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新政權誕生，柳亞子究竟爲何“牢騷太盛”？

“共產黨內有些高級幹部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是跟着蔣介石屠殺共產黨的;傅宜生在1946年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後，執行蔣介石進攻解放區消滅共產黨的命令是最積極的。現在他們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我是被蔣介石通緝的，我一直是反對蔣介石，跟着共產黨走的，現在卻讓我來這裏坐‘冷板凳’了。”

開天闢地君真健，俯仰依違我大難。

醉尉夜行呵李廣，無車彈鋏怨馮驩。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寧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弛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 [1]

1949年3月28日夜，與毛澤東相識23年、詩詞唱和不斷的柳亞子寫下了這首《感事呈毛主席》，詩中瀰漫着他內心的不滿和牢騷，流露出了歸隱故鄉之意。[2] “說項依劉我大難”意指說服蔣介石交出政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是個天大的難題。這是柳亞子對中共與國民黨政府的和談不滿。這一天離柳亞子到北平不過十天、毛澤東進北平只有三天。一個月後(4月29日)，毛澤東寫下了著名的《七律·和柳亞子先生》，當天中午就讓祕書田家英送到柳亞子的手中：

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

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

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

在心嚮往之的新政權即將誕生之際，柳亞子竟然“牢騷太盛”幾乎成了一個令人費解的謎，柳亞子“牢騷太盛”的原因到底是什麼?自毛澤東的詩在1957年的《詩刊》第一期上發表至今，還沒有人提供特別有說服力的解釋。最近，孫有光寫了一篇回憶文章《周恩來批評柳亞子牢騷太盛》(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1949年柳亞子住在頤和園時，他是負責其生活管理和警衛工作的中共中央社會部便衣保衛隊員，親眼目睹了柳亞子發牢騷、打門衛、罵哨兵、打管理員，以及周恩來批評柳亞子、田家英送來毛澤東的上面那首詩的經過。當事人的回憶大大有助於我們破解柳亞子的“牢騷”之謎，其史料價值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說1949年4月22日，周恩來在聽鸝館請柳亞子夫婦吃飯，對他打罵門衛、哨兵、管理員的事當面作了批評，並對沒有邀請他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等做了一些解釋，周說：“因爲柳先生年歲大，身體不好，有些事情沒有麻煩您，柳先生可能有些誤會。不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裏就不安排重要職位，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遠一些。多多保重身體，今後有的是重要工作要您去做。”[3]周恩來對柳亞子的勸慰透露了其牢騷的重要原因。只是孫有光記憶的時間有誤，查柳亞子4月22日日記，沒有一字記載，倒是他6月28日記有和周恩來在聽鸝館晚餐，但同席的人很多，有張友漁、徐冰等共13人，“乘舟而去，徒步而歸，餘頗有醉意”[4]。參照宋雲彬7月4日日記，周恩來和他談話應該是這一次，這一天，宋雲彬曾收到他的來信，其中有“自在聽鸝館與周恩來等作一夕談後，日來魂夢都安，更覺心平氣靜矣”這樣的話。[5]

此外，仔細對照孫有光的回憶與柳亞子、宋雲彬當年的日記，有許多回憶也並不準確、可靠。如孫回憶，“從3月18日到北平一週多來，柳亞子可以說是滿懷喜悅，滿心振奮”。3月26日中共中央決定4月1日在北平和南京國民黨政府舉行和談，將六國飯店作爲張治中爲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和談代表團下榻和工作的地方，包括柳亞子在內住在六國飯店的民主人士都要全部搬出，3月29日柳亞子移居頤和園益壽堂。“由於柳亞子先生對和南京國民黨政府和談本來就不同意，此時爲了給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騰住地，又讓他從生活條件優越的六國飯店移居到生活條件相對較差的頤和園居住;黃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雙清別墅宴請黃炎培，暢敘別情、縱談時局，而他到北平一個多星期了，毛主席還沒有接見他;有的高級民主人士一來北平就給了專車，而沒有給他”。“幾件事引起他的不滿”，所以他才寫下了那首不無牢騷和幽怨的詩《感事呈毛主席》。“總的說來，柳亞子的牢騷，是從3月26日通知讓他從六國飯店搬出起，到4月29日毛主席派田家英給他送詩止，這一個多月的時間中發生的。”[6] 這番回憶多處有誤：

實際上，他到北平幾天即開始流露出了不痛快，3月20日晚上，他出席李維漢、周揚主持的學術工作者會議，“李、周招宴，飲酒僅七杯，頗不痛快。”[7]3月24日，“下午，赴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地址在中南海)，被邀講話，尚未垮臺爲幸!……又出席文協籌委會，未列名常委，從此可以卸肩了。”[8]這位名滿天下的詩人、南社盟主被擯於文協籌委會常委之外，話雖說得輕鬆，其中卻不無苦澀的滋味，實際上“牢騷”已露出端倪。

這和他進北平前的發脾氣可不一樣，3月17日葉聖陶日記稱：“晨起甚早，亞老示以二絕。昨夕在車站等候較久，亞老向招待人員發脾氣，既而悔之，遂作二絕。其一雲：

驅車夤夜入滄州，俸祿中宵動旅愁。

蛇影杯弓疑過敏，如虹劍氣浩難收。

其二雲：

謾罵灌夫原失態，數奇李廣不成名。

水心兩字能箴我，克己終憐負友生。”[9]

3月25日的雲彬日記中就談及柳亞子“近來興奮過度，又牢騷滿腹，每談必多感慨”[10]這與柳亞子後來寫給兒子柳無忌一家的信中所說“我到此後，精神非常好，就是脾氣愈來愈躁，喜歡罵人，那也不去管他了。”[11]前後可以相互印證。由此我們不難想見，柳亞子的“牢騷”也不是從這一天開始的，而是踏進北平不久就有了。

“共產黨內有些高級幹部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是跟着蔣介石屠殺共產黨的;傅宜生在1946年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後，執行蔣介石進攻解放區消滅共產黨的命令是最積極的。現在他們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我是被蔣介石通緝的，我一直是反對蔣介石，跟着共產黨走的，現在卻讓我來這裏坐‘冷板凳’了。”

據柳亞子4月22日的日記，那天他到陳叔通處，錢端升、齊燕銘來，才知“將遷入頤和園休養”，“或將與不辨菽麥的載湉小丑，同其命運歟!一笑!”[12]與孫有光回憶3月26日決定將他移居頤和園相距近一個月。

第二天(4月23日)下午，他到頤和園益壽堂看屋，“結果，非常滿意，遂決定星期一搬家。”[13]

星期一即4月25日，這天下午他搬進頤和園益壽堂(宋雲彬等也是這天搬離六國飯店)。後來他將自己移居頤和園以後的詩集名爲《萬壽集》，前面有一段話稱，齊燕銘說讓他們夫婦住到頤和園休養，是“奉毛主席之命”。3月28日，柳亞子寫下“分湖便是子陵灘”的詩句時，離移居還有近一個月，可以斷定移居不是他牢騷的原因。何況根據柳亞子日記、書信，他對移居頤和園是滿意的，4月25日他在日記中說：“餘倆住益壽堂之正落，共五間。心清住西廂，安排甚妥貼。” [14]他在1949年詩集《光明集》第九卷中也說，4月23日去看了頤和園的房子，“其圓滿超出意外”。幾天後住入那裏，“自今而後，其將安我神而悅我魂歟!”[15]5月13日，他給關係密切的畫家尹瘦石寫信：“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頤和園益壽堂，算是給我養病吧!”[16] 6月14日他給柳無忌一家的信中說到“頤和園住得非常開心，不想還家，因爲上海沒有這些好環境好房子來住也。”[17]7月15日，他在給執弟子禮的曹美成信裏也說：“我因身體關係，毛主席要我在頤和園靜養，不問一切外事。現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頗有興趣，其他則暫時不管，也許永遠不管了。”[18]其中雖不無牢騷與不平，卻不是因爲移居頤和園引起的。

他寫《感事呈毛主席》詩時，離毛澤東到北平不過三天，這個原因恐怕不成立。實際上，毛3月25日下午到北平，他就作爲三十個代表之一去機場迎接，與沈鈞儒、李濟深、章伯鈞等“同乘第一號車，檢閱軍隊而返”。當晚，毛就派車接他到頤和園飯局，共有兩席，主人外，有他、郭沫若、陳叔通、章乃器、張東蓀、沈鈞儒、李濟深、章伯鈞及剛到北平的黃炎培等民主人士，共20人。毛雖沒有單獨接見他，對他也是優禮有加，他也是興奮難以，當夜即賦詩四首，其中除了對毛澤東的讚譽，看不出有什麼。

倒是他不僅在文壇上未受重視，更令他不安的是在他參與創建的民革也到受排擠，2月28日，即在他到北平前20天，李濟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聯席會議，推選出席新政協代表，柳亞子被排除在外，也就不可能參加新政協籌備會了(後來民革的政協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補入)。不到一年前中共中央邀請各黨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名單上柳亞子名列第五，何況他曾是民革的祕書長，當時還是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現在卻連代表都不是，他內心的不滿可想而知。

至於“無車彈鋏怨馮驩”，出入沒有專車確實給年事已高、高度近視的他帶來很大的不便，對此他確實有意見，但決非他“牢騷太盛”的根本原因。

3月25日，柳亞子日記說：“上午，赴雲彬處與愈之深談。”[19]到底深談些什麼，他本人的日記沒有隻字透露，好在宋雲彬日記有較爲詳細的記錄：“愈之談及張申府，謂張之大病在不肯忘其過去之革命歷史。彼與毛澤東氏在北大圖書館有同事之雅，周恩來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紹，遂以革命先進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實爲一沉重之包袱，不將此包袱丟去，未有不流於反革命者。”

“愈之”就是胡愈之，其公開身份是文化名人，實際上卻是“在公開活動中不以共產黨員面目出現”的“特別黨員”[21]，長期在文化界從事統戰工作，他和柳亞子“深談”決非是一般朋友之間談話那麼簡單。作爲一位身份不公開的共產黨人，胡愈之負有特殊的使命，當他察覺柳亞子不忘自己過去的革命歷史以及與領袖密切來往的關係，處處以“革命先進自居”，不無“居功自傲”之嫌，有意以張申府的例子敲山震虎。

與胡愈之共事多年，書生氣十足、看問題比較中肯的宋雲彬對胡的評價很低，他後來在日記中說過“此公對朋友全無誠意。”[22]他顯然不同意胡的意見，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感嘆說：“人能不忘其過去之光榮歷史，必知自惜羽毛。張申府在政協失敗後，不惜與國民黨特務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處捐款，以飽其私囊。”所以張申府的問題恰恰在於忘記了自己過去的革命歷史。他接着說：“微聞平津解放後，毛澤東戒其黨人，須忘其前功，而努力於建設。愈之殆聞人轉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繹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對其黨人而發，若夫一般知識分子，正惟恐其忘記過去之光榮歷史，而自甘墮落耳。”[23]這已經是在嘲笑胡愈之誤解毛澤東的意思。

第二天(3月26日)，柳亞子日記“上午，在雲彬處與愈之長談，頗有意義。”[24]但宋日記沒有記。

“共產黨內有些高級幹部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是跟着蔣介石屠殺共產黨的;傅宜生在1946年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後，執行蔣介石進攻解放區消滅共產黨的命令是最積極的。現在他們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我是被蔣介石通緝的，我一直是反對蔣介石，跟着共產黨走的，現在卻讓我來這裏坐‘冷板凳’了。”

《感事呈毛主席》就是柳亞子和胡愈之長談後寫下的，可見談話不僅沒有消除他的牢騷，反而使他產生了歸隱之念，這其實也是一種更大的牢騷。從胡愈之所舉張申府的例子，我們也不難解讀柳亞子的“牢騷”首先就是他不忘革命歷史，他跟毛澤東相識23年，詩詞酬唱，關係非同一般，而且他自認爲是國民黨民主派的靈魂人物，一貫反對蔣介石，可是當他興沖沖進北平之後，發現他並沒有受到那麼重視，李濟深、譚平山都遠在他之上。7月15日他給曹美成信中有一句話：“現在民聯由平山主持，我亦賴得過問。”[25]想象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使他牢騷滿腹，這一切都被比他年輕的朋友宋雲彬看在眼裏。雖然他們年齡相差十歲，直到1942年纔在桂林相交，卻是一見如故，關係很不一般，柳在《八年回憶》中說：“我和雲彬本無一面之緣，只在茅盾《牯嶺之夏》一篇小說上，看見宋少爺的大名，又在香港問過茅盾，知道宋少爺就是雲彬”。其時香港剛剛淪陷，柳亞子逃難到了文化人云集的桂林，宋雲彬是文化供應社的總編輯，柳亞子在這裏安定下來，重新開始南明史研究，創辦了南明史料籌徵社(簡稱南史社)，自任社長，請宋雲彬擔任副社長之一。1944年，桂林文化界爲柳亞子58歲壽辰舉行慶祝活動，宋雲彬等特意以南史社名義印行了《柳亞子先生五十晉八壽典紀念冊》。

1946年8月2日，宋雲彬寫過《柳亞子》一文，對他們之間的交情敘述頗詳，其中說在桂林時，“我和柳先生有一個時期幾乎朝夕過從”。[26]1947年，宋雲彬、柳亞子先後來到香港，兩人也常有來往。柳亞子發起“扶余詩社”，即請宋雲彬擔任祕書。1948年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後，柳亞子擔任中央常委兼祕書長，10月28日，他寫信給請宋雲彬相助，其中有“弟與我兄，均爲二十年前風雲中碩果僅存之後死者”之句，柳亞子是國民黨元老，宋雲彬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編纂股長、武漢國民政府勞動部祕書，在“四一二”、“七一五”政變後都曾遭到通緝。1949年，他們應邀同船北上，又一起來到北平。

正因爲兩人交情不淺，宋纔對柳的“牢騷”感到憂慮。4月6日下午，宋走馬燈似的參加了新聞界在六國飯店召開的座談會和文藝界在北京飯店舉辦的招待會。到了北京飯店後，剛好是柳亞子發言，談及自己與民革、民盟的關係，他馬上寫了一張字條勸止。他說：“亞老近來頗牢落。昨日羅邁報告畢，彼即發表冗長之演詞，歷述彼與民革關係及在民革之地位，結語則謂餘願歸入文化界，請羅先生今後不以餘爲黨派人物云云。因羅氏今天未邀黨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27]羅邁即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的化名。柳亞子一再強調他與民革、民盟的關係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不是沒有原因的，1947年年底柳亞子寫過《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一文，一直沒有公開發表，其中有他對自己的定位：“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28]他認爲，自孫中山去世以後，國民黨已“永久沒有領袖了”，何香凝、宋慶齡和李濟深雖然“是本黨第一流人物”，但“我有科學的預見”，所以“不論本黨或中共，聽我的話一定成功，不聽我的話一定失敗。”[29]他之所以請李維漢不要把他當作黨派人物而願意歸入文化界，正是一種牢騷，是對當時自己在國民黨民主派中受排擠的不滿。

4月7日宋雲彬日記說：“亞老近來興奮過度，當有種種不近人情之舉，其夫人深爲憂慮，特與醫師商，請以血壓驟高爲辭，勸之休息。三時許，醫師果來爲亞老驗血壓，驗畢，連稱奇怪，謂血壓驟高，宜屏去一切，專事休息。亞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請假，並決定兩個月以內不出席任何會議。柳夫人之計善矣。”[30]當天柳亞子日記也說：“又爲餘量血壓，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頗有戒心。以後當決心請假一月，不出席任何會議，庶不至由發言而生氣，由生氣而罵人，由罵人而傷身耳!”[31]

但柳亞子的“牢騷”並沒有因此而結束，4月11日，他寫給尹瘦石的信中說：“關於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大概在五月底召開，我本來也是一個籌備委員，因爲我看見不順眼的事情太多，往往罵坐爲快，弄到血壓太高，現在，遵照醫生的囑咐，已請假一個月，不再去開會了。”[32] 4月27日，他搬到頤和園的第三天，路過樂善堂，看門的不讓他進去，“一怒衝鋒”，看門者也無可奈何，他不無得意地記入當天的日記中。

4月29日上午，柳亞子暢遊頤和園各處景緻，乘畫舫渡昆明湖回到住處，收到毛澤東送來“牢騷太盛防腸斷”一詩，心情激動，連寫兩詩《次韻奉和毛主席惠詩》、《疊韻寄呈毛主席一首》，分別有“昆明湖水清如許，未必嚴光憶富江”與“倘遣名園長屬我，躬耕原不戀吳江”等句子。但從他5月1日寫在慶祝“五一”詩前面的一句話來看，他的“牢騷”並沒有得到緩解：“餘寂居頤和園，與外界潮流渺不相涉，思之惘然，詩以自訟云爾。”[33]分明有一種被冷落、被閒置的抱怨。這天下午他正在午睡，“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訥來訪”，先是“談詩甚暢”，然後到昆明湖上泛舟，“而未能先加準備，餘尚能支持，潤之則汗珠流面，頗覺過意不去也。……潤已疲倦，不及長談，登岸即坐汽車返，約定雙五節以車來迓，謁總理衣冠墓於碧雲寺，希望其不開空頭支票也。”[34]很顯然，他在興奮的同時也擔心領袖開的是“空頭支票”。毛走後，他即寫下《偕毛主席遊頤和園有作》，第九次用同一韻律，最後兩句是“名園真許長相惜，金粉樓臺勝渡江”。

5月5日是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的紀念日，也是馬克思的誕辰日，當年柳亞子贈毛澤東詩中有“中山卡爾雙源合”之句。上午，毛派祕書田家英來接他到碧雲寺，他稱自己是“孫先生之信徒，又爲毛主席之摯友，今日之遊，悲喜交集”，接連寫了四首詩。然後，“毛主席賜宴，客爲餘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總司令、田祕書，談宴極歡，三時後以汽車送還”。[35]在《五月五日馬克思誕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詩前面他說：“談詩論政，言笑極歡。自揆出生六十三齡，平生未有此樂也!”[36]當夜，他仍興奮不已，雖“倦極不堪”，還寫信數封，到半夜才睡。

5月21日，毛澤東覆信柳亞子稱“各信並大作均收敬悉，甚謝!惠我瓊瑤，豈有討厭之理”，對他提出成立國史館與在故鄉江蘇擔任職務潑了冷水(“(國史館)弟個人亦不贊成先生從事此項工作，蓋恐吃力不討好。江蘇虛銜，亦似以不掛爲宜，掛了於己於人不見得有好處。”)並勸慰他：“某同志妄評大著，查有實據，我亦不以爲然。希望先生出以寬大政策，今後和他們相處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則應進行教導，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發生。”[37]原因是他進北京不久，就有人妄加評議他的詩作，那個時候他的精神處於極度冗奮之中，到處給人送詩，確實是泥沙與金子俱下。他曾爲此寫信給毛，“醉尉夜行”一語即出自《感事呈毛主席》初稿中的“醉尉夜行呵李廣”一句。得到領袖的寬慰，無疑消解了他的部分不滿。難怪6月14日，柳亞子給兒子的信裏說：“中共對我極客氣，對文化人亦極好。”[38]6月17日，毛澤東還派田家英及警衛員郭安奇接他上香山。

但柳亞子的牢騷一直沒有停止，心情時好時壞，5月11日，有人從城裏來，“言種種腐敗情形，殊爲不耐”。[39]5月17日傍晚有客人來，他“留之同飯，不肯，送出門外，佩妹邀登景福閣，爲哨兵所阻，餘大罵拂衣而歸，不復管客人的事了。”[40]6月5日，柳亞子夫婦到華北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所在地(東四附近的一個院落)拜訪宋雲彬，葉聖陶、傅彬然等也在這裏，葉是這個委員會的主任，宋、傅是成員，但是門房攔住他，要他登記之後才能進去，他大怒，認爲這是官僚作風，不顧阻攔徑自往裏走，警衛員跟着進來，他到了辦公室，看見桌上的墨水瓶，隨手拿起擲了過去，卻濺在柳夫人的身上。傅彬然和金燦然聞聲而出，向柳亞子道歉，並將警衛員申斥一番。當時宋雲彬正在午睡，忽然被叫醒，說柳亞子夫婦來訪，爲門房所阻，柳老大怒，正在辦公室等候，等宋披衣而出，“則柳老餘怒未息，柳太太滿身藍墨水，金燦然正向柳老道歉。柳老立片刻即辭去，餘送之登車。”當晚，宋雲彬又前去向柳亞子道歉，柳夫人說“今日警衛員確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殼槍作恐嚇狀也。”宋回來後與葉聖陶、金燦然說這個事，葉以爲“我們不需要武裝警衛，今後須將警衛員之武裝解除，燦然同意。”[41]

柳亞子的發牢騷、發脾氣，其實一點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對一個新的政治環境感到陌生和不適應，另一方面是對政治上的安排不滿，他總是將自己與李濟深等國民黨陣營中過來的頭面人物攀比。但從性格上說，他本身就富有文人氣質，不是老謀深算之輩。早在1946年寫的那篇《柳亞子》文中，宋雲彬就說過，在桂林時期，“他喝了酒，有時也會罵，我曾親見過幾次，因此我想當年復社諸君子痛罵那《燕子箋》作者阮大鋮的情景，大概也是這樣。有人以爲柳先生脾氣壞，我卻覺得這正是柳先生的天真可愛處。”[42]正因爲如此，其性情、自信及自負才不會隨着政權的更迭而改變，到了北平之後，他還在4月16日日記中寫道，在北京飯店，“聽恩來報告，極滑稽突梯之致，可兒也。”[43]5月21日，“毛主席來信，頗有啼笑皆非之慨。”[44]6月19日、20日的日記中都稱毛澤東爲“老毛”，稱毛爲“潤之”、“潤”更是尋常，因爲他自認爲和毛是“摯友”，對他而言這不是什麼對領袖的不敬。

柳亞子在本質上是個詩人，是個具有濃郁救世情懷的革命詩人，從來都不是政治家。1949年5月19日，和他同船北大、74歲高齡的陳叔通爲他的《光明集》寫的序言中說：“亞子柳君，當清之季，慨然以革命自任。時有南社，革命詩人所薈萃，君獨出冠時。四十年來，奔走革命，一以主義爲歸，不折不撓，與惡魔搏鬥。所遭至困，顧未嘗廢詩。”[45]作爲南社盟主，他一貫以“詩壇領袖”自居，以“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自期，1945年毛澤東寫給他的信中曾說：“先生詩慨當以慷，卑視陸游陳亮，讀之使人感發奮起。”他也寫下了“除卻毛公即柳公，紛紜餘子虎龍從”、“一代文豪應屬我”等詩句，還說過這樣一番話：“辛亥革命總算是成功了，但詩界革命是失敗的。……國民黨的詩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潤之一枝筆確是開天闢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勞國事，早把這牢什子置諸腦後了。這樣，收束舊時代，清算舊體詩，也許我是當仁不讓呢!”[46]1949年4月到6月，他在北平組織南社和新南社雅集、籌辦文研會大概就是他作爲“詩壇領袖”的最後活動。

“共產黨內有些高級幹部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是跟着蔣介石屠殺共產黨的;傅宜生在1946年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後，執行蔣介石進攻解放區消滅共產黨的命令是最積極的。現在他們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我是被蔣介石通緝的，我一直是反對蔣介石，跟着共產黨走的，現在卻讓我來這裏坐‘冷板凳’了。”

4月2日，他與馬敘倫談論“南社臨時雅集事”，4月15日，他到中山公園來今雨軒看場地，“估計明日將舉行南社暨新南社聯合臨時雅集也。”4月16日下午，南社、新南社聯合臨時雅集在來今雨軒如期舉行，他任主席，從二點半開始，到6點才散，到會的有80人，周恩來、葉劍英、李立三等許多中共領導人都以來賓資格講話，歐陽予倩、邵力子等社友也紛紛發言，最後由柳致謝辭。[47] 葉聖陶伉儷和宋雲彬等也應邀而往，可謂極一時之盛，柳內心的興奮可想而知，宋日記中說“今日亞老樂矣”。

接着，柳亞子又始熱衷於籌組成立文研會，他甚至想請毛澤東擔任名譽主席。6月19日，在頤和園聽鸝館召開文研會籌備會議時，他被推爲主席，“儼然黃袍加身，擬推老毛爲名譽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49]6月21日，他忙於“趕弄文研會聘書及開會通告”，到晚上十一時才休息。22日，他“忙於發通告”，自嘲“春蠶自縛，殊自笑也”。[50]6月26日下午，文研會成立會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舉行，到會的有一百多人，到5點鐘散會，他又是興奮，又是“倦極不堪”，[51]

第二天上午，好友宋雲彬給他寫了一封長信：

“(上略)我有許多話很想跟您說。但自從搬出六國飯店以來，我們隔得太遠了，見面時又常有許多客人在一起，無法暢談，現在只好寫信了。第一樁事情，我覺得您的那篇《文研會緣起》寫得不大實際，而且容易引起誤會，容易被人當作把柄來攻擊您。例如您說‘殘劫之餘，艱於匡復，司農仰屋，幹部乏材，國脈所關，敝屣視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繹一番，那麼，‘司農仰屋’不就是說人民政府的經濟沒有辦法嗎?‘幹部乏材’不就是說幹部都是無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嗎?最後兩句，不是說人民政府輕視文化嗎?幸而您寫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則流傳出去，被帝國主義者的新聞記者得到了，他們會立刻翻譯出來，向全世界宣傳說：‘你們瞧，連一向同情共產黨的國民黨元老柳亞子先生都這樣說了，難道還是我們造謠言嗎?’亞老請您想想，萬一真的被反動派當作把柄來作反宣傳，您不是要懊悔嗎?而說事實絕非如是。即‘脈所關，敝屣視之’來說，可以說決無其事。中共確是重視文化的，趙城藏經之搶救，不是最現實的例子嗎?……

根據上面所說的理由，我覺得亞老這次發起‘文研會’是一樁不必要的事情，同時覺得做的有點兒過火了。亞老有四十年革命歷史，沒有人不景仰。到過延安的幾位朋友曾經對我說，他們在延安的時候，一談到國民黨的老前輩像亞老、廖夫人、孫夫人，沒有不表示敬意的。”這是事實，決非我說的阿諛的話。亞老又是一個熱情橫溢的人，常常感情蓋過了理智，尤其在神經興奮的時候。現在頗有人利用亞老這一個弱點(熱情橫溢原不能說是弱點，可是過分興奮，任憑感情做事，就成爲弱點了)，慫恿亞老，戟刺亞老，說得不客氣一點，利用亞老來擡高自己身份，或作進身的階梯。而亞老又往往遇事不多加考慮，對人不多加分析，純憑一腔熱情，或挺身替人家打不平(其實有些並不是不平的事情)，或具名替人家作保薦，於是抗議之書、紹介之函，日必數通，何亞老不憚煩也?

這樣發展下去，有幾種不好的結果是可以預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評，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亞老接近了(我得聲明，我還不至於這樣)，而一些來歷不夠明白，心裏懷着鬼胎的人，倒多圍集到亞老的周圍來了。他們不會對亞老有所規箴，只是阿諛順旨，起鬨頭，掉花槍，非把亞老置之火爐之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亞老的抗議書或紹介信的領袖們，覺得亞老實在太難服侍了，或者竟覺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於是最初每函必復，後來漸漸懶於作復了。這樣，自然會引起亞老的不快，增多亞老的牢騷。三、一些素來對亞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會拿‘亞老神經有毛病’或‘亞老又在發神經了’等等惡意中傷的話來作宣傳。我的愚見，以爲像亞老那樣有光榮的革命歷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講話，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應該由亞老站出來講話的時候纔來講話，‘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這樣，亞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會一天天增高。否則‘殺君馬者路旁兒’，我慮亞老之馬力將竭矣。率直陳詞，不避冒瀆，死罪死罪。”[52]

信寫成後，宋雲彬先拿給葉聖陶看，“聖陶連稱好極了，即掛號寄出。”宋在當天的日記中抄錄了此信，並在日記中說：“亞老自來北平後，精神亢奮，言動屢越常軌，而二三無聊之徒復圍集其周遭，圖有所憑藉，餘故致書懇切規勸之。”[53]

這封信無疑也爲揭開柳亞子“牢騷”之謎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線索。在革命大功告成、山河重新一統之際，他的舉動就有點顯得不合時宜了。1946年8月，宋雲彬在爲《人物》雜誌寫的《柳亞子》一文中說：“到了清朝末年，又是豺狼當道，奸佞滿朝，政治敗壞，民生憔悴，於是一部分士大夫，又起來組織‘南社’，和惡勢力鬥爭了。”“南社在表面上是文人的集會，無非詩酒唱和，而事實上卻是文化界的革命集團。”“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詩寫文章的，他們借詩文來發揮民族思想，發揮自由平等主義。”[54]這也是中國士大夫的一種傳統，從東漢末年的士大夫到明末復社，史不絕書。然而，革命成功了，時代鉅變了，還需要不是黨安排的“南社雅集”和“文研會”嗎?中山公園的雅集註定要成爲絕唱，文研會也必然是無疾而終，因爲“文代會”馬上要開了。7月2日，徐冰以汽車接柳亞子去參加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最後“周揚以車送歸”。“文代會”之後當然不再需要什麼文研會了。

至於柳亞子喜打抱不平，到處寫信從以下二事可證，1949年初黃紹竑的侄女黃波拉擺脫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倉促來到北平，食宿都發生困難。柳亞子爲此寫信給毛澤東，請求幫助。毛派祕書對黃一家作了安排。此外，如他爲了畫家尹瘦石成爲文代會籌備委員的事，到處給茅盾、周揚等寫信。此類的事他都熱心得很，所以他自稱是個“無事忙”的賈寶玉。

7月1日，宋雲彬收到了柳亞子回信，他在日記中說“接柳亞老覆函，謂：‘荷惠箋，深感厚愛，昔稱諍友，於兄見之矣’然又謂‘事之委曲不盡然者’，則亞老仍未能瞭解餘之真意也。”[55]

7月4日，宋雲彬又收到柳亞子的來信，“謂前函尚多意氣之辭”，自從在聽鸝館與周恩來等一夕談後，已經“心平氣靜”。[56]大概就是這次，他在周恩來的談話中得知自己在即將成立的新政府中“還是有一定職位的”。7月8日，宋給柳亞子寫了一封回信，並在附詩一首：

屈子感情原激越，賈生才調亦縱橫。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騷訴不平。[57]

7月21日，他收到柳亞子的來信與附和詩，即《口號答雲彬》：

屈子懷沙逢亂國，賈生賦鵩值休明。

懺除結習我知勉，不作蘇俄葉賽寧。[58]

三天後(7月24日)，宋雲彬到頤和園看望柳亞子，在那裏吃午飯，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亞老精神又由亢奮而轉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時候矣。柳太太謂餘言，亞老在故鄉有稻田千畝，解放後人民政府徵糧甚亟，每畝□鬥□升，折繳人民幣，無垢因此售去美鈔六百元。又云，鄉間戚友爲無法繳納徵糧款，紛紛來函請亞老向政府說情者，亞老皆置之不理。此亞老識大處也，誰謂亞老有神經病哉。”[59]然而對於“熱情橫溢”的柳亞子來說，他內心的不平靜是可想而知的。此後，自北行以來寫詩不斷、到處贈詩的他很長時間幾乎都不寫詩了，1949年下半年沒什麼詩，連“開國大典”都沒有詩，儘管他被安排爲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當然，柳亞子的牢騷仍沒有告終，直到9月政協會議期間，柳亞子還對夏衍抱怨。當時，夏衍作爲華東的代表到參加政協會議，呆了興奮的10天，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牀，柳亞子敲門進來了，我和這位愛國憂民的南社詩人也算是老朋友了，過去，不論在香港，在重慶，即使在時局十分艱險的時候，他一直是爽朗、樂觀的，可是在這舉國歡騰的日子，他卻顯得有點心情抑鬱，寒暄了幾句之後，他就問我上海解放後有沒有去過蘇州，他說，假如那一帶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吳江去當隱士了。這句話使我大吃一驚，‘一唱雄雞天下白’，爲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說出了他對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滿，他用責問的口吻說，李任潮怎麼能當副主席，難道你們忘記了他20年代的歷史?對這樣的事我當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話岔開，問他最近有什麼新作?柳無忌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講了他對某人某事的不滿。後來讀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詩，才懂得他‘牢騷太甚’的原因，並不在於‘出無車’和‘食無魚’，至於‘莫道昆明池水淺”這句詩的謎底，則直到恩來同志和我講了當時的情況之後，才弄清楚。浪漫主義詩人和現實主義政治家之間，還是有一道鴻溝的，亞子先生實在也太天真了。”[60]

對李濟深，他心中不服，他永遠忘不了1927年“四一二”之後李濟深在廣州屠殺共產黨人這一幕。他在1949年的日記中有兩處提及李時都不怎麼友好，一是4月24日，一次聚餐，客人有他、李、俞平伯等三十多人，“食菜用雞尾酒形式，彼輩爲任潮進一特別面，任言太多，誰要誰分取，餘言分我一杯羹可耳!後來紀事詩中，有‘分我杯羹慚李密’句，正此意也。”[61]他關於這一天的紀事詩有“分我杯羹容李廣”之句，與日記有所出入，“分我杯羹”的意思卻是相同的，其中充滿抑制不住的牢騷和酸葡萄之意。二是4月28日早上接到電話，李濟深將於下午二時到頤和園做客，“心清與佩妹準備歡迎，均甚忙碌，餘則淡然置之，但亦不免佈置一番耳!”下午4點，李濟深纔來到頤和園，5點到柳的住處，他沒有去迎接。“晚飯後客始去，餘與心、佩同送之，旋繞樂壽堂一週而返，堂前牡丹盛開，色香均絕，可愛也。”[62]從這些筆墨看，他似乎心情頗好。

“共產黨內有些高級幹部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是跟着蔣介石屠殺共產黨的;傅宜生在1946年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後，執行蔣介石進攻解放區消滅共產黨的命令是最積極的。現在他們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我是被蔣介石通緝的，我一直是反對蔣介石，跟着共產黨走的，現在卻讓我來這裏坐‘冷板凳’了。”

只有5月6日，毛澤東和他相約碧雲寺的第二天，李濟深等到頤和園看他，他在記事詩中還誇李“將軍饒有書生氣”，並自注“任潮以武人而嫺文翰”。[63]讓人頗爲意外，大概心情大好之故。他之所以對李濟深心存不服，除了對夏衍說的這番話，早在他聽說4月3日毛澤東在香山接見了李濟深等民主人士，此前還接見了傅作義之後，就在私下發牢騷說：

“共產黨內有些高級幹部說：‘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是跟着蔣介石屠殺共產黨的;傅宜生在1946年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後，執行蔣介石進攻解放區消滅共產黨的命令是最積極的。現在他們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後我是被蔣介石通緝的，我一直是反對蔣介石，跟着共產黨走的，現在卻讓我來這裏坐‘冷板凳’了。”[64]

李濟深當時的地位豈是柳亞子可以比肩的，徐鑄成的回憶可以作爲旁證。3月18日徐進北平，幾天後到北京飯店串門，李濟深說自己悶在飯店裏無聊，請徐帶他出去玩玩。第二天，徐即請李等到飯館吃飯、戲院看戲。結果負責接待的人埋怨說：“徐先生，你給我們開的玩笑太大了。你知道，任公這樣一個人物，去館子和戲院，要佈置多少人暗中保護?”[65]

夏衍稱“亞子先生實在也太天真了”，宋雲彬稱柳亞子“天真可愛”，都可謂一語中的，“天真”的詩人革命家又哪裏懂得那些權謀、權術、策略，縱橫捭闔之道，書生之見與“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必然是不一致的，他內心的不平衡，他的“牢騷”滿腹也是必然的，他的喜怒哀樂都在寫在臉上，愛也好、怨也好，都袒呈在陽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