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和“朋黨之爭”有什麼區別?造成的結局爲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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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宋代的朋黨之爭和唐代的牛李黨爭有何不同?最大區別,就是一條:唐朝人比宋朝人更負責。

唐朝牛李黨爭雙方,雖說各有私怨利益,但國家大事面前,都是負責任的政治家,關鍵時刻常能顧大局。而宋朝的朋黨之爭,與之一比卻差得遠,到了最惡劣的時段,更是隻講私怨不顧國家,尤其是其中一方,更是節操盡碎。

這個差別有多大?可以先看看唐代的牛李黨爭。

唐朝牛李黨爭,雙方代表人物爲李德裕與牛僧孺,這二人一個名門大族出身,一個草根身份,各自拉起一干隊伍,多年來朝堂上互掐不停,惹得無數後人紛紛瞧熱鬧。但這二位一天二地仇的政治強人,卻也有個同樣的身份:治國幹才!

雖說出身不同,政治主張也有差異,但放在大唐國務中,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堪稱擔當大任的好手,且都有清正廉潔的好品質。以爲官表現論,絕對都是官員中的楷模人物,業績水平更拿得出手,李德裕治理劍南,牛僧孺治理鄂中,全是滿滿輝煌的好成績。比起歷史上那些滿嘴唱高調的清流人物來,這二位都是優秀的實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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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優秀人物,互相掐起來,自然也是高招迭出,二十七年間,大唐的朝堂就變成了擂臺,一會是李德裕把牛僧孺踹翻,不幾年後牛僧孺又把李德裕揍趴下,二人相繼浮浮沉沉,互相拆臺的事情也做了不少。牛僧孺更鬧出一樁槽點,把李德裕從吐蕃手裏浴血收復的維州,竟然拱手還給了吐蕃,鬧的大唐顏面盡失。

雖說這事做的糟糕,但牛僧孺隨後就用一種辦法,證明了他從不逃避的品質:慨然承擔了丟失維州的責任,主動引咎辭職。這不止是敢作敢當,更是肩起國務責任的勇氣。以一身的擔責,平息維州爭端後朝堂無謂的爭論,把國家政務拉回正規。雖說這件事上,牛僧孺的戰略預判犯了錯,可這負責任態度,着實無錯!

而在雙方爭鬥二十多年的活劇裏,貫穿始終的,同樣是這負責任態度,無論李德裕還是牛僧孺,一旦當政後,都會把對手狠踩痛貶,但是唯獨不會貶的,就是對手已經見效的國務政策。也正是這樣一種特殊的互掐模式,所以那一段時間的唐王朝,也就出現了奇景象:在牛李黨爭的白熱化期間,唐王朝卻一度走出困境,有了唐武宗的會昌中興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這晚霞一般的輝煌,就有牛李黨爭良性競爭的結果。

而與之相比,宋朝的朋黨之爭,卻是坑多了。

宋朝的朋黨之爭,真正的白熱化時代,是從王安石變法開始。當時的北宋王朝,雖說表面繁榮,其實卻已不堪重負。國家財政連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國防危機四伏,已經是不改不行的地步。而以司馬光爲首的一羣老臣們,卻只知道給新皇帝宋神宗唱高調。這才叫年輕的宋神宗忍無可忍,慨然啓用王安石,轟轟烈烈的北宋變法上馬!

然而,隨着變法的開始,北宋的朋黨之爭,也迅速的高漲起來,早年唱高調的司馬光一夥,搖身變成了反對變法的頑固派,與王安石麾下的變法派玩命死掐。雖然在後來的史書裏,各類史家對司馬光等人的作爲極力美化,把他們的折騰看做爲國爲民的正義行動。但無奈司馬光的鐵桿盟友文彥博,一句話暴露了這羣人的最惡劣用心: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所謂的富國強兵,在這羣人看來,統統就是浮雲,動了自家“士大夫”的利益,哪怕毀了大宋王朝的前途,也要組團跟變法玩命。北宋朋黨之爭的真實目的,就是這樣惡劣!

“牛李黨爭”和“朋黨之爭”有什麼區別?造成的結局爲什麼不一樣? 第2張

圖 王安石

於是,在北宋頂着反對派壓力,朋黨之爭的口水聲裏,堅持了十五年變法後,眼看着內外形勢一片大好的北宋王朝,卻因爲宋神宗的病故橫遭轉折,徹底掌握大權的司馬光頑固派,幾乎是電閃雷鳴的手段,把已經取得成效的新法統統廢除。尤其令人髮指的是,爲了徹底踩倒變法派,號稱忠君愛國的司馬光,竟連大宋國家尊嚴都不顧,在北宋已經掌握對西夏戰爭主動權的好形勢下,主動諂媚示好,將北宋將士浴血收復的西夏六寨割給西夏!

也正是在這羣舊黨的折騰下,北宋的政治空氣迅速惡化,王安石生前得力干將,北宋變法的旗幟人物蔡確,更被他們羅織罪名害死。而這樁血仇,也導致宋哲宗親政後,啓用繼承王安石蔡確變法遺志的變法派干將章惇,在這場朋黨之爭中,掀起了對舊黨們最慘烈的報復:大批舊黨官員被株連論罪,已經去世的司馬光被追奪一切賞賜冊封。就連支持司馬光的高太后,都險些在死後被廢掉尊位。北宋朋黨之爭,就這樣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當然必須稱道的是,雖然變法派對守舊派,在宋哲宗年間開始了慘烈的報復。可是對於守舊派的政治主張,章惇爲首的變法派,卻是去粗取精,盡力吸納,絕不幹司馬光這樣的齷齪事。也正因這個胸懷,纔有了宋哲宗晚期,北宋一度攻克橫山地區的輝煌武功!

但隨着宋哲宗去世,舊黨推舉的藝術家皇帝宋徽宗上臺,北宋徹底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正是這樣一種你死我活的朋黨之爭,最終也毀掉了北宋的政治根基,整個官場變成了逆淘汰。到了宋徽宗年間,朝堂上更變成了奸人蠢人扎堆,最終上演靖康之恥。明朝好些學者,把司馬光看做北宋滅亡的罪人,正是因爲這朋黨禍國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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