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明代科舉:其中已有“同等學力”者被稱“儒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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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選舉志》裏有兩段話容易使人們對明代科舉全貌產生一些誤解。
第一段話是:“科舉必由學校,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這段話的後面一句是對的,因為明朝任官有多種途徑,通常説是進士為一途,舉人、貢生、儒士等又是一途,吏員也為一途,這叫“三途並用”。但這段話的前面一句卻有問題,那就是科舉未必“必由”學校。有資格參加明代科舉第一層級“科試”的有兩種人,一是在府、州、縣各級官學讀書的“生員”,所謂“科舉必由學校”,指的是他們;二是儒士,他們“未必”由學校,大略相當於“同等學力”者。
第二段話是:“當大比之年,間收一二異敏、三場並通者,俾與諸生一體入場,謂之充場儒士。”這句話反映了“三場並通”的儒士可以和生員一併參加鄉試的事實,問題出在“間收一二異敏”。
由於這兩段話,加上學校的生員是明代科舉考試的“主流”,所以造成了後來人們對於以“同等學力”參加科舉的“儒士”的不重視,甚至忽略不計,這就不免以偏概全。首先如上所説,由於“充場儒士”的事實存在,使得明代的科舉“必由學校”之説並不全面。其次,明朝的“充場儒士”並非像《明史》所説的那樣在人數和影響上微不足道。
郭培貴教授根據《福建通志》對明代福建舉人身份的記載,統計出福建的舉人有265位是“儒士”的身份。如果按照方誌遠教授關於鄉試舉人大約30取1的推測,僅福建一省,取得“同等學力”參加鄉試的“充場儒士”應該有七八千人次。
明朝江西泰和籍大學士陳循在給景泰皇帝的奏疏中説:江西每當“大比之年”,除學校出身的“生員”之外,“同等學力”的儒士參加鄉試者,“往往一縣至有二三百人”(《明英宗實錄》卷268),而不是《明史》所説的僅“一二異敏”。當時的江西有七十多個縣,泰和為科舉大縣,其他縣以十分之一計算,全省每次參加鄉試的儒士可達七八百人,這是通過了三場“科考”取得“同等學力”的“充場儒士”,未通過科考的儒士數量更加巨大。
那麼,“充場儒士”的“同等學力”是怎麼取得的?這裏須有兩個條件,第一,要被當地知識界特別是官府認定是“儒士”,即有學問。這個條件是“軟指標”,人情的因素比較多。第二,要通過科舉的第一層級“科考”,這個條件是“硬指標”。明朝“科考”是隨着經濟文化的發展、要求參加科舉的人數不斷增加而設置並完備的。開始由各官學所在的府、州、縣主官負責,聽命於各省的巡按御史;到了正統元年,在各省增設按察副使或僉事,稱“提學憲臣”,簡稱“提學”;到弘治十八年,規定立“三等簿”考核學生,標誌着“科考”的正式定型。“科考”的具體做法是:各省提學在三年的任期內,要在全省的官學生員中進行兩次“統考”,第一次叫“歲考”,第二次就叫“科考”。只有在“歲考”中取得一二等(共六等)的生員,才可以參加“科考”。只有在“科考”中獲得第一二等(總共也是六等)的生員,才能獲得鄉試的資格。
“儒士”們要獲得鄉試的資格即“同等學力”,不需要參加“歲考”,但必須參加“科考”。考什麼?《明史·選舉志》説是“三場並通”。哪“三場”?沒有説。但根據鄉試、會試的情況可以推測科考的情況。
明代的鄉試、會試都分三場進行考試。第一場考的是:一、“四書義”,有三道題,每題答二百字以上。二、“經義”,有四道題,每題答三百字以上;如果來不及全答,可省去一題。這場考試是考核考生對四書五經及各家註疏,特別是朱熹註釋的熟悉程度,有標準答案,有點像我們現在的“客觀題”或“基礎知識”的考試。第二場考的是:一、論一題,答案要三百字以上。二、判語,也就是批示,共五條。三、代擬詔、誥、表、內科,任選一道。這場考試是考核考生的從政能力。第三場考的是:經、史、時務策,共五道題,可選三題作答。這場考的是考生對於時務和國家政策的見解。
“科考”所考的,應該也是這方面的內容。這三場考試都合格的儒士,就取得了參加“鄉試”的資格,可以以“充場儒士”,也就是和通過科考的生員們的“同等學力”,參加三年一次的“鄉試”。
在當時,由於重視“在校”的資格,對於“同等學力”是有歧視的。陳循在説到江西“大比之年”每縣的“儒士”往往有一二百人時指出:一些學校出身的官員對“儒士”有成見,甚至“惡之如糞土”。陳循自己也出身於學校,而且是以狀元的身份進入仕途的,但他引用《尚書》的話,“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又引用《孟子》的話,“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認為無論來自學校還是以“儒士”的身份充場,皆“盛世之事”,不得以學校出身而歧視“同等學力”的儒士。陳循特別指出,以自己的原籍江西泰和縣論,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大學士楊士奇就是儒士出身,始任廬陵縣學訓導,由吏部試用,後為一代名臣。而永樂十九年廷試第一的狀元曾鶴齡,則是以儒士的身份參加科舉考試的。
陳循舉的這兩個例子,楊士奇是以“儒士”選官(關於這類“儒士”,筆者當另文討論),而不是“科舉”儒士。曾鶴齡則是典型的“科舉”儒士,先在永樂三年江西鄉試中中舉,後在永樂十九年的會試中名列第二,經廷試而為狀元。(楊士奇《東里續集》卷27《故翰林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曾君墓碑銘》)
而在明朝,以“儒士”身份通過科舉高中會元、狀元,為非學校出身的“同等學力”者增光的並非只是一個曾鶴齡。
成化十七年,浙江餘姚儒士王華廷參加科考並高中狀元,後來官居南京吏部尚書(徐鹹《西園雜記》),而且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兒子王守仁,號陽明,被稱為明代氣節、學術、事功第一人。正德六年,江西安福儒士鄒守益會試第一、廷試第三,後來師從王陽明,被黃宗羲稱為“江右王門”第一人,後擔任南京國子監祭酒,這位出身“同等學力”的儒士掌管了明朝最高學府。
廣東南海縣一直以本縣在明代出了四位“會元”而自豪。這四位會元分別是倫文敍、倫以訓父子,樑儲、霍韜。其中,倫文敍和霍韜二人是以儒士的身份通過科舉為會元的。《廣東通志》驚呼:“倫文敍、霍韜以儒士入科中式,未嘗一日為諸生,是尤為異!”倫文敍不僅是會試的會元,還是廷試的狀元;霍韜則官至禮部尚書,為嘉靖時期的名臣。
當然,以“充場儒士”的身份在科舉中嶄露頭角並且建立卓越功勛的,還得推譚綸。譚綸是江西宜黃人,字子理。沈箕仲《譚司馬公行狀》言其:“生而沉雄,多大略,於書無所不窺。然時喜道家言,而志閒閒而氣闐闐。嘉靖癸卯以儒士舉於鄉,登甲辰進士。”雖然是“儒士”出身的文官,譚綸卻以軍功和韜略著名,屢建奇功。他先後擔任福建巡撫、兩廣總督,率領劉顯、俞大猷、戚繼光三大總兵剿滅東南沿海倭寇;繼為薊遼保定總督,與戚繼光練兵薊鎮,防禦北方蒙古諸部,時稱“譚戚”。
不過,到了晚明,一方面是社會發展日益多元化,另一方面官場的科舉考試卻更加講究“學校”出身而歧視“同等學力”,致使人才培養、人才選拔的路子變得更加狹窄,在某種程度上也加速了明朝走向封閉、式微和敗亡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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