安徽蕪湖有一賭徒欠了不少賭債,將老婆作價若干以償還。清代浙江永嘉一帶,有典妻陋俗,就是把妻子租給別人使用,典妻價每年僅京谷一千三百市斤。歷史上妻子身價最賤者,莫過於民國初期浙江臨海的一戶王姓人家,將妻子典給當地地主生育孩子,還簽了兩個字據。一個是十年期,典金三十元(袁大頭),一個是五年期,典金十二元。算一算,妻子的身價每年平均不足三塊錢。說完大小老婆,再說說妓女的身價。從交易的角度來看,古代妓女是最容易量化身價的一個羣體,相關的史料、軼聞比比皆是,且不會被人拍磚,什麼原因?你懂的。
唐代妓女在教坊籍的,往往身價比較貴,如名妓張住住“合千二百錢可與私”,有名的開元宮妓--阿布思妻,據說身價更高,尋常士大夫據說根本消費不起。那些未加入教坊籍的妓女,就比較便宜。《北里志》記載:妓女福娘對一孫姓男人有好感,就說:“某幸未列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之費爾。”民間私妓的身價,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身價更低。如有筆記所記,“進士某某年甚當,與萊兒(私妓)殊相懸,先次費小錢四十,一見溺之,終不捨,遂贖身娶之。”
歷史上身價最貴的妓女,大概非宋代的李師師莫屬。和她交往過的,大多乃歷史名流,如詞人張先、晏幾道、秦觀、周邦彥以及宋徽宗趙佶等等。據野史載,秦少游之所以中年以後窮困潦倒,其多年積累的宦囊基本一次性貢獻給了李師師。《翁天脞語》裏也有記載:“山東巨寇宋江,將圖歸順,潛入東京訪師師。”這是《水滸傳》中提到的橋段之歷史藍本,宋江那一次當真沒少花銀子,燕青說“有千百兩金銀,欲送與宅上(李師師所在妓院)”,相當具體了,這麼多錢,梁山總會計師柴進不得不隨行。
那麼,身價最便宜的古代妓女又是誰呢?回答這個問題很難,我查了不少書,只在唐代筆記小說裏找到一個例子。說詩人賈島與朋友筵宴,偶遇一女名秀娥者,擅辭令,賈島對她產生了好感。在朋友撮合下,當天就醉醺醺地留宿秀娥家。次日醒來,發現乃是一妓院,問及,知朋友並未付過任何費用。賈島是個窮鬼,不得已求告於老鴇,老鴇不幹,正打算送官時,秀娥掀簾而出,笑眯眯地問賈島:先生可有一文?賈島再窮,身上一文錢還是有的,便掏出來給秀娥。老鴇不知何故,只得放賈島離去。原來這個秀娥是賈島的粉絲,本打算不要錢的,只因外間鬧將起來,這才象徵性地收了一文錢。
古代青樓有所謂“雅妓”,即色藝雙全者。她們的才藝,頗爲廣泛,可以是詩文、書畫、琴棋以至烹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礎(在中國,妓女的古源是“女樂”),所以也稱較高等的歡場爲“曲中”。“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點出了它的特點。餘懷《闆闆雜記》上卷“雅游”:“舊院與貢院相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舊院,“人稱曲中”。曲中,就是妓院。古代青樓有所謂“雅妓”,即色藝雙全者。她們的才藝,頗爲廣泛,可以是詩文、書畫、琴棋以至烹飪等,而度曲、演唱是基礎(在中國,妓女的古源是“女樂”),所以也稱較高等的歡場爲“曲中”。
隨着需求擴大,這行業也在變化,慢慢開始出現有無才無藝而僅供肉慾、以色事人者,如舊北京之八大胡同,一解飢渴而已,別無蘊藉,連留下的故事也是粗惡的。如所皆知,當年同治皇帝私遊其間,染了一身梅毒,死得很不成樣子。
明末的秦淮香豔,不是這樣。“原爲才子佳人而設”,點出了它的特點。其實,當時南京的歡場,已有不同類型和檔次,如“珠市”和“南市”。珠市的客人,多爲富商大賈,單論美色與豪奢,此處不在秦淮之下。“其中時有麗人,惜限於地,不敢與舊院頡頏。”公認爲姿色第一的名妓王月,即屬珠市。而論品位,珠市卻距秦淮頗遠。至於南市,“卑屑所居”,是廉價的去處。三個地點的服務對象大致固定,秦淮乃文人雅士的畛域,珠市爲闊佬之樂園,南市則供下層社會消遣。
其之如此,環境使然。說到秦淮南岸的舊院,就不能不說北岸的貢院。
貢院,是科舉高級別考場,用於舉人資格的鄉試。這裏,指南京“江南貢院”,今大部已毀,明遠樓仍存,上有“江南貢院”的匾額。不過,“江南貢院”是清初南直隸改江南省後而得名,在明代,它應該叫“應天府貢院”。
這座貢院,可同時容二萬餘人考試。雖然各省會以及北京也有貢院,卻規模據說都不比南京。190廢科舉以後,它被拆除,如今尚能從照片窺其舊貌:排排號舍,密密麻麻,櫛比鱗次,一望無際。倘若還原樣保存在秦淮岸邊,我們身臨其地、放眼一望,對“舊院與貢院遙對,僅隔一河,原爲才子佳人而設”的意味,或更易瞭然。
它的建成,並不很早。《典故紀聞》:
應天初無試院,每開科,借京衛武學爲之,學地狹,每將儀門牆垣拆毀,苫蓋席舍,試畢復修。至景泰五年冬,始以應天府尹馬諒言,以永樂間錦衣衛紀綱沒官房改造試院。
景泰五年即14年,距明朝立國已有百年。另外,文中提到的紀綱,是朱棣手下大特務頭子,替朱棣殺人無算,《永樂大典》主纂、名臣解縉,即死彼手,而他自己最終下場也很慘,被朱棣處以剮刑。不料,貢院便建於紀綱府邸舊址,令人不免心生異樣——畢竟,在血腥酷吏與溫文爾雅之間,反差太大。
從時間上說,河對岸的勾欄瓦舍,早於貢院之建。我們從元人薩都剌《念奴嬌》“歌舞尊前,繁華鏡,暗換青青發。傷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略知其爲歡場,由來頗久。另參《板橋雜記》:“洪武初年建十六樓以處官妓,輕煙淡粉,重譯來賓,稱一時之盛事。自時厥後,或廢或存,迨至百年之外,而古蹟寖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舊院而已。”則南岸舊院,洪武年間已有,爲官妓十六樓之一。不過,我們推想,那時它與一般青樓或無太大差別,1454年貢院的建成,是秦淮香豔發展史的一大節點,隨着“舊院與貢院遙對”格局確立,這一帶妓院才逐漸衍爲“雅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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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秦淮香豔,要抓住舊院、貢院彼此呼應這一點,從二者因果求得對它的理解。南岸的旖旎,根本以北岸的文采爲背景,而北岸的文采,反過來也受着南岸的滋養與激發。兩相互動,而達成了餘懷的概括:“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衣冠文物、文采風流,此八字是秦淮香豔的靈魂,抽掉它們,所謂秦淮香豔與八大胡同只怕也沒有分別,不成其“佳話”。
這八個字,還解釋了另外一個問題,即爲何貢院他省亦有,卻不曾催生自己的秦淮香豔,也來一個“舊院與貢院遙對”。很簡單,各地文物、文采之盛,不能達到南京的高度。關於這一點,話題需要拉得遠一些。
中國的物質與精神文明,既因自然條件的變化,也因數次遭遇北方蠻族大的衝擊,自晉代起,就向南偏移了。東晉、六朝是第一浪潮,南宋是第二浪潮,明代是第三浪潮。經此三大浪潮,經濟文化重心南移,遂成定局。黃宗羲說:“今天下之財賦出於江南。”董含《三岡識略》也說,有明三百年,“江南賦役,百倍他省”。或有誇大,但基本格局是這樣。
物力如此,文亦隨之。截至唐宋(北宋),中國人文猶以北方爲盛,查一查那時一流詩哲的籍貫,會發現多出於黃河流域。之後,尤其明代,明顯轉到南方,特別是集在東南一隅,北方文教則衰頹得厲害。有學者依省籍統計明代“三鼎甲”(含會試第一名的會元)人數,顯示兩個結果:一、東南一帶(蘇、皖、浙、贛、閩,大致爲今華東地區)達一百九十三位,幾乎是全國其餘地方的四倍;二、其中,僅南直隸一省人數,已超過東南以外各地總和。
這種盛衰之比,甚至導致明朝出臺一項特殊政策。大家可讀《明史·選舉二》,裏面專門講到“南卷”、“北卷”問題。“初制,禮闈取士,不分南北”,但洪武丁丑年會試,“所取宋琮等五十二人,皆南士”,惹得朱元璋大怒,“怒所取之偏”,竟將主考官或殺頭或流放。朱元璋認爲不公平,有他的道理。可是客觀上,南北兩地文教水準,反差確實很大。“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考生本身質量偏低,科舉競爭力無法跟南方比,所以,單靠殺人解決不了問題。迫不得已,便想出“南北卷”的辦法。強制名額分配,南人若干,北人若干,相當於把“全國統一錄取”改爲“劃片錄取”,硬性規定北方士子在進士中所佔比例。
朝廷如此,是無可奈何。因爲無論從文化平衡發展考慮,還是出於政治需要(官僚集團構成的合理性),都不能坐視南北差距過大。不過,儘管以“南北卷”加以扶植,終明一代,北方人才劣勢都不能徹底改觀,而只起舒緩作用。南方的強勢,不僅保持,且一直緩慢然而堅定地增長。萬曆以降,這勢頭達於頂點,東林崛起便是這樣的標誌。東南士夫勢力之強,居然足以和皇帝叫板。當中雖經奄黨摧折,而無改基本走勢,及至崇禎朝,無論朝野,政治和文化主導權已盡操東林-復社之手。
等滿清取代朱明,才真正將這勢頭扼止。滿清不獨地理上處於“北方”,更在文化上屬於“蠻夷”,明人蔑稱爲“北虜”。也恰恰出於這一點,滿清入主之後,不久即着手打壓南人。康雍乾幾次大的文字獄,哭廟案、南山集案、呂留良案等,對象均爲南籍士子。血雨腥風,飄散百年。這當中,除民族矛盾、文化衝突,其實也隱含地域相抗之意味。到此,南方在文化上所居壓倒優勢,以及南方士林甚囂塵上的情態,終於稍減。有清一代,其科舉、學術及文藝,雖仍以南人略佔上風,但北方卻有強勁復甦,如今因影視劇熱播而成清代文化明星的紀曉嵐、劉墉,以及曹雪芹、蒲松齡等主要的文學作者,都是北方人。類似情形,元代也曾有而更不加掩飾,民分四等,以北人、南人區分中國人而置後者於最末等,清代好歹未至於此。
近代,南北間的抑揚再譜新篇。清室的衰微,果然表現爲南人重執政治文化之牛耳。晚清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戊戌變法中的康梁譚、翁同龢,悉屬南籍。庚子之變,“東南互保”,南方數省公然拒奉清廷命令。辛亥革命,其實也不妨稱之爲南方革命(而與北方義和團的護清,相映成趣)。此後“五四”直到中共創建,活躍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差不多個個來自南方。這種南北相抗,晉代迄今一千六七百年的時間,很少不與之發生關係,包括時下網絡之中,也時常引發口水戰。但這現象本身以及其中意味,實際並不口水而不無嚴肅,於中國文明的起伏、流向及況味,頗足楬櫫。
以中國物質、精神文明重心南移爲背景,會特別注意到南京這座城市的意義。在帝制以來二千多年的範圍下,南京乃唯一堪與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等爭輝的南方大城,是物質、精神文明重心南移趨勢在地理上的聚焦點,並因這趨勢而形成持續建都史。它整個歷史共有三個峯值,一、從三國孫吳經東晉到六朝;二、明代;三、中華民國。三個時間點均極重要,第一個是夷夏衝突正式成爲中國現實問題的時刻,第二個是向現代轉型的前夜,第三個是中國揖別帝制、步入現代國家行列的開端。從中我們覺得,南京之於中國歷史,一來有頭等的政治意義,而更大特點在於似乎是文明的節點與標識,它的枯榮似乎總是撥動中國那根文明的琴絃,一個王朝在此崛起與消失,似乎不僅僅是政治的興廢,而每每有文化滄桑、沉浮的意味,也許,這就是爲什麼古代諸大城,獨南京形成了“金陵懷古”這固定的詩吟主題,無數詩人至此難禁睹物傷情的幽思,爲之感慨、懷想和悼亡。
此外從城市文明角度,二千年看下來,只有兩座城市是真正具代表性的:漢唐爲長安,之後是金陵。它們既各自演繹了北南兩段繁縟,又共同呈示和見證中國文明重心的南渡史。中古以前的“西京情愫”,與中古以後的“金陵春夢”,相映成趣。漢唐時人心目中的長安,與明清時人心目中的金陵,具有同等的文化和審美價值,也唯有它們可以相提並論。《明夷待訪錄》“建都”篇曾談到長安和金陵之間歷史地位的變化:
或曰:有王者起,將復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勝者,以關中爲上,金陵不與焉,何也?曰:時不同也。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會稽,代指浙江)久矣……而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吳、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
此大勢一目瞭然。故爾我們看到金陵之於曹雪芹,一如長安之於司馬相如、王維等。“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這些字眼若在漢唐必屬長安,而到曹雪芹時代,卻非金陵不匹。
3
崇禎、弘光兩朝,是秦淮香豔的真正鼎盛期。
這個時間點,過去似乎沒有如何引起注意。說起秦淮香豔,往往囫圇吞棗地以爲是從來如此的悠久現象。其實要做一點細分。單講作爲風月之地,秦淮的歷史當然漫長,前引餘懷之述顯示,光是明代就可從洪武年間算起。然而,從普通風月場向“雅游”之地轉化,並非一蹴而就。從現有線索推測,應該是於景泰五年北岸修建貢院之後纔有可能。之前的情形,我們雖並不清楚,但從環境本身特點尚不具備來想,崇、弘間舊院那樣高、精、尖的極雅妓院,恐怕還是無源之水。貢院之建,加上金陵文化和歷史中固有積澱,兩者相互氤氳,再經百餘年含英咀華,終於崇、弘間達到絢爛的極致。而其爲時並不算長,從頭到尾不過十幾年光景;換言之,真正播於人口的秦淮香豔,不過是明代之尾轉瞬即逝的事情。
根據是,我們耳熟能詳的秦淮名妓,無一出現在崇禎以前。
《板橋雜記》所記,爲“崇禎庚、辛”即庚辰(1640)、辛巳(1641)年之前餘懷在秦淮的聞見,這是基本的時間窗。而它所提到的諸姬,時齡多爲十來歲。如董小宛、卞賽(玉京)十八歲,李香、李媚都只有十三歲,顧媚(橫波夫人)稍長,亦僅二十多歲。另,《板橋雜記》未載之柳如是,據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崇禎十三年庚辰之冬,河東君年二十三。”從年齡看,很顯然,明末這一羣星璀璨的名妓羣體,都是崇禎年間涌現出來;此前,她們或甫臨人世,或尚處幼齒,不可能操此業。
由此,我們將所談的秦淮香豔,做了時間段上的固定。隨後,我們還要解釋,其道理何在?爲什麼偏偏是崇禎後,而沒有早些出現?剛纔說景泰五年北岸建貢院是一大節點,然而從貢院建成到崇禎,中間長達一百七十年,卻並沒有誕生類似地這樣的羣星璀璨的名姬羣體,爲何崇禎以後,卻“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難道我們對此,只能以“厚積薄發”之類虛言應對,而沒有稍爲實證的解釋?
這樣的解釋是有的。我們可以明確指出,秦淮香豔的井噴,完全是因復社的緣故。
不過,如果只看到復社、舊院之間“狹邪”一面,則所見差矣。
庚午、南京、復社,這三個關鍵詞相聯,是有濃厚政治意味的。《思舊錄》周鑣條記道:
庚午,南中爲大會,仲馭招餘入社。
“大會”,是“金陵大會”;“招餘入社”,組織、動員也。黃宗羲話雖甚簡,我們卻不難感受當時的緊鑼密鼓。酒肆、寓所、遊船、街頭、妓院……爲某日某件事,南京到處有人串聯、拜訪或邀約。那種氣氛,古時少見,現代人反而不陌生——我們一般稱之“鬧風潮”或“鬧革命”。或許,我的思考方式過多摻雜了現代生活的影響,但復社傳遞過來的信息,的確喚起了我對革命的聯想。
茅盾回憶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節,講到熱烈革命氣氛中,也飄散濃郁的荷爾蒙氣息:流行“五分鐘戀愛觀”,幾位漂亮革命美人,“一些單身男子就天天晚上往她們的宿舍裏跑,而且賴着不走”。昂奮、激情似乎會傳染,就連早有家室的茅盾自己,也不免心旌搖盪:“有一次,開完一個小會,正逢大雨,我帶有傘,而在會上遇見的極熟悉的一位女同志卻沒有傘。於是我送她回家,兩人共持一傘,此時,各種形象,特別是女性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紛紛出現,忽來忽往,或隱或顯”。這是大革命時期的廣州、武漢和上海,而其風範,我們於明末的南京,好像亦覺眼熟。
革命與荷爾蒙,總是相互刺激。雖然名士挾妓在中國算是老套子,但此番秦淮河邊的喧謔,應該越出了那種單純的放浪形骸。我們讀《同人集》,復社諸人當時的體驗與後日的懷想,都不僅止於荷爾蒙發作,而明顯是革命情緒與荷爾蒙並作。於情場得意中自我崇高,又在自我崇高中征服情場。政治正確爲他們贏得了性的肯定,而性的肯定又令政治激情益發高揚。對崇、弘間的秦淮風情,看不到革命的羅曼蒂克,只看到偎紅依翠,實際沒有讀懂那個時代。
從庚午年起,南京似乎就有明末“青年革命中心”意味。北方饑荒和戰亂,離此尚遠,京師政壇的犬牙交錯,這裏亦無蹤影。思想和文化,南京一邊倒地處在復社影響之下。阮大鋮曾警告:“孔門弟子三千,而維斗等聚徒至萬,不反何待?”言復社勢力之大,足以造反,意在危言聳聽,但復社勢力駭人卻是真的。其所集會,規模動至上萬人,山呼海嘯。東南一帶,文脈盡爲所控,有人憤憤不平:“東南利孔久湮,復社渠魁聚斂”,《思舊錄》吳應箕條一筆記載,可證不虛:“復社《國表四集》,爲其所選,故聲價愈高。嘗於西湖舟中,贊房書羅炌之文,次日杭人無不買之。坊人應手不給,即時重刻,其爲人所重如此。”幾有一言興邦的能量。南京既爲留都,政治神經發達而密佈。復社在別處影響,或多體現爲文化追星與膜拜,在南京,則以政治能量表現出來。談到南京那段時間,吳梅村說: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墠,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闢疆爲三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闢疆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
這些人,連舉人都不是,陳貞慧不過貢生,侯、冒只是諸生。然而,“執政”爲所品評,“公卿”任憑短長。“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是指對有很大權勢的人,也不放在眼裏。之能若此,其實並非因爲“貴公子”身份。過去,“明末四公子”名頭太響,一般都以爲他們來頭驚人。實際上,這三人當中,陳、冒的父親都不是什麼大官,侯方域之父侯恂地位雖高,此時卻是罪臣。他們“雄懷顧盼”,真正原因是身後有復社這一強大組織的背景。
說到這一點,倒也真顯出明末的某種特別,亦即,言論和精英派別、組織的力量,對政治影響越來越大,政治話語權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官職或行政權力。而這特點,始顯於復社,其前驅東林仍是在朝政範圍以內謀求對於君權的獨立性,復社領袖與骨幹大多都沒有進入政壇,他們是通過思想、輿論,通過掌握文化領導權,獲取實際政治影響力。在只有“廟堂政治”的帝制中國,這既是新的政治意識,也是新的政治現象。他們實際上是在搞一場革命,讀一讀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篇,便知他們乃是有意爲之,並非步入仕途之前的權宜之計,“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復社就是這樣的“學校”——一種置於政權之外而“品覈執政,裁量公卿”的獨立政治力量。
他們試圖挑戰政治秩序,開闢從官場之外參與政治的新途徑。我們不必說他們嘗試的是民主政治,但他們的確想要打破官僚系統的政治壟斷。他們的組織化,明確指向這意圖。他們有組織的行動,則將這意圖直接付諸實踐。
《留都防亂揭帖》是復社政治鬥爭史上輝煌一頁,在南京人脈極廣的阮大鋮,居然被逼得遁形荒郊,不敢入城。歷史上,揭帖事件有兩個突出的意義:一、它的成功,完全是思想、輿論的成功,整個過程,復社學子手無寸鐵,亦未以靠山爲後臺,僅仗禿筆擊走阮大鋮。二、表面看來,只是趕跑阮大鋮,但我以爲更重要的是第一次作爲這樣的實驗,顯示從精神和思想上組織起來,可以在權力之外單獨形成社會改革力量,故而如果寫中國的學生運動史,第一頁應該從這兒寫起。
諸般跡象顯示,崇禎年間的南京城,是帝制中國一座非典型城市。此時南京,從傳統角度說簡直是令人陌生的城市。體制和官僚系統似乎失位,阮大鋮廣交政界,卻無人替他出頭,那些毛頭學子,不但佔領思想文化制高點、引領輿論,也在社會現實層面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它某些側影,完全不像僅有“民氓”與“有司”的標準古代城市,兩者之間似乎出現了第三者,一種不符合古代城市秩序與特點的新興力量,而我們在近現代革命時期的城市,倒時常看見這樣的自由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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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爲明末南京上述獨特氛圍作表徵的,與接踵不斷的盛大集會、街談巷議的政治熱情、集體圍觀的大字報之類的景觀同時,還有秦淮河上岸邊容光煥發、縱情蕩冶的情侶。將十七世紀初南京上下打量一番,我們最鮮明的印象,集中在兩個字眼。一個是“革命”,另一個是“愛情”。不妨說,革命與愛情相結合,是那段時間南京的基本風貌。這真是罕見的情形,整個帝制時代,我不知道還有第二座城市曾有過這種狀態。
清代同治間詩人秦際唐讀《板橋雜記》寫道:
笙歌畫舫月沉沉,邂逅才子訂賞音。福慧幾生修得到,家家夫婿是東林。
他將從書中得來的印象,歸結於“家家夫婿是東林”。雖詩家極言之語,未必真到“家家”地步,但秦淮名姬與“東林”訂情,確一時風行,要不然《桃花扇》亦無託名士名姬抒興亡之嘆的靈感。舉如李媚姐與餘懷、葛嫩與孫臨、顧媚與龔鼎孳、董小宛與冒闢疆、卞玉京與吳梅村、馬嬌與楊龍友(楊以同鄉關係,甲乙間與馬士英近,而累其名聲,其實崇禎時他本與東林、復社過從甚密)、李香與侯方域、柳如是與錢謙益,等等。
革命與愛情結合,是近代喜歡的文藝題材,也是近代以來纔有的題材,如外國的《牛虻》、中國的《青春之歌》。過去愛情題材,則不出愛情本身,一直到《牡丹亭》、《紅樓夢》,實際都沒越過《子夜歌》“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可悟不成匹”的層面,雖亦足動人,但在現代人看來,終究是缺少一些寬廣的東西。
可這一貫的愛情模式,到《桃花扇》卻一下子打破了。我們從孔尚任筆下所見,不再是老套的郎情妾意,而是全新的革命加愛情。中國愛情文學真正破了古典藩籬而有近代意味,就得從《桃花扇》算起,大家如果把它跟古典文學任何有關愛情的詩歌、小說、戲劇做對比,可以一眼看出這作品處在前所未有的格局中。爲什麼能夠這樣?就應了藝術源於生活那句老生常談,《桃花扇》的跳出舊窠臼,並非孔尚任拍拍腦門悟出來的結果,完全來自崇、弘間秦淮兩岸現實本身。這部劇作,幾乎是非虛構作品,孔尚任是在幾十種史著和親自走訪基礎上,依照史實寫成,劇中主題、情節、人物,都是生活本身所奉獻。所以,《桃花扇》之奇,首先在於現實之奇,是明末南京的全新愛情,哺育了這部作品。
事實上,只要對秦淮香豔有深入瞭解,都必在其男歡女愛中看到一些更具重量和力度的東西。所以,繼《桃花扇》後,從同樣背景引出的另一名作——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也登高望遠,煌煌其言:
披尋錢柳之篇什於殘闕毀禁之餘,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以“自由之思想”而贈一妓一士,很應該被深思和回味,可惜不少人於此書徒然作爲學問來膜拜,老先生的滿腔激情、縈鬱索結都看不見了。
李香與侯方域引出《桃花扇》,柳如是與錢謙益引出《柳如是別傳》。兩作都力能扛鼎,思其緣由,作者的功力及貢獻之外,我們亦訝於那個時代蘊藏之富、氣象之奇,短短十幾年,卻有那麼多瑰意奇行、可風可傳的人與事。以我所知,像顧媚與龔鼎孳、董小宛與冒闢疆、卞玉京與吳梅村的故事,精彩豐饒都不遜色,可惜還沒有大手筆來寫。
5
人類的駘蕩淫佚,並不僅當朽腐沒落時,面臨解放或處在渴望解放的苦悶之下,亦有所表現。北美六十年代性解放,多半就是社會變革苦悶所致,它與左派思潮、黑人民權運動、藍調搖滾、大麻、反戰同生共隨。我們對明末崇、弘間南京的秦淮香豔,也覺得可以如是觀,而非區區“反禮教”之類陳詞濫調可明瞭者。
讀《同人集》、《板橋雜記》等,每每想到秦淮河畔的情形與“世紀末”時期巴黎塞納河左岸頗有幾分相似。那裏,充斥着從精神和肉體自我放逐,自比波希米亞人,以漂泊、流浪爲樂事的反傳統藝術家。而崇、弘之間的南京,也有一個飄浮無根、萍水相逢、客居遊蕩的羣體——那些因趕考而聚集南京的青年舉子,很多人後來已經忘掉原來的目的,或把它降到次要的位置,他們幾年以至十幾年滯留南京(冒闢疆、侯方域都是如此),參加一輪又一輪鄉試,而一次又一次失利,卻彷彿樂此不疲、心滿意足。
冒闢疆於桃葉渡大會即席賦詩放歌,頭四句說:
昨日浪飲桃花南,今日浪飲惡木西。自笑飄流若無主,逃酣寄傲天地寬。
看看那些字眼:昨日浪飲、今日浪飲、飄流、無主、天地寬,這難道不是解放的一代嗎?
他們熱愛和享受南京的氛圍,在秦淮安營紮寨,少數有錢可以住得闊綽,多數只是像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人那樣住小閣樓、亭子間,卻體會着自由、無羈、思想充實、四方“同人”其樂融融的全新生活,“今日姚兄送我一舟,即泊小寓河亭之下,又送媚兄來,朱爾兼、顧仲恭、張幼青諸兄俱在我舟,吾兄可竟到我處……”讀此,覺得這些明代書生的生存情狀沒有任何方巾氣,倒與很多現代自由知識分子、學生思想羣落的景象,不分軒輊。
對這些精神流浪者,舊院成爲極好的潤滑劑。性的風騷和思想的風騷,天然投合,彼此激發,新鮮和解放的生命意識在放浪、馳蕩之中獲得更多的能量和刺激。整個古代,只有在崇、弘之際的南京,嬌娃麗姬才超越買歡賣笑角色,而成爲衆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和近代歐洲名媛一樣,她們的居處,分明就是南京的思想和文化沙龍。
這樣的場所,明顯不僅是男歡女愛之地,而演變爲公共思想的空間。它的出現,證明了南京公共思想的活躍,也證明了開展這種思想交流的強烈需求。它是對“廟堂”式思想空間的打破、破除,這裏所論所談,必非冠帶之說、繭疥之思,而無忌無拘、放任自由。它是自由思想地帶,也是個性地帶,“狹邪之遊,君子所戒”,青樓非書齋,君子可留書齋不必來此,來此即不必道貌岸然,而要嘻笑怒罵、真性示人。然而,秦淮河畔的個性,不再是“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不再是魏晉風度,不再是孤高自許、自外於世,這裏的個性解放指向社會解放,以歷史變革爲己任,追求羣體價值認同……
聚會、宴飲、放談,追逐名媛、沉湎愛情。這樣的場景,我們在十八世紀歐洲(尤其法國)許多小說、戲劇、詩歌、傳記、繪畫中見過。比它早一百年,“衣冠文物,盛於江南,文采風流,甲於海內”的南京,也曾有過。這既非巧合,也非形似,而發乎同樣的時代和精神氣質。可惜“千古江潮恨朔風”,白山黑水的寒流,將此一掃而空。又可惜時湮代遠,中間隔了三四百年之後,今人既不知道也不理解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說起秦淮香豔,僅目之爲花間月下。
餘懷以將近耄耋之年寫就的《板橋雜記》,而今似乎已成一篇花柳實錄,只從窺淫的角度引起閱讀興趣。無人去思考,那顆古稀之心,何以被年少之際狹邪往事久久稽淹;也無人注意他自序中的表白:
聊記見聞,用編汗簡,效東京夢華之錄,標崖公蜆鬥之名。豈徒狹邪之是述、豔冶之是傳也哉!
東京夢華之錄,即《東京夢華錄》。此書乃孟元老南渡之後,爲繁華汴梁獻上的追憶。餘懷效之,以《板橋雜記》爲錦繡南京——尤其是崇、弘間我所稱的那段“革命和愛情”——奠祭。書中嘆道,鼎革後,“間亦過之,蒿藜滿眼”。尤侗爲該書題言,亦曰:“未及百年,美人黃土矣!回首夢華,可勝慨哉!”
餘懷《後跋》說:
餘甲申以前,詩文盡焚棄。中有贈答名妓篇語甚多,亦如前塵昔夢,不復記憶。但抽毫點注,我心寫兮。亦泗水潛夫記《武林舊事》之意也,知我罪我,餘烏足以知之!
他寫的不是事和人,是心。而這顆心永遠留在了“甲申以前”,那是中國的一段不幸夭折的歷史,是一種我們今天已經觸摸不到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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