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變法失敗之後王安石爲什麼會被罵?范仲淹卻被稱爲一代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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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這裏是小編,今天給大家說說王安石的故事,歡迎關注哦。

慶曆新政和熙寧變法是北宋兩次著名的改革運動,由於兩次變法的領導者分別是范仲淹和王安石,這兩次變法也被稱爲范仲淹變法和王安石變法。

不論是范仲淹,還是王安石,都是北宋的名臣,他們不論是才學、能力還是品德,都無可挑剔,兩次變法也可謂是轟轟烈烈,尤其是王安石變法,堪稱是一次劃時代的改革運動。可是,在兩人主持的變法都失敗的情況下,人們對於王安石的詬病似乎更多。提起范仲淹變法,大家最多說它有侷限性,改革不徹底,可是提起王安石變法,抨擊者卻不勝枚舉,自南宋以後,元明清官方更是直接對王安石變法進行蓋棺定論,說它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

熙寧變法失敗之後王安石爲什麼會被罵?范仲淹卻被稱爲一代名相

這樣的評價差異不禁令人深思,兩人的變法都失敗了,爲何相比之下,王安石卻飽受詬病呢?兩次變法的區別到底在哪裏,它們又是如何造成這種“貶王”的局面的呢?

事實上,儘管王安石變法是對范仲淹變法的承繼,但兩次變法卻截然不同。不論是變法的背景、內容、過程、影響,還是變法的主持者和支持力度,都存在巨大的區別。

在背景上,范仲淹進行變法前,北宋由宋仁宗統治。仁宗是一位仁慈有餘但魄力不足的皇帝,他在位時期,北宋官僚隊伍和軍隊數量都太過龐大,冗官冗兵的問題十分嚴重。這導致北宋的行政效率很低,百姓生活的也十分貧苦,遼和西夏還威脅着北疆。范仲淹時期,北宋的問題已經凸顯出來,但是到王安石執政時期,北宋的“三冗”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整個國家積貧積弱,不論是吏治、財政、軍隊還是土地,整個北宋社會幾乎全部都是問題。與此同時,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失敗也是王安石變法的背景之一。

背景的不同自然也導致兩人變法涉及的領域不同。范仲淹向仁宗上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中,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爲中心的改革主張。通過范仲淹的條陳十事,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的變法主要是針對吏治。其實,這也是慶曆新政的主基調,這次變法以整頓吏治爲主,至於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范仲淹變法很少涉及。

可是,到王安石執政以後,北宋的社會問題已經迫在眉睫,而且,慶曆新政的失敗,也讓王安石認爲,光是整頓吏治,是沒辦法解決北宋的問題的。所以,王安石變法涉及的領域非常寬廣。短短數年之間,王安石就已經在富國、強兵、取士三個領域中全面鋪開十多項改革措施,其針對領域之廣,改革決心之徹底,改革措施之多,改革理念之超前,在整個封建王朝歷史上都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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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革的越激進,就越容易得罪人。范仲淹光是改革吏治,就得罪了不知多少人,王安石卻一下子將改革伸到北宋的各個領域,他觸犯到的利益、得罪的人之多,可想而知。反對派攻擊新政的最好方法,向來都是攻擊新政主持者本人,所以,作爲變法領導者的王安石,自然不會有什麼好名聲。

更何況,王安石本人性格上的弊端,也在變法中淋漓盡致的展現了出來。變法需要強人來領導,但王安石太過剛硬,他不允許有任何人反對變法,哪怕變法出現了問題,官員們如實彙報,王安石也一概不理。王安石定下目標以後,便一心向着目標前進,至於實踐當中的問題,他相信都是可以得到解決的,這也使得王安石變法一旦出現弊端以後,很少能夠進行改變。

與此同時,王安石爲了確保變法進行,不惜製造冤假錯案,他提拔的變法者中更是不乏投機取巧者,他們編制罪名,將許多正直的官員排擠出去,蘇軾的“烏臺詩案”便是其中一起。這樣一來,王安石自然失去人心,文人中大多都對他頗有怨氣,很多正直的官員看到百姓之苦以後,也對王安石憤恨不已。與王安石相比,范仲淹是外柔內剛,儘管他變法時也很果決,但他豪邁慷慨,不拘小節,深得同僚的尊重,即使是政敵也對他的品德大加稱讚。

除此以外,范仲淹變法時任人唯賢,與他一起支持變法的杜衍、富弼、韓琦、歐陽修、蔡襄、孫甫、蘇舜欽、王益柔、石介等人皆是當世名臣,他們不論是能力還是品德都堪稱一流。可是,王安石變法時,由於不得人心,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們基本上都不支持,他爲了推行新政,只能大量提拔才思敏捷的年輕官員,在這個過程當中,許多品德有問題的官員紛紛混入改革隊伍,他們以改革爲名,拉幫結派,結黨營私,排除異己,使得新政被嚴重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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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於仁宗性格懦弱,缺乏魄力,他對於改革的支持力度是很有限的,慶曆新政本身也侷限於整頓吏治。這對於改革家范仲淹來說當然是悲哀的,但這也使得慶曆新政沒有產生什麼消極影響,最多說它是一次失敗的變法。可是王安石變法有年輕的神宗的支持,他很有魄力,力排衆議,完全的信任王安石。皇帝的信任讓王安石可以大展手腳,但這也使得他過分自信,加上他本人剛愎自用的性格,讓他看不到改革中出現的弊端。

王安石的各項變法基本上都有成效,但弊端也是明顯的,他的新法常常出現危害百姓的現象。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續資治通鑑》)但新政頒佈以後,皇帝的錢確實是多了,但百姓們卻叫苦不迭,爲了逃避保甲法,有的百姓甚至不惜自殘。

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將北宋滅亡歸咎於王安石變法當然是不公平的,但他的變法客觀上確實貽害無窮。范仲淹變法淺嘗輒止,卻保留了名聲,王安石變法大刀闊斧,卻身敗名裂,不知對於這兩位改革家來說,何者更加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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