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文官帶兵 但明朝的成效更大比宋朝牛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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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世的歷史評論家眼裏,明朝軍事制度,還有一個被人詬病極多的問題——文官帶兵。
關於這個毛病,最深入武俠迷的評語,便是金庸老先生在小說《碧血劍》裏的那段話:明朝一向文官帶兵,但偏巧運氣好,去遼東帶兵的熊廷弼等人,都有軍事才能。
明朝文官帶兵不假,但能帶兵的文官卻極多。而且,這絕不是運氣好這麼簡單。
1,文官爲什麼去帶兵
這個問題,通常出現在明朝中後期。而這也和明朝的軍事制度有關。
自從明朝建國後,但凡出兵打仗,施行的是“專征”制度,特別是在衛所制度穩固的中前期,都是由各衛所出兵,組成軍隊,然後再由德高望重的大將掛帥出征。這樣做的弊病,自然就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除非將領本人極其厲害,否則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必然受損。
明朝開國早期,承擔“專征”職責的,多那些功勳卓著的功臣,比如徐達,李文忠,藍玉等人,這些人有實力有威望,三軍自然服氣,打起仗來更是捷報頻傳。但這套制度的漏洞,到了朱元璋死後不久的“靖難之役”裏就暴露無遺,當燕王朱棣扯旗叛亂後,擁有全國軍事力量的建文帝朱允炆,三次調動百萬大軍北上,圍殲只有十數萬人馬的朱棣,他同樣採取的是專征制度,但選擇的人選,卻是毫無軍事經驗的李景隆,結果明軍大敗虧輸,近百萬人被只有十多萬人的朱棣打的全軍覆沒,最後連皇位都被朱棣奪了去。
朱棣登基後改年號爲永樂,作爲一個馬上皇帝,他登基後第一次對北方蒙古的征伐,就給了他當頭一棒,當時他給予國公邱福專征大權,命他統兵十萬征討韃靼,結果邱福輕敵冒進,反而全軍覆沒。後來的五次北征,吃了虧的永樂皇帝不敢再委以他人,全是自己親力親爲。
五次北征草原的壯舉,成就了他“馬上皇帝”的赫赫榮光,卻也給他的兒孫“挖了坑”。他的重孫子明英宗也學他的模樣親自“專征”,結果沒徵贏不說,自己反而被敵人瓦剌給“蒸”了——土木堡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專征的明英宗本人也當了俘虜。
(土木堡之變)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專征”這種模式,對於明朝來說是把雙刃劍,本身專征軍隊的組建,就是以從各處調兵的方式完成,軍隊的團隊凝聚力肯定會受影響,這就需要承擔命令的將領擁有卓越的素質,可一旦給予將領的事權過大,就會造成專權,讓中央政府難以控制。所以既要放權,也要節制權力,就成了這個模式最需要做的事情,終整個明朝,歷代皇帝在軍事指揮權方面動腦筋最多的,也是這個事情。早期朱棣的方式,就是既然信不過別人,那就皇上自己來,但有了土木堡之敗的教訓後,自己來顯然是不可能了,要解決問題,還是需要從制度上想辦法。
在土木堡之變前後,明王朝在這個問題上想了很多辦法,但從整個明朝中前期來看,除了皇帝御駕親征的那幾次外,通常承擔“專征”任務的,除了文官王驥(明朝朱元璋後第一個因戰功封爵的文官)等少數人外,多是具有公侯爵位身份的武將們。可是,如果我們看看明朝中後期的歷史的話,卻發現又不一樣,擔任專政統帥的,越來越多是文臣,到了最後,幾乎最高軍事主官,都是清一色的文臣。以強悍武功開國的明王朝,怎麼又回到宋朝“以文制武”的軌道了呢?
說這個轉變,還是要從明朝軍事制度的演變說起,明朝開國政治制度的特點就是分權,放在中央,就是統兵權和調兵權分開,放在地方上,就是地方兵權和行政權分開。這樣的好處,是最大限度防範篡權奸臣出現,但壞處,就是權力分的越多,彼此也就越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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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地方上,由於事權不統一,事情辦砸了,扯皮還沒完。爲了不扯皮,從明朝第三任皇帝明成祖開始,明王朝就着手統一事權,在省裏設巡撫,管轄兵馬,民事,司法大權,然後又設富有管轄多省權限的總督。這兩個職務,主要就是統一兵權,而這兩個職務,都是由中央文官兼職的臨時性職務,巡撫是由中央副部級(侍郎)文官兼職,總督是由中央部級(尚書)級別官員兼職。也就是說,地方的軍權,隨着這兩個職務的設置,開始由文官來執行。
於是原本忙於案牘勞頓的文官,開始走上戰爭的第一線。
文官摻和這事,第一個原因,就是明朝各類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長,朱元璋時代,武將集團的話語權極高,開國六公爵,五個都是武將(李善長除外),可隨着明朝政治穩定,國家轉入和平建設時期,武將的作用日益下降,地位也就隨之下降。外加朱元璋時代幾次大規模整肅風暴,隨着藍玉之流的落馬倒黴,武將們也殃及池魚。
更重要的因素是,文官隨着科舉制度的發展,力量迅速壯大。而從明朝中期開始,武將的選拔,也有了以武舉爲代表的科舉途徑,而武科舉不止考武藝,真正決定中榜的是策論環節,也就是要考上,必須也要熟悉兵法戰策,考評權主要由兵部文官來執行,這樣一來,武科舉出身的武將選拔權,其實也漸在文官手裏,能考取功名的武將,好多便成了文官的門生。
此外,明朝兵部的權限也逐漸擴大,明初的兵部,和五軍都督府之間是相互牽制的,但隨着衛所制度的破壞,五軍都督府的權限也越來越虛,兵部的權力卻越來越實在。最直接的一條,原先軍隊的供給靠衛所,後來越來越多靠財政撥款,基本都是兵部拿捏。
而且跟科舉造就的文官集團新陳代謝比,明朝那些顯赫的武將家族,卻大多一代不如一代。也就是說,明朝建立後,文官的力量一直是壯大的,傳統公爵武將的力量,卻是一直弱化的,到了明朝中期以後,隨着衛所制度的破壞,明朝逐漸開始用大規模的募兵制度來取代衛所制,由於募兵的統轄帶兵,主要由武將來負責,爲了制衡武將,勢必也要提升文官的權力,用文官來制約武將。於是以文制武的體制,就這樣形成了。
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卻還是帝王本人的抉擇,對於帝王來說,文官固然討厭,但是文官集團悠久的傳統和其自身特點,決定了受儒家思想出身的文官,最多隻是皇權的制衡者而不是挑戰者,但武將則不然,驕兵悍將在歷代都是皇權大忌,從國家穩定和皇權安全性來說,文官是執行兵權的最好選擇。明朝的軍事制度,在繞了一個大彎後,最終還是走上了以文制武的軌道。與其說是明朝的弊病,不如說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2,三位立體管理模式
然而即使對於文官本人帶兵,明朝也並非完全放心,相反是有一套監督體制的。要讓文官帶好兵,先給武將分好權,給武將們的一顆“甜棗”,就是“總兵”這個職務。
明朝中後期以後,大多數純粹的職業武將在軍事生涯裏所能做到的最高官職,就是總兵。(五軍都督府大都督,在明朝中後期成了虛職),明朝最早的總兵,設於洪武二年(1369年),但在當時,這只是一個臨時性官職,並沒有品級,主要是給予擔負“專征”任務的元帥的。它真正開始以正式官職的名義確立下來,是在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命何福佩將軍印,充總兵官,從此,總兵一職,才以地方最高鎮守長官的名義確立下來。
總兵的特點是常駐地方,並且擁有地方軍隊的管轄權節制權,這樣做的好處在於事權統一,可以提高邊軍的戰鬥力。但爲了防止總兵權力過大,明朝在任命總兵的時候,又在總兵之上設立巡撫,用以節制總兵權力。而且隨着宦官集團力量的上漲,明朝在各地又開始設立鎮守太監,由宦官監軍,將文官武將都監視。這樣,明朝的地方兵權,就形成了宦官——文官——武將相互制約的模式,如果有重大軍事行動的話,在三者之上,明朝才委派由更高級別文官出任的總督經略,用以統一事權。所以說明朝的軍制,宦官當家或者武將當家,甚至文官當家都不恰當,這是一個三位一體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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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三位一體的模式,究竟效果怎麼樣。從事實上看,要想這個模式發揮最大效用,重要因素有兩個,一是這個模式必須獨立運轉,在相互平衡中發揮最大效能,切忌外來因素干涉,而造成內部事權不一。
即打仗的時候,這個體系既要權責明確,每一個人該幹啥幹啥,更要有軍事自主權,不能聽憑體系外的人瞎指揮。二是委任統帥這個三位一體模式的人,即總督(包括經略,督師),必須是富有權謀手段,善於調和矛盾,並具有卓越軍事才能的幹才。放在官場上,這種人顯然是打着燈籠也難找。
但真放在明朝實際的歷史上,我們卻不難看到,這樣的人真不少。除了曾痛打麓川叛軍的王驥外,另一個典型就是北京保衛戰時的兵部尚書于謙,而這場戰鬥的結果,也是明朝贏得了戰爭的勝利,並以勝利迫使瓦剌放歸了明英宗。于謙之所以會在明英宗復辟後被害,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開罪於北京保衛戰時的戰友——忠國公石亨。倆人的交惡除了私人恩怨外,一個公事上的原因,就是于謙執着推行“以文制武”的理念,開始在邊地大規模派遣文官巡撫治軍。但于謙的死,卻沒有阻止這個潮流。
(于謙畫像)
到二十年後的成化年間,明朝發動對河套韃靼部落的大規模進攻,然而最早擔任專征任務的,都是諸如公爵朱永這樣的職業軍人,然而幾次出征,卻最終勞而無功,真正爲明朝完成目標的,卻是一位真正的文官——三邊總制王越,他在成化年間兩次發動戰役,取得“咸寧海子大捷”,因功被封爲咸寧伯。弘治年間,一樣是他總制三邊,取得擊敗蒙古達延可汗的賀蘭山大捷。以至於蒙古騎兵看到他的戰旗,竟會嚇得望風而逃。
雖然王越本人因爲與宦官汪直交好,晚年又結好宦官李廣,以至名聲受損鬱鬱而終。但如他這樣文官統兵的模式,之後卻越來越多,王越之後接任三邊總制的,是同樣以軍事才能著稱的文臣楊一清,到了嘉靖早期,在北方戰線上對蒙古作戰戰功最卓越的,也同樣是總制三邊的文臣曾銑。而在東南的抗倭戰爭中,雖然後人津津樂道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卓越戰功,但成功駕馭他們,並贏得戰爭勝利的,卻是先後擔任浙直總督的胡宗憲與譚綸,尤其是譚綸,他不僅是戚繼光的老上級,更是戚繼光的親密戰友,在嘉靖,隆慶年間,世人說到戚繼光的戰功,總是以“譚戚”並稱。
到了“萬曆三大徵”時期,爲明朝平定播州的,是文官樑夢龍。爲明朝最終鼎定抗倭元朝戰爭勝利的,是文官刑階。而即使是被後人詬病頗多的明朝——後金戰爭裏,給予後金重創的方面大將,同樣也多文官。且不論有爭議的孫承宗袁崇煥,毫無爭議令努爾哈赤苦不堪言的熊廷弼,同樣也是文官。而在崇禎時代開打的明朝鎮壓農民軍戰場上,給予李自成等農民軍最慘重失敗的,諸如洪承疇,孫傳庭,盧象升等大將,一樣都是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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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軍事文官的練級路
從這些人的例子上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同是文官帶兵,但是明朝帶兵文官的整體素質,比起北宋來顯然是高得多的,至少,要擔當統兵大帥,在明朝並非是僅會寫幾篇文章就能辦到的,像北宋打西夏的時代,範雍徐禧這樣的人物能擔當一面的荒唐事,放在明朝的絕大多數時期,基本不可能發生。
在文官帶兵的模式確立後,對於帶兵文官的選擇,明朝不但有謹慎的抉擇,更有一套完整的培養過程。一個菜鳥文官倘若渴望建功沙場,也必然要經過一番艱難的磨練。
這個磨練過程,從明代幾位戰功赫赫的文官身上,就可以看的很清楚:首先是要有軍事基礎,特別是在進入文官體系之前,要經歷軍事素質上的培養。比如指揮了北京保衛戰的于謙,在還是一個童生的時候,就格外喜歡讀兵書,不但讀更愛寫讀書筆記。文武雙全的一代大儒王陽明,從小不但熟讀兵法,更勤練武藝。他在後來平定寧王叛亂後,因爲功勞在外,遭到了京軍那羣職業武將挑釁,非要拉他比射箭,結果王陽明二話不說,當場彎弓搭箭,連發三箭全中靶心。一舉壓服四衆。
但要想指揮千軍萬馬,只有素質還不夠,更要經過培養。一個戰功卓越的文官,後人在驚歎他文武雙全的時候,卻大多忽略了,他是怎樣修煉到這等級。比如王越,做三邊總制之前,他做過兩個重要的職務,一是陝西御史,即在陝西邊境督查軍務工作,正是這段工作經歷,使他對於戰爭的真相,有了切身的體會。後來他在回憶錄《襄敏集》裏說,在陝西做御史前,對於軍務只是想象,在那裏工作過之後,才知道怎樣打勝仗。而在朱永受命專征時,他也以“襄贊軍務”的身份從軍,也就是給朱永做參謀長,親身出謀劃策,並親歷戰陣,正是這常年的錘鍊,最終使他走向成熟,擁有獨擋一面的能力。
王越這樣的經歷,在明朝官場上絕非誤打誤撞。事實上,明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對於軍事文官的培養,都有一套自然的培訓體系,一個最終成爲名將的人,背後其實有無數場刻意安排的考驗。對比其他人看看就知道了,弘治年間統兵兩廣,平定叛亂的劉大夏,雖然做御史的時間短,但他之前卻在明朝兵部職方司幹了整整十年。所謂職方司,按照現在的話說就是“總參謀部”,負責全國軍事的戰略籌謀。他豐富的軍事經驗和對戰爭的認識,就是在這個看似清水的衙門裏造就。
而嘉靖年間和戚繼光並稱,建立平定倭寇偉業的譚綸,在中進士的第五年,就被任命爲南京兵部郎中,在這個任上,由於他受命募兵,抗倭有功,因此才被調任台州知府,負責台州抗倭的募兵抗倭工作,與戚繼光,俞大猷等人密切配合,多次重創倭寇,因此又升任爲負責福建軍務的福建巡撫,福建抗倭勝利後,又調任兩廣總督,負責清剿兩廣倭寇,倭寇徹底肅清後,又調任薊遼總督,負責抗擊北方土蠻部落入侵,可以說哪裏有仗打,他就升官到哪裏,每一步升官路,都是無數場刀光血影的實戰打出來的。以至於《明史》統計說,譚綸不但是武功卓越的文官,更是戰場上親手殺人最多的,他本人武功高強,親手手刃敵人的數目多達三十人。這樣的文官統軍,就算是戚繼光這種級別的武將,也是絕對服氣的。
(盧象升)
想在明朝成爲一個戰功卓著的文官,就要經過這樣一個成熟而艱難的培養過程。套用《亮劍》裏李雲龍的話說:那得血裏肉裏滾三回。明朝這些能文能武的牛人,都是這麼“滾”過來的。
4,被黨爭與瞎指揮毀掉
明朝自從文官帶兵以來,以他們這種成熟的培養體制,造就了大批戰功卓越的文官。但是明朝最終的滅亡,也和這種培養體制被破壞大有關係。萬曆中後期開始,明朝黨爭越演越烈,這種爭鬥也涉及到文官帶兵層面,黨爭的參與者都知道,哪個派系的人擔負了軍事大權,哪個派系話語權就越大。如此一來,許多軍事才能卓越的文官,其實就成了黨爭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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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如萬曆晚期擔任遼東經略的熊廷弼。在努爾哈赤崛起,遼東明軍節節敗退的危急局勢下,熊廷弼臨危受命,很快爲明軍穩住了戰局,可就在局面剛有轉機時,萬曆皇帝駕崩,朝中話語權最大的派系,就是大名鼎鼎的東林黨,可偏巧戰功卓越的熊廷弼是楚黨,如此一來,東林黨展開了轟轟烈烈揭批熊廷弼的高潮,失去已故萬曆皇帝庇護的熊廷弼備受攻擊,黯然去職,接替他的,是以清廉著稱,軍事常識卻堪稱白癡的袁應泰。
(袁應泰畫像)
結果不到一年,遼東局面逆轉,重鎮瀋陽淪陷,併成了後金的都城盛京。而後熊廷弼雖然再度復職,但是卻依然受到東林黨掣肘,名爲遼東經略,其實毫無實權成了擺設。最終隨着遼陽淪陷,他成了魏忠賢閹黨爭權的犧牲品,被魏忠賢羅織罪名殺害,並藉機大肆捕殺東林黨。正是這種已經嚴重扭曲的黨爭,才使得晚明大批毫無軍事才能的文官,靠着派系的佑護執掌方面大權,並很快丟盔棄甲。
比起黨爭來,而明朝文官帶兵體系,在晚明遭到了另一個重創,就是文官帶兵本身這個“三位一體”模式的被破壞。
明朝軍隊的高層指揮,是一個相互制衡的體系,但在打仗的時候,必須是一個自身獨立的系統,才能發揮最大效用。這個道理,連三十年不上朝的明神宗都是明白人,明神宗一輩子幹了很多荒唐事,但惟獨沒幹過的,就是干涉前線軍事主官的自主權。
明神宗執政時期的幾位名將,包括打抗倭援朝戰爭的李如鬆,平定扯立克叛亂的鄭洛,甚至經略遼東的熊廷弼,在統兵打仗期間,遭受的非議都頗多,每一個作戰計劃甚至每一場戰鬥,都會招來外界撲天口水。而明神宗的作法卻是力挺,不管外人怎麼說,只要認定的將領,就給予百分百支持。比如對熊廷弼,外界罵熊廷弼的奏摺,他都留中不發,而熊廷弼更被授予密摺專奏權,他的每一分奏報,素來以懶惰著稱的明神宗,都親自批閱並回復。正是這種推心置腹的信任,才成就了這些將領的成功。
萬曆之前,明朝歷次戰爭雖然也多是文官帶兵,各部門相互掣肘,但在相互制約中,通過給予專征文官統一的事權,還能保證權責統一。而到了晚明,這種指揮方式的權力分配本身,也遭受影響,經常在重大戰爭中,碰到自己軍隊到底誰說了算的問題,熊廷弼的悲劇就是其中之一,身爲遼東經略,卻毫無實權,聽憑巡撫王化貞瞎搞,最終葬送戰局,並一起陪綁。等到崇禎滅了魏忠賢后,這種局面不但沒有改變,反而越演越烈,猜忌心極重的崇禎根本不相信任何人,放在具體戰爭中,就是他不會給任何人絕對統一的事權,反而樂得聽憑下屬臣子相互爭鬥爭權。正是這種猜忌,令明朝軍隊在戰場上付出了慘重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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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崇禎年間以重創農民軍而著稱的盧象升,在皇太極率清軍圍北京時受命救援,被任命統帥全國援軍,可他又開罪於宦官高起潛。結果他名爲統帥,卻被高起潛暗中使壞,辦事處處掣肘搞鬼,而打了敗仗的黑鍋卻由他背,最後他名爲統帥,卻其實只能統帥了五千人駐守鉅鹿,清軍攻打鉅鹿時,他率領五千孤軍浴血奮戰,最終壯烈殉國,而在他身邊,數萬明朝精銳部隊在高起潛的指揮下按兵不動,眼睜睜的看着統帥殉難。
他的死,不但讓明朝失去了一位卓越的軍事家,更讓明朝的大對頭李自成,少了最恐懼的剋星。
(李自成進京)
而按照明朝“三位一體”的指揮模式,身爲統帥的他應該有絕對的實權,這種悲劇本不該發生。然而在崇禎年間,這種悲劇先發生在他身上,後來又發生在另一位名將孫傳庭身上,最後又發生在寧錦之戰的洪承疇身上,三位最卓越的文官統帥,兩個殉難一個投降清朝,明朝最後挽救滅亡的機會就這樣喪失,而直接製造了悲劇的崇禎,也最終隨着北京城破,在煤山上了結了自己苦命而困惑的一生。
1644年,李自成軍攻破北京時,崇禎於煤山自縊身亡,終年34歲,在位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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