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朝代相比 爲何大清會出現官不聊生的局面

爲何大清會出現官不聊生的局面，這是很多讀者都比較關心的問題，接下來就和各位讀者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元旦小長假，不管是出行遊玩，還是在家休息，人們都不亦樂乎。不過，在古代，老百姓大多從事農事生產，假期幾乎是官員的“特權”。封建統治者爲了讓官員們能夠更好地服務於自己，不僅規定了假期，還發放一些補助，甚至在重要節假日還宴請大臣。當然，在假期結束之後，官員們還是要面對嚴厲的考覈，這一張一弛間，也演繹出種種逸聞趣事。

唐代：放假還發補貼

古代假期最早叫“休沐”，西漢時期就確立了休假制度，官員每五日可以休息一天。這個制度一直延續至隋唐時期。

唐朝永徽三年(652)，唐高宗李治將“五日休沐”改爲“十日休沐”，也稱爲“旬休”，那時官員每十日休假1天，分爲上中下旬各一天。唐朝除了常規假期，也有“黃金週”，每逢春季、冬至、清明各休七天，中秋、夏至分別休三天假，元宵節、中元節、端午節、重陽節等休假一天。在一些重要的節假日，除了放假休息，唐代的皇帝還會宴請羣臣。

唐德宗時期，已經將上巳節等節日賞宴形成了制度化，不僅頒佈詔令放假，時間上給予保證，而且規定還予以金錢賞賜，讓大臣們吃好玩好。

當然，有馳就有張，皇帝給官員放這麼多假，還發補助，其目的就是爲了讓他們更好地工作。因此，一旦“上班”了，官員就得盡職盡責，勤勉爲政。如果再有懈怠，就會有律法伺候。

《唐律疏議·職制》中規定：“諸官應值不值，應宿不宿，各笞二十，通晝夜者，笞三十”;“諸官人無故不上(班)及當番不到，若因暇而違者，一日笞二十，三日加一等;過杖一百，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半，邊要之官，加一等。”

唐朝時，在工作時間，也有點名、抽查的規定：“內外官司應點檢者，或數度頻點，點即不到者，一點笞十”。如果一次也沒有參加點名，則以全天無故曠工論處。對於遲到缺勤的，不僅“打屁股”，還有扣工資、降級、撤職，甚至坐牢等處罰。僅扣工資一項，各位皇帝均有變化：唐玄宗時規定，“文武官朝參，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到肅宗時又規定，“朝參官無故不到，奪一月俸”。再到文宗時，“文武常參官，朝參不到，據料錢多少每貫罰二十五文”。

所以，唐代官員在任上不敢有絲毫怠慢。做過京官和地方官的大詩人白居易深有感觸，寫了一首《晚歸早出》的詩：“筋力年年減，風光日日新。退衙歸逼夜，拜表出侵晨。何處臺無月，誰家池不春。莫言無勝地，自是少閒人。坐厭推囚案，行嫌引馬塵。幾時辭府印，卻作自由身?”

兩宋：節假日有一百二十餘天

宋代沿襲了唐代的旬假制，那時十日一休，一般放在每旬之末，每月休三天。除此之外，宋代最重要的節日是歲節、寒食和冬至，在這三個節日，宋廷規定各放七天假，其中休息五天，另外兩天值班。

另外，聖節、上元、中元各三天，休息一天。春社、秋社、上巳、重午(端午)、重陽、立春、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放假一天。夏至、臘日，各放假三天。

另外，在重要的祭祀日，也要放假，“諸大祀，皆假一日。”宋代的國忌，是指由朝廷特定的本朝先帝、先後逝世紀念日。因此，宋代的官員這是沾了皇帝祖宗的光，每年都要多放幾天假，豈不樂乎!

以上節假日，加上旬假(每月三日，全年三十六日)，宋代公務人員全年多達一百二十餘天。

大量的假期給宋代文人帶來了大量的閒暇時光，使得他們寫出了諸多詩文。蘇軾即是典型一例。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初秋，正謫居在黃州的蘇軾，恰逢七月十六既望，也就是民間所謂的“鬼節”，蘇軾與朋友駕一葉小舟，來到黃岡赤壁下的長江中泛舟賞月，探古訪幽：“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前赤壁賦》就這樣誕生了。

除了蘇軾，范仲淹、歐陽修、曾鞏、王安石等人寫出了大量詩句，宋代能涌現出一大批燦若星辰的詩文大家，固然與宋代重文尚學有着直接的關係，但不得不說，這也與宋代重視休閒生活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與唐代一樣，皇帝對官員的休假非常重視，同樣，對於官員的考覈，也非常嚴格。

明初：假期少上朝時間長

明代官員的休假制度也是很完備的，出現了一些固定的休假日，如歲首、端午、中秋等。另外，對官員的病假、事假及探親假均作了詳細的規定。

然而明朝初期，開國皇帝朱元璋是個工作狂，因爲國家初創，他不敢懈怠，日以繼夜地工作，大臣們也只好咬牙跟着。所以那時假期很少，每年只有十八天假期，元旦五天，冬至三天，元宵節十天。後來才增加了月假三天，加上原來的十八天，每年休假有五十天。

當然，明朝的考勤也是十分很嚴格的。對於遲到早退無故缺勤的，依然流行打屁股(即廷杖)，缺勤一天處笞二十小板，每再滿三天加一等，滿二十天處杖打一百大板。上述考勤制度實際上已成了司法條款，遲到、曠工成了違法行爲。

爲了促進官員廉潔勤政，明朝還推行了“考成法”類似現在“目標管理責任制”，以對六部尚書的考覈爲例，其管理方法是：首先，將各部長每年須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記成三個賬簿留存;然後，各部長每月須呈供完成工作情況的依據，對照賬簿，完成一件、就勾銷一件;如有部門發現其沒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規定予以處分。

由於考勤和考覈制度比較嚴格，明朝的官員都很敬業勤勉，“早上班晚下班”已成爲常態。如此辛勞，難免一些官員叫苦，還引出了一段佳話。

有一位國子監助教叫錢宰，是元末會稽老儒。明初，太祖朱元璋仰慕其名，將他禮聘到京城修書，授予這個職位。每次進見皇帝，都得到賜座、侍食的優待。但是因爲年邁體弱，多次請求致仕，均未獲得批准。

一次早朝後，他精疲力盡，愁緒萬端，詩上心頭，信手寫了絕句一首：

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 睡到人間飯熟時。

寫罷，擲筆長嘆，倒牀便息。可是，他的詩才寫好不久，就已經傳到了朱元璋那裏。第二天早朝，文華殿賜宴完畢後，朱元璋似笑非笑地叫住錢宰：“你夜裏的詩寫得很好，不過，朕什麼時候嫌過你上朝太遲?爲什麼不把‘嫌’字改成‘憂’字呢?”錢宰一聽，嚇得一個字也對答不上來，只能不住地叩頭請罪。朱元璋沒有怪罪他，反而說道：“你也不必恐懼，朕現在就放你回去，好讓你這老頭天天早上放心睡大覺!”錢宰長吐一口氣，收拾行李回家養老去了。

清代：官員值夜班誤罵同僚

到了清朝，假期就更少了。除夕封印，初六開印辦公，總共假期只有五天。據記載，慈禧太后頒發新政後與西方接軌，官員星期天才可以休息。

清代不僅假期少，工作時間還比較長。據《天咫偶聞》記載，清順治、康熙年間，早朝時間一般在卯初，也就是凌晨五點。嘉慶時，雖然改爲六點，可是冬天仍然是黑咕隆咚的。爲了上早朝，官員們每天三四點就要爬起來。住的比較遠的，甚至要一兩點就爬起來。官員們工資高、待遇好的，自己有轎子，有馬，還有人提燈籠。那些工資低、待遇差的，只能步行，請不起傭人，只能蹭高級官員的燈籠。尤其是當時的小官章京，更是苦不堪言，他們職位低，無權無勢，而且還承擔着各種工作，有時要值夜班。

這種上班制度還引發了一件啼笑皆非的夜班事件。

光緒年間，泰州王生是同治甲子舉人，在軍機處謀了個章京的差事，也就是協助主官處理文書等事的文職官員。一天，王生要入值夜班，走到半路，突然一摸脖子忘了掛朝珠。

這時王生已到了正陽門，無法再回家取，因爲夜半開城，只許進不許出的。無奈之下，王生想起來附近住着同僚好友浙江人汪生，便到他那裏暫借朝珠一用。汪生倒是很爽快，立即入內室取來朝珠，給王生掛上，說道：“我個子比你高許多，體形也比你肥大，我的朝珠恐怕你戴不合適，不如將我夫人的朝珠借給你暫用，或許可以矇混過關。”

王生很是感激，但是喜歡開玩笑的他，面對此情此景，想起了曾經流傳的一個女輩爲尚書乾爹焐熱朝珠的故事，於是一時興起，吟道：“百八牟尼珠一串，歸來猶帶乳花香。”誰知汪生聞聽此言，臉色大變，轉身入內持刀一定要砍王生。原來王生所吟誦的詩句正是諷刺汪生祖母的詩。

清陳康祺的《郎潛紀聞》有載：乾隆朝，有一位姓汪的翰林，喜好逢迎權貴，藉以謀私，妻子曹氏更是助紂爲虐。當時，于敏中是朝中的重臣，軍機大臣就幹了近二十年，爲了巴結他，汪翰林讓妻子曹氏拜其母爲乾孃。後來，于敏中收受官員賄賂的事情敗露，被撤職查辦。爲了繼續求得官星高照，汪翰林又讓妻子曹氏拜戶部尚書樑國治爲乾爹。一天，正是隆冬嚴寒，樑國治要上早朝，曹氏事先把朝珠放在胸前給焐熱，然後親手幫乾爹戴到脖子上。有人看到這種諂媚阿諛的醜態，就寫了一首打油詩：

昔年於府拜乾孃，今日干爺又姓樑。赫奕門庭新吏部，悽清池館舊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顏只爲郎。百八牟尼珠一串，歸來猶帶乳花香。

而今的汪生正是這位汪翰林的孫子。王生無意中揭了汪生祖母的短，汪生不找王生尋仇纔怪。第二天早上，還沒等王生前去歸還朝珠，汪生早就握刀來到王生住的地方等他了，嚇得王生不敢出門，連續好幾天上朝都耽誤了。汪生天天來找王生報仇，結果王生無法安心在京工作，只得稱病返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