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感極低的韓國,能位列七雄之一靠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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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狹小,軍事孱弱,存在感極低的韓國爲何能位列戰國七雄?接下來小編帶你詳細瞭解歷史真相,一起看看吧!

公元前334 年,魏國在接連慘敗於齊、秦之後,惠王被迫協同韓及其他小國諸侯赴徐州朝見齊威王,承認齊國的霸主地位,即所謂“徐州相王”;此後中國進入了羣雄角逐、縱橫捭闔的混戰時期。

由於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戰國“七雄”當中的齊、秦、楚三國地廣兵強,各自的綜合實力均超過了其他諸侯。三強之間實力相對均衡,誰都沒有絕對把握戰勝對手。因爲統一條件尚未成熟,任何一強要想吞併鄰國,都會遭到其他數國的聯合抵制與阻擊,難以一舉成功。

既然兼併天下的時機未到,齊、秦、楚等強國便暫且奉行徐圖進展、謀求霸權的策略。一方面,脅迫或拉攏其他中小國家加入本方陣營,以壯大自己的力量,形成對敵優勢,即所謂“合縱”、“連橫”。另一方面,通過蠶食鄰土以增強國力,打擊並削弱爭霸對手。待到時機成熟,再來掃清寰宇,一統海內。

在這一歷史階段的政治鬥爭裏,韓、魏兩國的作用顯得尤爲重要,它們所附從的某個強國往往會取得作戰的勝利,甚至能夠不戰而迫使對手割地求和。齊、秦、楚爲了達到控制韓魏的目的,在軍事和外交活動中各施謀略。而齊、楚爭霸失利,秦國最終獲勝,得以獨步天下,這一結果與他們爭奪韓魏的成敗有着密切的關係。

存在感極低的韓國,能位列七雄之一靠的是什麼?

一、韓國所處的地利形勢

軍事地理學上的“樞紐區域”,也叫做“鎖鑰地帶”,指的是處於交通要道,在對立作戰的雙方或數方中間的“兵家必爭之地”;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奪取、控制了這一區域,就可以阻擋敵方的進擊,並使自己能夠向幾個戰略方向運動兵力,獲得戰爭的主動權。戰國中期的樞紐區域,由位居中原腹地的韓、魏兩國構成。

韓國在軍事地理方面的特點:

首先是處於東亞大陸的中心,控制了當時中國幾條重要的水陸交通幹線。

如通往東西方的陸路有:豫西走廊,西端的重鎮臨晉、陝、焦、曲沃屬魏,宜陽和東端的成皋、滎陽與管屬韓;晉南豫北通道中段的上黨、軹道分屬韓、魏。

連接南北方的大道則由燕趙南下,進入魏地的鄴、朝歌,渡過黃河,經韓之管城(今河南鄭州)、國都鄭(今河南新鄭),直赴楚國的方城。聯繫全國兩大經濟區域——關中與山東的水路,是由消水入黃河,歷三門、孟津,到達韓之滎陽、魏之延津,黃河中游河段兩岸多是韓、魏領土,幾處重要渡口如陝津、武遂、河陽、白馬俱在其內。滎陽又是黃河與濟水的分流之處,魏惠王時開鑿鴻溝運河,把濟水與汝水、泗水、淮水聯結起來,在河淮之間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水運交通網,韓之滎陽與魏之大梁都是總綰幾條河道的樞紐。

存在感極低的韓國,能位列七雄之一靠的是什麼? 第2張

其次,是韓國的綜合實力略弱於齊、秦、楚等強國。

韓的疆域在七雄中最小,而且多山,土地瘠薄,不利於種植業的發展,國家亦因此貧弱。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

再次,韓國因位於天下之中,四面受敵,尤其是被齊、秦、楚三強包圍,在軍事上處在十分不利的狀態,使本來不足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例如《韓非子·存韓》曾言:

“夫韓,小國也,而以應天下四擊,主辱臣苦,上下相與同憂久矣。”

韓的較弱國力與地理特點造成了它們在羣雄割據混戰中的被動,在軍事戰略上不得不注重守備,較多地採取防禦的做法,《商君書·兵守篇》曾詳細論證了這個問題, 總結說:“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從史實來看,若無大國支持,韓國尚不具備與其他強國(齊、秦、楚)對抗的能力。公元前318年,以三晉爲主的五國合縱攻秦遭到失敗,就表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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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由於韓國四面臨敵,國力較弱,在複雜激烈的兼併戰爭中,不得不注重審時度勢,結交和依託強國,以求生存發展。

韓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和數十萬兵力,使之對周圍鄰國的安全及爭霸擴張具有重大影響;與其聯盟,力圖控制和利用韓國,被當作這些國家軍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針。

二、韓國的變法圖強

戰國初期的韓國也和趙國有相似的毛病:國內政治混亂,具體表現爲頻繁的遷都和弒君,遷都可以理解爲一種尋求政治平衡的選擇。三晉分晉之時,韓國國都本在平陽,大約在山西臨汾附近,後來遷都到宜陽,後來韓景侯又遷都到陽翟,到韓哀侯時期,滅掉鄭國,就遷都新鄭,算是徹底穩定下來。

而弒君是緊隨着頻繁遷都而產生的。在陽翟爲國都時期,就發生了著名的聶政刺韓相俠累的事件,這一事件之後,韓烈侯甚至答應嚴遂終生爲相。之後繼位的韓哀侯雖然滅掉鄭國,但自己卻被一個叫韓嚴的人殺死。這個韓嚴又是一個不得而知的人物,可見韓國史料的渺茫不可尋。而在韓昭侯在位期間,發生了一個“韓姬弒悼公”的事件,這個“悼公”顯然不是韓昭侯,因爲在這之後韓昭侯還在位十幾年,而同時期其他諸侯國又沒有一個諡號爲“悼公”的國君去世,令這一弒君事件疑竇叢生,成爲孤證。但不論怎麼說,韓國在戰國初期都是一個政治十分落後的國家。

韓昭侯登基後,起用法家人物申不害爲相,在韓國實行社會改革。申不害的變法,原則也是“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但重點卻主要放在講求君主統治之“術”上。提倡“治不逾官”、“循名責實”、“挾知而問”等做法。韓國的這一改革,在短時間裏扭轉了國家外遭強敵侵凌、內部法紀混亂的局面,初步收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

申不害主張搞君主的專制獨裁,把權柄集中於國君一人,實行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體制,這是和衛鞅、吳起等法家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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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不害不但主張國君要用術,而且要求各級官吏只能做職權範圍內的事,不能越職辦事;凡不屬於職權範圍內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講。申不害曾說:“治不逾官,雖知弗言。"其目的還是爲了防止臣下篡奪大權。但是這樣一來,只能使得國君聽不到真實的意見,不瞭解真實的情況,所以韓非曾對此提出批評(《韓非子·定法篇》)。

申不害所講的術,客觀上是君主專制統治體制下官僚制度推行後必然的產物。這種陰謀權術,不僅國君可以用來駕馭臣下,大臣也可以用來爭權奪利“故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韓非子·定法篇》。申不害這樣用術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成效是比較差的。

申不害相韓15年,"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法"治、"術"治,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

但韓國的改革有一個根本性的侷限,即不大重視從經濟基礎、上層建築各個方面進行徹底性的變革,因而效果受到影響。變法主持人韓昭侯、申不害一死,改革就不能繼續下去,終戰國之世,韓國一直積弱積貧,無太大的作爲。

韓國雖然處於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成爲與齊、楚、燕、趙、魏、秦並列的戰國七雄之一。我想與申不害的變法也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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