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被稱爲五大聖君之一 爲何炮製了戴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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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創“仁宣盛世”的朱棣孫子明宣宗朱瞻基,在位九年,史家素來評價頗高。《明史》稱“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
將他列爲“五大聖君”之一,評價可謂至高。觀其一生,似也實至名歸,對內繼承父志,完善文官治國體系,信用“三楊內閣”,改革賦稅制度,啓用周忱等“經濟學家”,懲治貪污,寬撫百姓。對外止戈爲武,從不輕易舉刀兵,徹底停止對安南用兵,睦鄰友好。史載這段時期“綱紀修立,淳樸未漓”,是爲“仁宣盛世”。
是“聖君”,個人“道德才能”也頗多稱道,素來爲政以寬,信任能臣,輕徭薄賦,也善於虛心納諫,赦免了曾因“廷辱”朱高幟而險遭殺身之禍的李時逸,放寬言路。關心民生疾苦,爲督促官員興農重桑,曾親自下地示範耕種。更有處變不驚的“大氣魄”,叔叔朱高煦造反,他御駕親征恩威並施,僅用十一天就平定叛亂。兀良哈三衛屢屢擾境,他親提精兵北進,在灤河大破兀良哈。業餘愛好方面也很“有才”,既長於詩詞歌賦,擅長繪畫,傳於後世諸多藝術珍品,又精於騎射,可謂文武雙全,如此之人物,自然匹配“聖君”的名號。
可正是這位聖君,在他親手開創的“仁宣盛世”裏,卻做出了一件兇殘暴虐,堪比暴君的“惡行”---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戴綸案。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二月,朱瞻基有意在北京昌平一帶舉行“狩獵”,命兵部調動兵馬隨行。然而,原朱瞻基太子府中的洗馬(太子老師),剛剛被提升爲兵部左侍郎的戴綸卻將朱瞻基的旨意“封駁”(即拒絕執行),隨後戴綸向朱瞻基上書,建言“狩獵”勞民傷財,且一國之君若沉迷於“狩獵”,必然荒廢國家大事,是置江山社稷而不顧。
在朱瞻基登基後“開放言路”以來,這樣的進諫本不奇怪,孰料朱瞻基卻龍顏大怒,隨後下旨將戴綸貶至交趾(即當時正叛亂的安南),戴綸到安南後不久,朱瞻基又下嚴旨,以“坐懷怨望”(即心懷不滿)罪將戴綸逮至京城下獄,其好友,同樣做過自己老師的廣西鬱林知府林長懋也被株連,一併入京問罪,經朱瞻基親審,終於是年十二月做出判決,戴綸被判死刑,家產充公,其兄弟子女發配宮中爲奴。林長懋入獄十年,直到朱瞻基死後才得以開釋,這就是“仁宣盛世”期間震撼明朝官場的戴綸案。
是什麼原因,讓一個以“聖君”著稱的皇帝忽然“變臉”,非要置自己老師於死地而後快。探究原因,則需要從朱瞻基本人說起。
二
和父親朱高熾曾受朱元璋“隔輩親”一樣,朱瞻基從小就深得祖父朱棣的疼愛。永樂九年(1411年),13歲的朱瞻基被立爲“皇太孫”,在“太子”尚在世的情況下即確立“第三代”接班人,縱觀中國兩千年封建歷史,可謂首次。此後,朱棣命“靖難第一謀士”姚廣孝擔任朱瞻基的講師,精選文武名師對其精心培養,更常在五次北征蒙古時帶朱瞻基隨行,可見疼愛之深。
而青少年時代的朱瞻基也確有過人之處,他不似父親朱高幟般內斂儒雅,而是性格豪放,文武雙全,永樂十三年(1415年)端午節,朱棣在宮中舉辦“射柳”(一種射箭活動),17歲的朱瞻基百步穿楊,屢發屢中,在諸“皇孫”裏獨佔鰲頭。朱棣又想考驗下衆皇孫的文采,隨即出上聯道“萬方玉帛風雲會”,話音未落,朱瞻基朗聲作答“一統江山日月明”,對照格律工整,平仄整齊,更兼意味深長,英雄氣概十足,如此“少年英武”,自讓朱棣喜上眉梢。清朝歷史學家徐元文更讚歎道:“宣宗(朱瞻基)兼具仁宗之仁,成祖之勇”。也就是說,朱棣的“雄才大略”,朱高幟的“寬仁孝友”,兩代帝王的優點,皆集朱瞻基於一身。
(明宣宗朱瞻基繪製:武侯高臥圖卷)
而觀朱瞻基登基之後的諸多表現,此言確有“不虛”之處,朱瞻基素來喜好文墨,常在閒暇時與諸文臣遊山玩水,詩詞唱和,其詩文卻不談風花雪月,多有關治國學問,如他賜給楊士奇的御詩裏所寫“朝廷治化重文教,日暮切磋安可無”。也擅畫丹青,作品《戲猿圖》《瓜鼠圖軸》皆是傳世精品。武功方面也不差,曾御駕親征叔叔朱高煦以及蒙古兀良哈部,皆大獲全勝,頗有朱棣之雄風。
重農興桑方面,自登基以來兢兢業業,常微服私訪考察民情,並重手整頓江南稅賦,可謂惠澤蒼生。在納諫方面,素來倡導“廣開言路”。比如宣德三年(1428年)北征蒙古時,曾怪罪將帥動作遲緩,令他們脫衣受罰,夏元吉反覆勸諫,終被他接納。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朱高煦後,曾有人建議乘勝追擊,一舉平滅另一個藩王朱高燧,朱瞻基一度動心,正欲進兵,大臣蹇義攔車苦勸,終讓他改變主意。
而最“櫓虎鬚”的,則是洪熙元年(1425年)朱瞻基初登基時,有官員寫奏摺頌揚朱瞻基,看得朱瞻基也得意洋洋,這時大學士楊士奇卻嘲諷說:“陛下初登基,寸功未建,卻有人逢迎拍馬,此非國家之幸。”一席話也令朱瞻基“連稱善”,諸如此類“善於納諫”的美談,在各類史書中廣爲流傳。但是,爲什麼就是這位“善於納諫”的皇帝,卻用如此殘暴的手段,對待於自己有教導之恩的“恩師”戴綸呢?
要了解原因,則需看看戴綸其人。
三
戴綸,山東高密人,原是山東昌邑(今山東濰坊昌邑)的訓導(縣學老師),後被提拔爲禮科給事中,永樂十八年,與青州教諭林長懋一起被選爲太孫中允,即輔導朱瞻基讀書的“伴讀”。這二人都是以剛直不阿著稱,自輔導朱瞻基以來也兢兢業業。深得朱棣賞識,尤其是戴綸,朱棣曾對朱瞻基贊到:“汝得戴綸,若唐太宗得魏徵”。朱高幟即位後,戴綸和林長懋雙雙被提拔爲朱瞻基的“東宮洗馬”,即負責朱瞻基教育的“班主任”。深受“皇恩”,兩位直臣自然不敢怠慢,常年來對朱瞻基嚴於治學,精心教育。但相互間的矛盾,也正是從此時開始種下。
根據《明史》的記載,朱瞻基青少年時,並非如其父一樣好學,相反頗似朱棣,喜好玩樂且尤愛習武,朱棣也希望朱瞻基能夠“全面發展”,時常要他“精習武事”。“皇爺爺”的要求當然正中朱瞻基下懷,以此爲由,他時常外出射獵習武,以至一度荒廢學業。但朱瞻基的父親朱高幟卻是一個尊儒好學的人,朱瞻基每有類似行爲,皆遭朱高幟訓斥。起先朱瞻基納悶,爲何每次自己的所作所爲,“父皇”和“皇爺爺”都能知曉?直到有一日覲見朱棣,朱棣詢問朱瞻基對戴綸的看法,朱瞻基連稱戴綸是“賢良”。朱棣卻微笑着拿出一堆奏章,皆是戴綸和林長懋二人揭發朱瞻基“荒廢學業”的奏章,朱棣此舉,顯然是想教育朱瞻基怎樣提防羣臣,但卻也帶來另一個後果,恰如《明史》說:“由此太孫(朱瞻基)深怨綸(戴綸)。”
“打小報告”的老師,自然不受朱瞻基歡迎。朱瞻基即位後,林長懋被任命爲廣西鬱林知府,戴綸被提拔爲兵部左侍郎,雖是官運亨通,但“童年時的陰影”卻也悄然降臨。偏是二人不知,依然時時以敢於納諫爲己任,對朱瞻基的種種錯誤行爲大膽批評,行事以剛正敢言著稱。於是就有了洪熙元年(1425年)戴綸“封駁”朱瞻基聖旨,繼而大膽上書請求停止遊獵的行爲。
但“射獵”一事,卻恰恰觸動了朱瞻基的“心病”,於是怨憤之下,戴綸禍從天降,先是被貶至安南,接着又被下獄。並牽連到好友林長懋。而觀整個過程,揭發戴綸與林長懋有相互“怨望”罪的,恰是朱瞻基派去監視戴綸的錦衣衛經歷沈迪。可見,安排戴綸去安南,再與和安南相鄰的廣西鬱林知府林長懋牽上關係,是朱瞻基早就做好的安排。而“怨望”一罪,也堪比岳飛之“莫須有”。
戴綸和林長懋被押解到京後,朱瞻基下詔由自己“親審”,孰料戴,林二人毫不畏懼,竟在百官面前,當廷斥責朱瞻基的種種過失,更激得朱瞻基龍顏大怒,立即下令將戴綸處死。本來朱瞻基是想將戴綸全家滿門抄斬,是楊士奇等人苦勸,力言此舉“恐引士林非議”,終讓朱瞻基再次“虛心納諫”,楊士奇等人救下無數人命。但“活罪難逃”,戴,林二人的父親——河南洛陽知府戴賢,太常寺卿林希文皆被打入大牢,後遭迫害死於牢中。
凡與戴綸家有聯繫的“十族”,家產全被充公,老弱流放邊疆,青壯發配宮中位奴婢。戴綸被處死刑,而林長懋也被判入獄,他之所以能拾得一命,原因是他在廣西爲官清廉,造福一方。事發後當地百姓組織到京城“上訪”,爲免民亂,只得對他“寬大處理”,卻也蹲了十年牢獄,直到明英宗朱祈鎮即位後纔將他赦免,繼續擔任鬱林知府,在當地頗有政績,今天去鬱林,還能看到當地百姓爲紀念他修築的廟宇。
以如此殘暴的手段報復自己的恩師,僅僅是爲了“學生時代的怨恨?”民國曆史學家李平心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爲朱瞻基此舉,是爲了“在確立善於納諫的美名的同時,向羣臣展現他作爲帝王的權威。戴,陳二人,只是這個方式的棋子而已。”但即使如此,選擇兩位“恩師”作爲目標,也足見朱瞻基對其怨恨之深。
說到怨恨,卻牽出了關於朱瞻基這位“聖君”鮮爲人知的一面----他較之成祖,仁宗兩位“先皇”,同樣“兼而有之”的弱點。
四
朱瞻基作爲開創盛世的“聖君”,後世歷來好評如潮。但注意不多的卻是他的弱點,這些弱點,既承襲自他的祖父朱棣與父親,也對明王朝的未來,產生了看似微不足道實則深遠的影響。
從戴綸事件上,我們可以看出朱瞻基性格里一個重要的弱點---狹隘。這個弱點,幾乎與他的祖父朱棣如出一轍。朱棣在“靖難之役”時,曾遭到建文帝部將平安和盛庸的頑強抵抗。而後他雖“不計前嫌”把二人收降,但始終心懷芥蒂。奪位成功後,不僅將曾與他血戰的建文老臣耿炳文賜死,更大肆屠戮建文舊臣“報私仇”,將方孝孺“株十族”,殺鐵弦並將鐵弦等建文舊臣的妻女充做“官妓”。
甚至對盛庸和平安兩位降臣,他也終不放過,永樂元年即以“有妄圖”罪賜死已經退休的盛庸,接着又逼平安自殺。永樂十八年(1420年),更僅因發現宮中幾名太監和宮女“私通”,就以“謀逆”罪殘殺無辜宮女三千名。尤其是屠戮建文功臣前,姚廣孝曾力勸朱棣不可,朱棣也深以爲然,但事到臨頭肝火上升,就是成千上百的殺戮。較之祖父,朱瞻基可稱“仁君”,但狹隘尤在,全無其父朱高幟的寬厚爲人,戴綸案即爲佐證。
另有御史陳祚,曾上書勸朱瞻基要學《大學衍義》,未曾想這一“學術性”建議竟招致朱瞻基雷霆之怒,斥責說:“竟敢說我不懂《大學衍義》?”(豎儒謂朕未讀大學邪?)當即將陳祚下獄,全家十餘口連坐五年,所幸“三楊內閣”反覆勸諫,纔在其過世前“赦免”。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件”上,朱瞻基與祖父朱棣一樣,時常有“胸襟廣闊”之舉,但蕞爾小事,卻常招致其睚眥必報。
也同樣因爲狹隘,朱瞻基與祖父朱棣一樣好“面子”,尤其在對待“蒙古問題”上,如果說朱棣晚年因“面子”與阿魯臺反目,放任瓦剌坐大,打破了蒙古高原的“戰略平衡”,那麼朱瞻基卻更進一步。他在位期間,除宣德三年北伐兀良哈外,並未向蒙古用兵,但在韃靼瓦剌之間的衝突中,始終支持對明朝恭順的瓦剌,每年開互市賜予厚利,終讓瓦剌徹底坐大,釀成正統年間的土木堡之禍。
究其根源,卻只能怨朱瞻基“一葉遮目,不見泰山。”
還是因爲狹隘,這位素來“勤政愛民”的仁君,竟爲了自己鬥蛐蛐的愛好,命蘇州知府況鍾在民間徵集一千隻蛐蛐,鬧得當地民不聊生,諸多百姓傾家蕩產,也讓這位善政頗多的皇帝,留下了“蛐蛐皇帝”的不光彩稱號。更是爲了好面子,在他統治後期,明王朝的宗室藩王公侯貴戚們,時常向他進“賀表”,言“祥瑞”,志得意滿的他也欣然接受,大肆封賞,結果就是對當時已經越演越烈的土地兼併推波助瀾,而過於標榜“仁政”,放鬆對“土地兼併”的懲處,更令大量農民淪爲無地佃農甚至流民,其後正統,天順,成化三朝數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的根由,已經在此種下。
如果說“狹隘”是承襲自祖父,那麼另一個弱點---保守,卻是承襲自他父親朱高幟。朱高幟史載“不務遠略”,雖有當時客觀條件原因,但觀其一生,早在做太子時,就時常勸諫朱棣停止下西洋,更反對對蒙古舉兵,即位後,即令明朝長城以北諸多衛所內遷,理由是“節省開支”,而朱瞻基即位後卻是“再接再厲”,特別是於宣德六年(1431年)裁撤了戰略要地開平衛,不但令明朝失去了對“屏障”兀良哈三衛的鉗制,更使山西,陝西,甘肅乃至京城失去依託,嚴重後果,直接禍害明朝此後近百年。
對外方面,雖派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但那是爲了通報列國自己即位的消息,隨後,大規模的下西洋行動終成絕唱。狹隘,保守,兩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弱點,卻真正改變了明王朝的走向。明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初三,宣德皇帝朱瞻基過世,時年三十七歲,廟號宣宗,諡號“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他未曾想到,因他狹隘而親手造成的苦果----土木堡之變,最終將由他寄予厚望的親生兒子—明英宗朱祈鎮來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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