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品評人物的標準是什麼？有哪些表達方式？

東漢時期，品評士大夫們的標準是怎樣的呢?感興趣的小夥伴們跟小編一起看看吧。

當“人”的主題躍居歷史的目光中時，品評活動便開始萌芽發展。故而早在先秦文本中便能找到許多觀人識人的案例。由先秦一路延續至東漢時期，品評人物在現實生活日益蓬勃發展，進而改變其內涵。

品評活動建立在品評者與被品評者之間的互動與交流，品評視角的交錯與火花，都影響着品評的內容與結果。

一、東漢人物品評的標準

1. 品德

在舉孝廉制度盛行的東漢時期，德行是這一時期品評人物的主要視角。這亦使得其時的人物品目結論多呈現出強烈的道德性，而其時所提倡的首要道德標準便是對親長的孝悌程度。

早在東漢政權草創之時，劉秀就偏好選拔由鄉里人民所推舉的孝悌之士，例如潁川人銚期因父逝居喪三年，劉秀行軍至潁川時聽聞當地士民的如斯評價，便很快將其召入屬下。

可以說是採納士人民主意見以安定地方的一種措施，也反應了當時的士人社會對孝者的推崇倍至。而當時之人的對孝者的推崇也反應在行政官員對評價爲孝者的格外禮遇上，如會稽都尉任延在巡查下屬諸縣亦會慰勞當地孝子並“就餐飯之”。

可以說尊崇孝道已經成爲了一種東漢社會的共識所在，而東漢統治者亦積極順應了此種社會輿論導向，將以臣忠君的關係亦構建成爲以子孝父的關係的進階的狀態。

如馮異身陷其“專制關中”的彈劾時，劉秀不但直接將相關彈劾交予他而且在予馮異的詔書中對雙方的關係作出了“義爲君臣，恩猶父子”的表達來對在高度緊張下的馮異進行安撫。

而《續漢書》亦載劉秀在與耿弇發生衝突，甚至在激怒下聲“我斬卿”時，耿弇亦聲稱自己因“大王哀厚弇如父子”因而才竭忠盡力，從而化解了雙方的矛盾。

可以說尊孝已經成爲了一種東漢社會的共識所在，而東漢統治者亦積極順應了此種社會輿論導向，將以臣忠君的關係亦構建被賦予了基於道德立場的親情聯繫，起到了如同政治上的潤滑劑一般的作用，也因此成了道德評價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其次的標準則爲仁義，當時儒家所倡導的仁義之內核便爲能夠判斷善惡是非，進而能夠懲惡揚善的一種帶有實踐性質的判斷能力。如曾任兗州刺史的第五種在刺史任上時不畏作爲宦官領袖之一的中常侍單超之勢堅持糾發其兄單匡的種種罪行，而後其屬下從事衛羽甚至遭遇了單匡所派遣的刺客的刺殺，結果這一刺客反而被俘成爲了對單匡不利的人證，以至於“州內震慄，朝廷嗟嘆之”。

而後在第五種負有人命案在逃時，徐州從事臧旻於上書爲其辯白時對其評價道“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序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

將第五種於兗州刺史任上時對於腐化而樹大根深的宦官集團的積極處置解釋爲了對於“惡”的主動排斥，而讚許其行爲爲“清高”，甚至願意爲其向朝廷祈求免去其罪狀。

2. 才能

在東漢建立之初，爲使從軍事政權順利過渡到文人政府，光武帝劉秀採取了偃武興文的方針，自身也不再談及軍旅之事，連皇太子向他詢問也效仿孔子故事以“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

爲由進行回絕,此時形勢正如《後漢書》所形容的“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在此重文偃武兼之以重德輕才的政治情形下，與後世唯纔是舉時期的重視絕大多數才幹的態度不同，此時的才能標準更多的指向文才，文才的高低便成爲了東漢早期才能評價的關鍵性標準。

如割據河西地區的河西大將軍竇融正式歸附東漢後，劉秀便立刻詢問了是誰在此之前爲其擢寫奏章，在聽聞是其從事班彪捉筆後，不但立刻召見了他，還讓司隸將其舉爲茂才並授以官職。又如在大司馬吳漢病逝後，光武帝劉秀號召諸儒士撰寫書其生平的誄文。

此時因爲冒犯美陽令而身處獄中的杜篤也參與這次誄文書寫，並被劉秀評爲最優，此事不僅使杜篤得到了賞賜的布帛，其刑罰也得了劉秀的特許得以直接免除。如此種種事例可見，早期東漢統治者爲了儘快穩固文吏制度極重文才，甚至往往願意對於有文才之士願意違反各式成規、大開方便之門。

而到了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時任尚書令左雄向漢順帝劉保提出建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在察舉中通過箋奏寫作測試參與者的文才水平，提升職官的平均水準。

該次進言被順帝順利採納，以此正式將寫作之才納入才職官察舉的考覈體系，更得見東漢政權對一個穩固的文官體系的重視程度。而到了東漢末年動亂的社會中，想要安身立命，仁義道德已成空言，唯有才能與智力方可領導衆人。

因此人物品評的標準，在政權主導者的左右之下，由德行漸漸偏向於才性，而人物品評中對才能的定義也開始超出過去文才的範疇，幾乎擴大到一切政治才能上。諸人有不同的才性能力，衆官有不同的職能義務，必須使適合的人在適當的職位上，君臣各盡其能，彼此配合，此爲當時所提倡的“主道得而臣道序”，如此才能成就國家太平基業。

不只中央朝廷文武百官的任使，必須知其人得其人，以此量能授官，即便是地方的選舉，識別士人之才能也同樣重要。基於對“才性”的重視的品鑑在很大程度上展現出了士人生命全然不同的情態或姿態。

二、東漢人物品評的表達方式

1. 品題

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就曾用“嵇志清峻，阮旨遙深”總結嵇康阮籍志趣清高、命意深遠的創作風格，並在《時序》篇中用“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來概括建安文學諸參與者的特色。

而東漢末年的許劭則是其時尤以“題目”展現其主導社會輿論的能而成名的品評家。在曹操受許劭所評的例子中，許劭人身受曹操所挾持時作出的“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並非是太正面的評語，但曹操已甚爲滿意，似乎曹操所重視的事物並非在於評語的內容，而是在終於能得到許劭的品題。

這意味着得到許劭的品題這一事實本身就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價值。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恐怕與許劭自身的姿態有關，因爲許劭曾“鄙其人而不肯對”。

換言之，許劭對品題的對象並非來者不拒，唯有符合其標準者纔會加以題目，故許劭的品題本身，就代表某種質量保證。也因此曹操雖然是在半強迫的情況下取得許劭的品題，但仍大悅而去。

2.綽號

除了直接褒揚人的忠孝行爲或用比喻、比較法形容人的品行外，在東漢，還有一種特殊的品評方式——賦予綽號。即用簡短的一個詞語形容被品評的對象，以達到突出這一人物某種層面上的特性的目的。

這種稱號可能是出於受品評人物所參與的某一標誌性事件，如光武帝劉秀因其不率大軍涉險親入銅馬軍降衆大營，納降後因降服大量銅馬軍部衆而被稱爲銅馬帝，又如從事陳衆駕單車白馬勸降佔據灊山的軍閥李憲之餘部，使灊山免受漢軍討伐，而被當地民衆立生祠稱爲“白馬陳從事”。

是基於被品評者的某種常期爲人所知的生活狀態，如馮異在軍中始終保持着謙和退讓的態度，不但治軍嚴謹，而且每當諸位將領談論自身功業時都自屏於樹後，因而軍中稱其爲“大樹將軍”。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綽號這一品評表達方式一方面多因圍繞受品評者的衆議而生，故而具有一定事實依據性，但在另一方面其無論源於受品評者所從某事或是受品評者所具某一特質，皆往往過於突出大衆願意關注的受品評者的片面特質，因而可能造成以偏概全的問題。

3.擬物

對人物的品評有時候會使用事物的特性作爲比擬，從描述被相者的外貌、聲音等外在特徵，一路延伸至人的內在性格上。

其時人物品評多將人物比擬於富有道德意味之物，品鑑視角多以物來比喻外貌之下的神韻風采，而這一表達方式所用於譬喻的事物，甚少出現有關於政事之才的描述，更不會出現具體的官位或能力，而多爲虛化的自然景物或意象，以美學的視角呈現人物的面容神態，像是使用玉樹、日月、連璧等喻依，照見其內在光彩又清明的特質。

如以松柏象徵人物的堅貞德性，或以潔白無瑕之玉比喻士人在氣節上的堅持與道德上的無瑕。如“南陽朱公叔，飂飂如行松柏之下”、“膺嶽峙淵清，峻貌貴重。華夏稱曰：潁川李府君，頵頵如玉山。”即朱穆以道德嚴整事父母至孝，時人便目爲如高揚於松柏下之風。

而李膺更以清議領袖的道德之高，時人便目之有若玉山之光輝。可以說其時名士以德行之重，使時人崇拜，已經不再被當成凡俗人士看待，李膺亦得到了“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的獨特待遇，可見在士人羣體看來李膺的德行崇高甚至已經具備了鑑定他人的特性。

只要得到如斯超凡士人的結交便可使其自身“登龍門”，也就是亦被認同具備某種非凡的特質。如遊學士郭泰於洛陽面見李膺並得到對方友待後便很快“名震京師”，而後郭泰將要回到了鄉里，衣冠諸儒皆依依不捨，將其一直送到河邊，並隨行大量的車數。

郭泰只選擇與李膺一塊“同舟而濟”，士民們在觀望他們時甚至感覺到自己彷彿看到了神仙一樣，可以說士人目之其有若神仙的名士風姿，實爲士人們心中認爲其體之含寓德性內涵所發出的德性之高輝。

而士人理解郭泰時所產生的這一意象又發端自郭泰與早先被評具備相仿的意象類型的李膺的交接，可以說反應了對士人的擬物意像在人際交往中的“傳遞性”，使得愈與不凡者相交愈是會顯得不凡，可以說是士人羣體產生與凝聚的巨大動力之一。

結語

人物品評對被品評者觀看的角度與最終的評價形式自先秦時期的數術觀點轉向人文視點，到東漢時在中央政府的不斷引導與提倡下尤其偏重德性、才性。

可以說隨着時間洪流的遞嬗，東漢士人階層人物品評的視角也越發多元，其形式也越來越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