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大鼠疫有多恐怖?對明朝的滅亡產生多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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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鼠疫,又稱明末華北鼠疫、京師大瘟疫、明末大鼠疫、疙瘩瘟,是指明朝崇禎帝在位期間北方出現的大鼠疫。本站小編知道讀者都對此很感興趣,接下來就和各位一起來了解,給大家一個參考。
關於明朝的滅亡,明朝自身的問題固然是主因,但明末的天災和氣候異常同樣極爲致命,尤其是崇禎六年(1633年)爆發的這場持續長達十年、波及陝晉、華北數省的鼠疫,更是成爲了壓垮大明的最後一根稻草。那麼,這場瘟疫到底有多恐怖,對明朝的滅亡又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呢?
明末天災人禍和氣候異常,乃是這場瘟疫的主要原因
根據華北地區明末地方誌以及文人筆記的記載,上交大歷史學教授曹樹基在其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地區社會的變遷(1580-1644)》中寫道:公元6世紀、14世紀和19世紀發生的三次大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都曾造成過數千萬乃至上億人口的死亡,給世界歷史帶來深刻的影響。這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都與中國有關。
關於這場瘟疫的原因,現代研究普遍認爲與氣候異常和生態破壞有關。
首先是持續乾旱。受“明清小冰期”影響,明末時期的降水線明顯南移,導致北方開始出現大面積持續性乾旱,崇禎年間更是出現了罕見的十年大旱,不僅湖泊乾涸,就連黃河干流和支流都出現了斷流現象,華北地區的降水量更是下降了11%至47%,更有多達23個地區出現了連續四年以上的重旱。
如此大規模的乾旱,對於明朝這種傳統農業大國,簡直就是滅頂之災,例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飢死,餓殍載道,地大荒”,又如陝西“絕糶米市,木皮石麪食盡,父子夫婦相剖啖,十亡八九”。
乾旱不僅給農業生產帶來的極大打擊,而且導致了水源的急速減少,增加了人畜混用水源的風險,這無疑增加了人感染瘟疫的風險。
其次是大規模蝗災。現代研究表明,蝗蟲產卵的土壤最佳含水量是10%至20%,因此旱災的爆發反而更加有利於蝗蟲的繁殖,而這便是古人常說的“久旱必蝗”,根據塗斌《明代蝗災與治蝗研究》的統計,明朝遭受蝗災的總數達到了967年,平均每年便要爆發三次蝗災,如果集中到明朝中後期,這個頻率則更高。
尤其在崇禎年間的十年大旱中,蝗災的景象更爲恐怖,在《明史》中,旱災伴隨蝗災的記載,簡直如同流水賬一般。例如崇禎八年七月,河南蝗。十年六月,山東、河南蝗。十一年六月,兩京、山東、河南大旱蝗。十三年五月,兩京、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大旱蝗。
這個景象到底有多恐怖,僅以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的爲例,當時“兩京、山東、河南、浙江大旱蝗”,結果便是”野無青草,十室九空”。彼時的內閣次輔、禮部尚書徐光啓便說,“惟旱極而蝗,數千裏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災”。
最後是人禍。從明朝嘉靖年間開始,明朝與蒙古各部之間再度頻繁發生戰爭,結果導致大量漢人被俘或逃往草原,進而導致大量牧場被開墾爲農田,以致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間被嚴重壓縮。本就因氣候變化失去了食物來源的老鼠,爲了生存,開始大量進入人類聚居區,這無疑大大增加了人鼠接觸機率。
與此同時,由於明朝後期統治層面的問題,底層百姓大量破產,百姓們爲了生存幾乎將所有能吃的都充入腹中,甚至包括老鼠,這同樣極大的增加了感染鼠疫的風險。此外,流民的持續暴增,還會導致瘟疫迅速向外蔓延。
如上所述,由於明末時期的天災人禍和氣候變化,給農業生產造成了致命打擊,不僅導致大量流民的產生,同時也極大增加了老鼠與人接觸的概率,而這皆是後來鼠疫的大規模爆發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四年,鼠疫迅速席捲北方各地
由於以上幾個原因,從嘉靖年間開始,全國各地便開始不斷出現瘟疫。不過,彼時的瘟疫多呈現點狀分佈,雖然在當地引起了極大的危害,但並沒有大面積的爆發,因此關於這些瘟疫多見於地方誌。
我們僅以山西爲例,根據《山西通志》的記載,“嘉靖三十九年……石州(今山西呂梁)且疫大作,十室九空,亡餓盈野”;
“萬曆八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
“萬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頭風,有一家全沒者”;
“萬曆十四年,澤(今山西晉城)之州縣春不雨,夏六月大旱,民間老稚剝樹皮以食,癘疫大興,死者相枕藉”;
“十五年,澤州縣復大旱,民大飢,癘癘死之如故”;
“十六年春,澤州地震,大疫流行,民戶有全家殞沒者”;
萬曆十六年後,疫情倒是緩解了一段時間,但到了萬曆後期,卻再度開始肆虐。“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大同屬縣旱飢,九月癘疫,多喉痹,一二日輒死”;“九月,太原府人家瘟疫大。……歷正、二月猶不止。晉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晉王以瘟疫薨。……歷正、二月猶不止。晉府瘟疫尤甚。十九日夜二更,晉王以瘟疫薨”。
……
從現有記載來看,明朝末年肆虐陝晉、華北地區的那場大瘟疫,同樣是從山西開始的。崇禎六年(1633年),太原府興縣(今山西呂梁興縣)爆發鼠疫,興縣百姓爲此逃之一空,隨着興縣百姓的外逃,這次瘟疫開始迅速向周邊擴散。
根據雍正年間《澤州府志》等史料的記載,同年澤州府和平陽府開始遭受疫情,在澤州府,“崇禎六年,高平、陽城、沁水夏大疫”;在平陽府,“臨汾、太平、蒲縣、臨晉、安邑、隰州、汾西、蒲州、永和大旱,垣曲大疫,道饉相望”。
崇禎九年(1636年)至崇禎十六年(1643年),與興縣隔河相望的陝西榆林府、延安府府縣開始相繼遭受疫情,“(崇禎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相較於陝西而言,山西各地的疫情自這一年後則更加嚴峻,例如大同府,“十年,瘟疫流行,右衛牛亦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弔問絕跡,歲大飢”,“十六年渾源大疫,甚有死滅門者”,直到順治八年(1651年),大同府仍是“瘟疫傳流,人畜多斃”。而其他地區,也相繼爆發疫情,靈邱“十七年瘟疫盛作,死者過半”,潞安(今山西長治一帶)“秋大疫,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吊,有闔門死絕無人收葬者”。
崇禎十三年(1640年),鼠疫開始蔓延到河北,首先是河北大名府,“十一月……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到崇禎十四年(1641年),河北地區疫情持續擴散,在大名府“春無雨,蝗蝻食麥盡,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廣平府“大飢疫,人相食”;順德府“連歲荒旱,人飢,瘟疫盛行,死者無數”;真定府“正定大旱,民飢,夏大疫”;順天府的良鄉縣“瘟疫,歲大飢”,次年則“大瘟”。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從河北地區開始傳染至京城,“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這裏面所說的“疙瘩瘟”和前文提到的“疙疸病”,主要是因爲腺鼠疫患者會出現淋巴結腫大的症狀,因此得名。
崇禎十五年(1642年),鼠疫開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數百人,逐門逐戶而過,無人能夠倖免。
崇禎十六年(1643年),河北地區的疫情依舊極爲嚴重,如順天府通州“崇禎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疸病,比屋傳染,有闔家喪亡竟無收斂者”;又如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 見則死, 至有滅門者”。
《明史·五行志》亦記載,崇禎十六年“京師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次年,錦衣衛指揮使駱養性前往天津督理軍務,曾回憶京師的疫情,“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在疫情繼續肆虐的同時,腺鼠疫開始變異爲肺鼠疫,夏燮《明通鑑》記載“京師大疫,死者無算”,《崇禎實錄》則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甚至已經到了無人收屍的地步。
天津的疫情同樣極爲恐怖,“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 (九月十五日), 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 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 排門逐戶,無一保全。一人染疫,傳及闔家,兩月喪亡,至今轉熾,城外遍地皆然, 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 哀號滿路”。
這次鼠疫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波及地區極廣,除了陝晉、河北地區外,河南、山東各地同樣受到疫情影響,開封府陽武縣、滎陽縣、通許縣、商水縣,河南府的偃師縣、閿鄉縣,彰德府,歸德府,懷慶府,以及山東青州府,濟南府的歷城、齊河、海豐、德州、泰安等地同樣遭受瘟疫肆虐。
鼠疫給明朝帶來致命打擊,成爲壓垮大明的最後稻草
關於這場瘟疫造成的具體死亡數字,我們現在已經無法準確估算,根據史學家的不完全統計,明朝萬曆和崇禎年間的兩次大鼠疫,僅陝、晉、冀三省的死亡人數便已經達到了上千萬,僅京城的死亡人數便達到了二十萬以上,大明京師不僅出現了“日出萬棺”的景象,街道上甚至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的滅亡,固然有自身的問題,然而這場規模巨大的鼠疫,則成爲了壓垮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其不僅加劇了天下大亂的程度,更是對明朝的軍事系統造成了致命打擊。
最爲典型的,便是名將孫傳庭的陣亡,奉命率兵圍剿李自成的孫傳庭,本就被鼠疫橫行、人死過半而頭疼不已,結果朝廷方面還不斷催促其出兵,以致孫傳庭最終只能帶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出戰,最終戰敗身亡。
明朝末期,在衛所制全面崩潰的情況下,明朝成建制的精銳部隊,主要便是九邊重鎮,然而這場瘟疫卻幾乎徹底摧毀了九邊重鎮中的延綏、大同、太原、薊州、宣府等鎮。
結果,當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權時,明朝不僅沒有辦法抽調兵力予以圍剿,甚至在李自成率軍自陝西攻往京城時,明軍都沒有足夠的兵力予以阻擋,以致李自成除了在寧武遭到頑強抵抗外,一路幾乎沒有遇到像樣的抵抗,便很輕鬆的殺到了北京城下。
與此同時,在鼠疫的肆虐之下,原本京師的十萬駐軍,只剩下了五萬多人,而京營原本擁有的2.7萬匹戰馬,也只剩下了1千匹可以騎乘。如此情形下,京軍不僅喪失了野戰能力,甚至連守城都變得捉襟見肘。當時,京師內外城牆有15.4萬個垛口,而那五萬從疫情中倖存下來的士兵不僅“衣裝狼狽,等於乞兒”,而且大多身體虛弱甚至無法站立。
在闖軍已經殺到京師城下時,守城將官甚至不得不低聲下氣的求人守城,結果仍是“逾五六日尚未集”,甚至最後連三四千宮中太監都上了城牆。即便如此,城牆上仍是平均五個城垛纔有一個士兵,而且守城明軍皆是“鳩形鵠面,充數而已”。
在外援無法抵達的情況下,此時的京城實際上根本就守不住,因此守城太監曹化淳和兵部尚書張縉彥先後開城投降,闖軍幾乎是兵不血刃的便攻破了京師。眼看大勢已去,明思宗朱由檢最終於煤山自縊,明朝就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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