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起兵造反 為何朱允炆屢次錯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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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98年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駕崩,二十一歲的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這就是明朝第二個皇帝建文帝。
這位在位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權成功的失敗帝君,在歷史上卻得評價甚高,朱元璋的遺詔裏説他“明仁孝友”,可稱是仁德之君,清歷史學家徐元文也曾説他“若無篡逆之亂,必修德安民,開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觀點認為,如果當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現實,安心做一個藩王,朱允炆也必將成為一個堪比歷代仁君的好皇帝。
而觀其一生的“善舉”,事實也似乎如此,從建文元年(1399年)開始,朱允炆即大刀闊斧,對朱元璋時代的諸多制度進行更化改革,史稱“建文新政”。新政的主題恰如其年號“建文”一樣,與前代的“洪武”相對,施行重文臣,興儒學的“仁政”。即位第一個月即下令全國複查“冤案”,對洪武時代的幾次大案重新核查,力求“從寬”,赦免無辜者數萬人。許多被朱元璋流放邊關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進而修訂《大明律》,刪掉其中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署更進行“機構精簡”,户部和刑部下屬的各類司級機關從12個縮減到4個,但有些部門則進行“機構擴充”,如翰林院和國子監。官職級別也發生變化,六部尚書的品級從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邊則形成了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三人組成的“參議”,即後來明“內閣”的雛形。賦税政策也大做調整,改變了洪武時代對江南地區的苛刻重税,改為輕徭薄賦。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議下改革國家土地制度,恢復西周時代的“井田制”。上述種種“善政”,六百年來史不絕書。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實際,但諸如“內閣”等制度,文臣治國的理念,實際上也被後世皇帝接納並延續下來。歷代史家對其評價甚高,由此不足為怪。
既是“善政”,又為何招致戰亂呢?這就是靖難之役的“導火索”—削藩。
台灣歷史學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裏如此諷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軍隊打仗,開始的時候捷報頻傳,斬獲連連,卻突然一個挫折,接着就是昏招連連,連戰連敗,最後敗到一發不可收拾。
説“削藩”,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孫”的時候就有的一塊心病,畢竟深知自己年紀幼小,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鯁在喉。黃子澄曾寬慰他説:“漢景帝在位時,諸王也多不法,釀成七國之亂,可漢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讓朱允炆稍稍心安,後來朱允炆也曾請教朱元璋,朱元璋反問他該怎麼辦,朱允炆思來想去答道:先用德爭取,再用禮規範,再不行就改封地,還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璋很滿意,讚道:“甚好,甚好。”
而觀朱允炆削藩,論開頭,也可為“好的開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後,即頒佈“遺詔”,各地藩王所屬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親身“護衞”外,皆由中央節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鎮的“軍政大權”,繼而朱允文與其老師齊泰,黃子澄密謀,採納黃子澄“斷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議,先將河南周王與山西代王以“貪橫暴虐罪”逮捕,繼而周王被髮配雲南。眾文臣窺得風向,紛紛見風使舵,上書力陳大規模“削藩”。“順應民意”下,建文帝再接再厲,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責”,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憤然自焚。齊王被廢為庶人,關入大獄,數月之間連出重手,將當年向朱元璋陳述的“五步走”連貫動作一氣呵成,直鬧得諸藩國人心惶惶。
噩耗連連,“主要對手”朱棣也緊張,加緊招兵買馬準備戰爭,並與北邊的韃靼部落訂立盟約。建文帝也毫不落後,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員葛誠,成為自己耳目,繼而以防備蒙古為名,派親信將領張芮駐北平北面的開平,遣謝貴為北平指揮使,接掌北平軍權,裏裏外外對朱棣形成夾擊之勢。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見,有大臣建議建文帝藉故將朱棣捉拿,未被允准,繼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萬駐開平,五月,朱棣派兩個兒子朱高熾,朱高煦入京朝見,又有大臣“舊話從提”,要建文帝扣押兩皇子以挾持朱棣,再被拒絕。最終放虎歸山,歸家後,為掩人耳目,朱棣開始“裝瘋”,成日瘋瘋癲癲,做病入膏肓狀。七月,在得到葛誠密報朱棣已然籌謀起兵後,建文帝終下決心,命北平指揮使張信逮捕朱棣,誰知張信火線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斷行動,先誅殺建文帝派在身邊的眼線葛誠,繼而火速舉兵,殺死建文帝駐北平親信張芮,謝貴,控制北平城,繼而殺退駐開平的宋忠的三萬精兵,正式舉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對這段“削藩”過程頗多非議,認為既然削藩的主要對象是燕王朱棣,就該從一開始直搗黃龍,先將朱棣削藩,而照黃子澄的方式,實為“先易後難”,到頭來朱棣毫髮未損,各藩國卻被“得罪光”。這個此時捷報頻傳的過程,素來被看做建文帝的敗筆之一。而在之間,兩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機會皆被自己放過,更令後人指摘不已,稱之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但仔細觀其過程,朱棣兩次覲見,第一次是諸藩王人心惶惶時,恰如齊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諸藩眾怒”。第二次朱棣兩皇子覲見時,黃子澄諫道“放歸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在輕易不願釀成兵災的建文帝眼裏,這必然成為他的第一選擇。而説到“先易後難”的削藩選擇,對於行事力求穩妥的建文帝來説,也是必然會採納的。
但對照之前的漢朝“七國之亂”,以及後世的清朝“三藩之亂”,我們不難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錯處”。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話: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無可迴避的戰爭,最重要的自然是戰爭準備,而這,恰是建文帝,及其“師傅”們最大的疏漏。直到戰爭打響後,建文帝還反覆告誡前線諸將,不要傷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殺叔之名”。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舉兵造反,以“清君側”為口號,拉響了持續三年的“靖難之役”的大幕。
大戰驟起,朱棣先聲奪人,先敗宋忠的三萬精兵,繼而連克雲中,開平,懷來,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牽制朱棣的“防區”,此時盡皆攻克,如雷轟頂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應,派出了以長興侯耿炳文率領的三十萬“中央軍”,出師討伐。
由此牽出了朱元璋為建文帝做的最後一個苦心安排—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鳳陽人,淮西舊將的老班底,大明開國功臣,靖難之役爆發時,時年六十五歲,可謂久經沙場。在漫長的三年靖難之役中,他留給歷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卻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寫朱允炆命運的人。
之所以這樣説,還是由於他的作戰特點---擅守。朱元璋爭天下時,他曾受命鎮守江蘇長興達十年,其間數次以少勝多,擊敗朱元璋勁敵張士誠的瘋狂進攻。也因戰功為封為長興侯。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傑,乃至彼時中國的將領中,他是最擅打防禦戰的人,他不僅防禦經驗豐富,且軍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戰車克胡騎”的作戰思路,在明朝中後期被戚繼光,俞大猷,孫承宗等人發揚光大,成為明軍的主戰法。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於此----一旦國家有事,一個耿炳文就足夠鎮守邊關。而從靖難之役的局面看,大勢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隊多騎兵的朱棣,最大的特點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戰,一旦戰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滅頂之災。對於耿炳文乃至建文帝來説,平亂的方式很簡單---守住,便是勝利。
但急於求成的建文帝給耿炳文的命令卻是“火速堪亂”。接着同年九月,耿炳文率軍在河北真定與朱棣激戰,朱棣先以夜襲的方式,相繼殲滅耿炳文屬下的潘雄,楊忠部,出戰遇挫的耿炳文收縮兵力,死守真定,數次擊退朱棣的進攻,終將局面拖入對“中央軍”有利的相持戰軌道。豈料後院起火,建文帝聞敗報後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戰而摧鋒”,於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萬大軍北征朱棣。這個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將,就這樣告別了靖難之役的舞台,兩年後,坐穩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宮廷物品違制罪”,將之賜死。
靖難之役中,建文帝的又一次獲勝機會,又這樣輕易的放棄。放棄的表面原因,是“帝師”黃子澄對李景隆的傾力推薦。君臣短視,急功近利,又怎能不敗。
建文帝很快為自己的短視付出了代價,建文元年11月,李景隆率五十萬大軍攻北平不克,被朱棣擊潰,繼而又在建文二年五月,在白溝河與朱棣決戰,以眾擊寡下,竟然在戰局相持階段臨陣崩盤,導致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用人不當的結果,很快就以戰場上的崩潰來“埋單”。北方戰場,幾乎敗至不可收拾。
好在危難時刻見英雄,先是山東布政使鐵弦死守濟南府達三月,硬是頂住了朱棣的攻勢,保住了山東不失,同年十月,新任大將軍盛庸率部在山東東昌與朱棣鏖戰,憑火器弓弩大破朱棣騎兵,殲敵一萬多人,興奮得建文帝忙向太廟告祭。次年二月,建文帝轉守為攻,派盛庸率三十萬大軍北征朱棣,雙方在夾河鏖戰,儘管盛庸敗陣,卻也殺掠朱棣部燕軍甚重,尤其搞笑的是,兩戰之中,朱棣數次陷入盛庸火槍隊的重圍,卻皆因建文帝“勿讓朕有殺叔之名”的訓誡,令朱棣平安突圍而去,否則這場慘烈的鏖戰,或許早已劃上句號。
此時歷史再次給了建文帝機會,戰爭已經進行了近三年,雙方在山東,河北一線相持,互有勝負,誰也進退不得。但是在補給,資源,人心等各方面遠佔優勢的建文帝一方,在這種消耗戰裏的位置顯然是有利的。拖得越久,朱棣就越入死地,久戰不克下,朱棣也曾心灰意冷,對謀士姚廣孝戲言説:“早知今日,不如歸家做一平頭百姓”。急得姚廣孝憤然大呼:“殿下,若敗我等恐連做百姓也不可得”。怒吼之下,方激起心灰意冷的朱棣的死戰之心。
絕境之下,朱棣鋌而走險,建文四年(1402年)一月,朱棣率輕騎繞開明軍山東防區,大迂迴直搗南京,兵臨長江沿岸宿州,明將平安火速回援,在宿州淝河與朱棣相持,雙方互有殺傷,而明將盛庸則抄後路,斷絕朱棣後援補給,明將徐輝祖(徐達之子)等人也率兵增援,將朱棣陷入合圍。前後夾擊下,朱棣屋漏偏遇連夜雨,軍中瘟疫流行,死傷大半,諸多將領也紛紛苦勸撤兵。又是方孝孺力阻,但這位籌謀叛亂多年的王爺,此時腹背受敵,終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甕中捉鼈”,結束靖難之役,宛然就在眼前。
然而歷史卻在此時再次露出了他的黑色幽默,得知明軍連捷後,“大儒”方孝孺擔心“京城兵力單薄”,勸説建文帝回兵守衞京城,建文帝再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一紙調令,淝河一線“中央軍”盡撤,只留平安一支人馬與朱棣周旋,而此時,背水一搏的朱棣發動了最後一次決死的攻擊,結果平安部大潰,平安本人被俘,而撤退的“中央軍”,也被朱棣發動“騎兵的機動性”,於沿途盡數消滅。一紙調令,終親手毀掉了建文帝最後的“嫡系部隊”。然而就是朱棣節節勝利,連下蚌埠,泗州,揚州,兵臨京城下,建文帝慌忙令羣臣出外“募兵”。並向“恩師”方孝孺繼續問計,這位幫了無數次倒忙的“大儒”吭哧半天,終蹦出一句:“長江自古天險,京城堅固,可擋百萬兵”。
但這次方孝孺説的是實話,京城尚有幾萬殘兵,出戰雖不能,據城防禦卻尚可。外出求救的齊泰,黃子澄也初見成效,幾支“勤王”兵正火速趕來。這是建文帝最後的機會---堅守待援,成敗的關鍵,是守住京城。而建文帝也堅定了這一選擇,他拒絕了羣臣要求“遷都”的建議,下令整治城防,準備決戰。
防禦的重任,卻交給了一個最不該交給的人---李景隆。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李景隆勾結朱棣,打開城門,燕軍兵不血刃破城。走投無路的建文帝在皇宮裏焚起一把大火,然後不知所終---這是他一生裏犯下的最後一個錯誤,卻是最無可挽救的錯誤。
來龍去脈講完,或可對建文帝有一個綜合的評價。
他勤政愛民,寬厚仁慈,友愛親族,施行仁政,在位四年除“靖難之役”外,所作的一切似乎都符合“仁君”的標準。他所創立的制度,許多也為後世明朝帝君所延續,也似有遠見卓識,有關他的失敗,後人更多的歸結為方孝孺,黃子澄,齊泰三位大臣“腐儒誤國”,可細細盤點,削藩之時,瞻前顧後,猶豫不決,自失良機,大戰初起,發“勿讓朕有殺叔之名”的聖諭,貽笑大方,初戰失利,不由分説撤換了彼時中國最傑出的“防禦戰專家”耿炳文,啟用毫無作戰經驗的“花花公子”李景隆,戰場局面轉機時,卻誤信人言,發聖旨“瞎指揮”,斷送大好戰局,兵臨城下時,再次用人不當,最終徹底敗亡。觀這個素來被認為“可憐”的皇帝,累累昏招,卻正見其“可悲”之處。
而與他英年早逝的父親朱標相比,“寬仁孝友”“禮賢尊儒”,確實“形似”,治國經驗匱乏,缺少理政經驗,這是年齡造成的差距,也可在實際中錘鍊。最最缺乏的,恐怕就是朱標“外柔內剛”的本性,大是大非面前敢堅持,外面寬柔,內心果敢的朱標,是敗亡的朱允炆未曾學會的,步步昏招,實則來自於此。而這,恰是作為一個“聖君”,最應有的素質。
恰如海外華人學者黃仁宇對建文帝的評價:即使沒有那場戰亂(靖難之役),朱允炆也註定不是一個好皇帝。
朱允炆在削藩過程中為何錯過解決朱棣的最好時機?
朱元璋給朱允炆的四張底牌是什麼 朱棣最後為何造反成功了
朱允炆當初如果坐等朱棣的話 朱棣最後會不會對朱允炆下手
朱允炆和朱棣對抗的時候 朱允炆為何不用朱元璋留下的軍隊
朱棣找了一輩子朱允炆 朱棣為什麼要找朱允炆
建文帝朱允炆本來有很多機會除掉四叔朱棣 朱允炆為什麼沒有痛下殺手
朱棣和朱允炆相比 朱元璋為何會選擇朱允炆作為繼承人
朱棣的實力並不弱於朱允炆 朱元璋為什麼還傳位給朱允炆
朱元璋將皇位傳給朱允炆時,沒料到朱棣會造反嗎?
朱允炆如果坐等朱棣到來的話 朱棣敢不敢對朱允炆下手
朱棣起兵時只有八百親兵,朱允炆為何還是輸了?
朱允炆執政有何作為?燕王朱棣造反的理由是什麼
傳位給朱允炆時朱元璋想過朱棣會造反嗎?真相是什麼
朱棣起兵的時候,為何沒有藩王幫朱允炆呢?
若朱標不死朱棣還會造反嗎?朱允炆的坑是朱元璋給挖的!
朱元璋死後將沐家軍留給朱允炆 朱棣造反時為何不見他們出現
靖難之役朱允炆如果打贏朱棣的話 朱允炆會做的比朱棣還好嗎
朱允炆和朱棣相比 朱元璋為什麼會傳位給孫子朱允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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