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明末“東林黨”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組織？

我們讀明史的時候，會發現一個問題，明末的“東林黨”明明一直在和“閹黨”作鬥爭，可以說是正義的化身，而且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和文官集團的精英，最終卻還爲何落下一個“誤國誤民”的名聲呢?下面我們就來具體瞭解一下“東林黨”這個組織背後的故事。

首先，我們來看看“東林黨”這個名字的由來。明末萬曆皇帝在位時，由於皇后多年不育，按照“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禮制規定，長子朱常洛理應被立爲太子，但是萬曆皇帝卻故意遲遲不立太子，目的是想立其寵妃鄭貴妃所生的三子福王朱常洵。所謂“皇帝不急太監急”，一幫大臣打着“國本”(古代有“太子者，國之根本”的說法)的口號屢次上奏要求立長子朱常洛爲太子，弄得萬曆皇帝很不高興。皇帝一不高興，自然很多人就要倒黴了，一些參與這次“國本之爭”的大臣被貶的貶，罷的罷，其中就有一個叫顧憲成(曾官至吏部文選司郎中)的大臣也被革職了。

回到老家以後，官場失意的顧憲成閒來無事，便決定辦一個學堂講學，一來可以賺些零花錢養家餬口，二來可以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可謂一舉兩得。剛好他的家鄉無錫有一處宋代學者楊時曾經講學過的“東林書院”，於是他和弟弟顧允成重新修繕了一下書院，使之重新開張。從此以後顧憲成自號“東林先生”，後來又邀請了當時的著名學者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人，加上他們兄弟倆，一共八個人，人稱“東林八君子”。於是一羣失意文人就這麼形成了一個叫“東林學派”的學術團體，他們有一副對聯想必大家都很熟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幅由“東林先生”顧憲成本人撰寫的對聯就刻在學院的大門口，相當於是“東林書院”的“校訓”。

出於對國家大事的關心，他們不僅僅侷限於講學，還經常一起討論時局，甚至引起了部分在職正直官員的共鳴，於是“東林學派”逐漸由一個相對單純學術團體演變成了一個有着相同政治見解的政治派別，很多“東林學院”出身的學生後來也都走進了官場。他們被當時掌權的“閹黨”及其黨羽稱爲“東林黨”(當然是互相貶稱，誰也看不起誰，一邊是一羣太監，一邊是一羣失意文人)，那時候東林黨人提倡的內容主要是：求真務實，實學實用，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反對商業稅等等。

就在顧憲成等人的“東林黨”初具規模的時候，另一部分在職官員也形成了諸多以籍貫命名的“黨派”(並不是真正的政黨，而是一些想要抱團取暖的官員)，其中有“浙黨”、“齊黨”、“楚黨”等等，他們還和“閹黨”勾結，共同打壓“東林黨”，基本上佔據了朝廷大部分重要官員的位置。萬曆、天啓時期，東林黨人一度被打壓得非常兇狠，特別是天啓年間“九千歲”魏忠賢掌權的時候，著名的“東林六君子”(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 顧大章)就在這段時期遇害。他們因爲彈劾魏忠賢獲罪，結果一個比一個死得慘，其中左光斗在探監時發現他的老師楊漣已經被折磨得“骨斷筋折、血肉俱脫”，可謂慘不忍睹，這一切後來都被寫在了他的《左忠毅公集》之中。

被打壓的這段時期，東林黨人表現出一身正氣，清廉正直，錚錚鐵骨，可以說代表着當時明朝知識分子的“脊樑”，是人們同情、愛戴、擁護的對象。自從崇禎皇帝繼位打擊魏忠賢及其黨羽以後，東林黨人趁機站上了明朝的核心政治舞臺，可是他們並沒有爲這個國家帶任何來改變，在國家連年戰爭、國庫空虛之際，他們卻反對徵收商業稅(官商勾結，和商人們串通一氣)，支持加重農業稅，從而直接導致了明末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不僅如此，他們還將黨爭發展得愈演愈烈，所謂“黨同伐異”，絲毫不顧國家利益，最終徹底淪爲了一個爲個人謀取利益的政治團體。而且在明朝國破家亡的時候，他們(當然還包括有着“小東林”之稱的復社成員)還在和“秦淮八豔”打得火熱，其中大部分人都已經丟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節操：闖王來時，迎闖王，滿清來時，投降滿清，如此“東林黨”，着實讓人失望不已(當然也有一部分守節殉國的，這裏就不一一列舉了)。

所謂“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正是因爲東林黨人過於陷入黨爭以及絲毫不顧國家利益，已經徹底忘記了“初心”，所以他們的下場其實一個個都是可悲的。後世對東林黨人的總體評價是：如果“閹黨”是“害國”的話，那麼東林黨人就是“誤國”。難怪崇禎臨死時前說了一句“文人皆可殺”，其實這也算是他對東林黨人的蓋棺定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