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爲什麼要推行“賤民脫籍”？真實原因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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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登基的第三個月，在剛剛處理完康熙的喪事後，就開始極爲忙碌的政務處理。這一天在他的書案旁收到了監察御史年熙關於請求除豁山西、陝西樂戶的賤籍的奏摺，正是這一事件由此讓雍正掀起帝國最大的“賤民脫籍”。

“賤民”是怎麼回事?

按照奏報的樂民來說，他們是明朝永樂皇帝奪取天下時，堅決擁護建文帝的官員，朱棣成功後對這些政敵施以殘酷處置外，還將他們的妻女罰入教坊司，充當官妓，世代相傳，久習賤業。這些數代人的悽慘和卑微自然不在話下，身披這種“原罪”的他們由此被人看不起，自甘下賤，想要跳出這種“樂籍”當地政府又不允許，由此成了蹂躪對象。雍正看了奏報後非常重視，並稱這個建議提的非常好。令禮部議行。王大臣與各部商討後一致同意雍正的批示說：“壓良爲賤，前朝弊政。我化民成俗，以禮義廉恥爲先，似此有傷風化之事，亟宜革除。”此外，雍正不光針對山西、陝西的“賤民”問題，同時命令全國各地進行統籌檢查，若有類似“賤民”，一律准許“出賤爲良”。《永憲錄》

針對京城的教坊司樂戶，雍正首先出手，豁免他們的戶籍，命樂戶從良，另選精通音樂的良人，充當教坊司樂工，從事專門演奏。《大清會典事例》這樣做就使得原來出生就註定爲“賤民”的樂戶徹底改變屬籍，可以從事其他正常行業。對於這件事，雍正堅持長期性，在雍正七年，雍正又把教司坊改爲和聲署，並交由內務府進行管理。

雍正親自擴大“賤民”範圍。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親自提出安徽寧國府“世僕”問題，“應予開豁爲良，裨得奮興向上，免至污賤終身，且及於後裔。”《上諭內閣》，一下子改變了許多世代出身的“世僕”問題，使得他們一部分人免遭凌辱，得一編戶爲民，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在他力推下，清朝幾十萬“賤民”得以過上正常百姓日子。在短短几年內，雍正一下子解決了數百年來存在的問題。雍正如此緊急處理這件事，就是認爲這是一項“前朝弊端”，“亟宜革除”，以此迎合他革新的政治理念。其二，雍正的作法一下子收穫了巨大的好評，以至於讓曾經的“賤民”們“令下之日，人皆流涕”，雍正讓他們得以徹底“翻身”。僅此一項，雍正“使堯天舜日之中，無一物不被其澤，豈獨浙省惰民生者結環，死者銜草，即千萬世之後，共戴皇恩於無既矣。”《鄂爾泰奏摺》

此外，讓雍正快速解決這一痹症還有以重大原因，對此他說：“朕以移風易俗爲心，凡習俗相沿，不能振拔者，鹹以自新之路。”“令賤民改業從良，就是勵蓮池，而廣風化也。”《清世宗實錄》。

賤民脫籍的後遺症，以至於在道光時期纔得到徹底解決。

雖然雍正對此項工作非常用力，然而到了乾隆時期，對此出現了反彈，甚至乾隆進一步約束和提高脫籍的難度性，甚至這樣的戶口是不允許參加科舉的，由此引發了進一步反彈。賤民除籍令下之後，少數賤民改業從良，擺脫了屈辱的地位，多數賤民依然固舊。蘇州的丐戶還要應承迎春扮演的差役。寧波府沒有得到削籍的很多，矛盾嚴重，終於在光緒三十年(一九0四年)發生第二次除豁事件。安徽賤民與紳衿的鬥爭一直拖到清朝末年，紳衿頑固地制馭世僕，不容改業。如祈門縣有周姓爲李姓世僕，嘉慶十四年按雍正例開豁爲良，但周姓恐李姓不依，照舊服役。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李姓的李應芳強迫周覺春充當吹鼓手，以致鬧出人命案子。

清朝政府對從良的賤民非常苛刻，如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年)定例，規定出籍賤民的應試資格，要從報官改業的人起，“下逮四世，本族親枝皆清白者方準報捐應試，若僅一二世及親伯叔姑姊尚習猥業者，一概不許濫廁士類”。這都影響賤民的真正脫離被奴役地位。所以雍正的一紙命令和某些努力，並沒有真能拯救賤民，而他們的最終脫離苦海，也不是靠某個人的恩賜所能達到的。

這是因爲賤民的解放，不是某個人的意志所能決定的事情，它取決於社會狀況。賤民改業從良，要求社會給他們提供新的就業機會，可是雍正時代並沒有準備這個條件。在討論噶爾秦的建議時，禮部就指出惰民的就業問題不能解決，是考慮實際問題的。事情也正是這樣，在大多數賤民沒有新的謀生之道以前，不可能做到削籍從良，由此也讓更多百姓懷念雍正時代的熱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