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干涉還遼:清廷欲與日再戰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鴻章與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簽署了《馬關條約》，宣告了甲午中日戰爭的結束。不過由於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的醞釀，清政府在力圖減少戰敗損失的同時，部分官員萌生了“毀約再戰”的意圖，並通過種種途徑，向西方列強謀求支持。但是，清政府嚴重誤判列強幹涉的真實意圖，非但未能得到支持，而且內部也對重新開戰的風險持有顧慮，因而最終不得不接受《馬關條約》，並進一步陷入列強瓜分的重重危機中。

對三國干涉還遼的高度期望是清政府萌生毀約再戰想法的重要因素。根據《馬關條約》，臺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將被日本割佔，當時俄國企圖將中國東北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自然不願意看到日本據有遼東，就聯合德法兩國施加外交壓力，迫使日本放棄佔領遼東半島。

三國共同對日干涉的策劃過程是祕密進行的，但法、德兩國政府有意向清政府作了極爲有限的透露。就在《馬關條約》簽字前，法國外交部向清朝駐法使臣慶常通報了法國即將聯合俄國阻止日本的消息。德國前駐華公使巴蘭德也通過德籍稅務司德璀琳，向津海關道盛宣懷轉告德國即將聯合俄、法對日進行干涉。

由此，清政府判斷三國將在外交上實施對日本不利的舉動。4月20日，光緒帝召集軍機大臣討論如何迴應三國對日干涉的問題。部分官員對此事有所懷疑，翁同龢和李鴻藻二人卻認爲機不可失，力陳和約批准宜緩。有官員略持異議，翁、李二人即“力斥之”。光緒帝正爲割地賠款焦慮不已，便敦促總理衙門密切聯繫俄國駐華公使館。總理衙門大臣徐用儀奉光緒帝之命晤見俄國公使喀西尼。喀西尼以肯定的語氣表示俄方不會允許日本佔領遼東地方，要求中方暫緩批准《馬關條約》，並表示俄方絕不食言。徐用儀遂問俄方將採取何種具體措施，喀西尼未做明確答覆。光緒帝接到奏報後，即命令奕劻、孫毓汶、榮祿赴俄使館 “傳感謝之意，並告以批不能過緩”(《翁同龢日記》)。光緒帝又電令正在聖彼得堡的駐俄使臣許景澄密切關注俄方動態。一日之內，光緒帝派出多位高官赴俄使館打探消息，這表明俄國的最終表態，愈來愈成爲清政府挽回戰爭損失的希望所在了。

4月23日，三國駐日公使在東京正式向日本外務省提出照會，要求日本放棄對遼東半島的佔領。爲避免喪失更多的戰爭果實並與三國特別是俄國發生衝突，日本政府決定接受。許景澄在三國正式照會日本的當天，立即電告總理衙門：“俄外部言：俄、德、法已各電駐使，勸倭減讓，言明尤重遼地……

三國干涉還遼對急欲減少戰敗損失的清政府來說，無疑是個喜訊。清政府進而希望這個由俄國發起的外交干預升級爲對日本的武力威脅，從而廢除《馬關條約》。光緒帝電令許景澄切實探明俄方態度，詢問俄方能否以兵艦相助，表示若俄方用兵，則中方願與俄方密訂條約。從光緒帝的電令來看，清政府高層已經將俄國視爲共同拒日的可靠盟友，並希望通過訂立祕密條約的方式使中俄同盟關係在外交上得以確立。光緒帝還希望三國共同干涉的範圍擴大到即將落入日本囊中的臺灣和澎湖列島。5月13日，光緒帝通過總理衙門電諭許景澄：“遼東地方借三國之力，倭允歸還，大有利益。現在和約已換，三國視事已了結。惟臺灣衆情不服，勢將變亂，難以交接，此中國最爲棘手之事。聞臺民不願從倭，意在他國保護。著許景澄將此情形密商俄外部，能否仍聯三國，設一公同保護之策……”

在聯絡俄國的同時，清政府甚至試圖藉助三國干涉之機，對日本毀約再戰。4月25日，軍機處數次去電詢問正率湘軍駐守遼河前線的劉坤一和駐天津的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要求二人“體察現在大局安危所繫，及各路軍情戰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見，據實直陳，不得以遊移兩可之辭，敷衍塞責”(《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可以看出，清政府不甘失敗的心理在三國干涉還遼這個意外轉折的影響下，被提升爲扭轉時局的一個又一個希望。這種變化在御史李念茲的奏摺中表達得相當充分：“應請飭下總署轉商各國使臣，按照公法有無妨礙，伊深嫉倭人之強，必不謂然。即據此情令李鴻章告知倭人，彼萬不敢攖衆國之鋒，又必爲之俯首帖耳矣。果終倔強不服，則已激怒我軍，再戰也可。如天誘其衷，就我範圍，條款中甚者去之，可者予之，則從容笑談而和議成矣。”

然而各方面的反應均未如清政府所願。俄方向許景澄表示拒絕中方參加干涉，也不同意對日實施武力打擊。在保臺問題上，三國都一致表示拒絕參與的立場。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對許景澄稱：“俄國不顧臺，亦不能再向日本說話。”(《李鴻章全集》)法國駐華公使施阿蘭代表法國政府告知奕劻：日本已經允讓遼東，法國對日本佔領臺灣不便干預。德國外交大臣馬沙爾以充滿戒備的語氣向德國駐俄大使指出：“中國這個陰謀的顯明目的是要使列強捲入與日本戰爭，因爲沒有戰爭，日本是不會放棄臺灣的。”(《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德璀琳也對李鴻章提出警告：“再提臺灣，恐日本藉口中國欲反全約，佈告各國，謂我理詘……”力主按期履約的李鴻章擔心朝廷若有毀約舉動，極有可能導致局勢的惡化，爲此覆電總理衙門：“蓋日本已復俄國，允退還全遼，臺灣不可自我屢翻。”

對於是否毀約再戰，王文韶和劉坤一有不同的表態。王文韶極爲謹慎，表達很是曖昧。他覆電軍機處稱：聶士成部“必可一戰”，而關內外諸軍則“不敢臆斷”。對於和戰大局，王文韶認爲“現在事可勝不可敗，勢成孤注，與未經議約以前情形，又自不同”。而對日再戰能否取勝，他也未置可否，而是稱聞三國頗肯相助，請軍機處統籌。劉坤一的答覆則較爲樂觀。雖然湘軍新敗，但他認爲關內外諸軍皆屢經大敵，“相機戰守，似遼、沈後路可無他慮”，而且京畿防務嚴密，兵力甚厚。“日寇豈易深入?縱或登岸，究屬孤軍，則諸軍可以夾擊之，即不得手，自可再戰三戰，以期必勝。未必彼即長驅直入，我即一蹶不振。”(《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對於劉坤一如此樂觀的判斷，軍機處有人不以爲然。翁同龢在日記中雲：“劉雖電覆可戰，而同列頗摘其一二活字，謂非真有把握也。”劉坤一此前曾高言主戰，卻連遭敗績，軍機處對他的再戰建議，不敢輕易採納。此後，這個風險極大的設想也就不再有人提及了。清政府被迫如期與日方換約，並支付三千萬兩白銀的“贖遼費”。

清政府把三國干涉還遼視作挽救危局的希望，企圖通過外交努力，降低戰爭損失，但對時局嚴重誤判。其實，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的目的是遏制日本在華的勢力範圍，取得清政府好感，而並非真心幫助中國，清政府試圖藉助三國保臺毀約的目的是達不到的。

儘管清政府未能達到藉助三國之力完全廢除《馬關條約》的目的，但日本畢竟已經被迫將落入口中的果實吐了出來，從而減少了領土損失，因此清政府部分高級官員對俄國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希望能與之結成同盟，共同防範日本未來的軍事打擊。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1896年《中俄密約》，正是在這種嚴重誤判的外交思想主導下結出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