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難之役的影響 朱棣爲何要不斷追捕建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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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生死之謎:明太祖朱元璋有二十六個兒子,他因自己出身卑微,當上皇帝后,生怕那些開國元勳“尾大不掉”,將長子立爲太子,九子、二十六子早死,其餘二十三個兒子都封王建藩。燕王朱棣、晉王朱、寧王朱權等率兵駐守北方,抵禦蒙古;周王朱、齊王朱榑等駐於內地各省,監督地方官吏。朱元璋規定,如遇奸臣專權,藩王可以聲討奸臣,甚至可以發兵“清君側”。他的本意是企圖用皇室親戚來維護皇權,殊不知事與願違。
皇位理應由朱允炆的父親朱標繼承,朱標作爲長子,早就被立爲太子。可惜他英年早逝,死於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朱元璋按照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把長孫朱允炆立爲皇儲。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長孫朱允炆即位。出生於洪武十年(1377年)的朱允炆,此時已是一個英姿勃發的青年了,書生氣十足而又溫文爾雅,卻缺少祖父與叔父們雄才大略的草莽習氣。他在位僅僅四年,就被叔父——燕王朱棣趕下臺,禍根是他的祖父朱元璋種下的。
朱元璋給兒子們封王建藩,並授予他們“清君側”特權的做法,同樣出身卑微的劉邦也採用過。劉邦建立漢朝後,立即分封同姓諸侯王,作爲劉家天下的屏障。出乎意料的是,那些同姓諸侯王野心勃勃,與中央分庭抗禮。漢景帝接受晁錯的“削藩”主張,引來了藩王的反叛——吳楚七國之亂,他們的藉口就是“請誅晁錯,以清君側”。
歷史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建文帝即位後,那些分封於邊疆及內地的藩王們,根本不把這個年輕的侄皇帝放在眼裏,他們個個擁兵自重。建文帝時時感受到有着皇叔身份的藩王們的威脅,不得不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商量削奪藩王的權力。藩王們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發難,其藉口就是援引“祖訓”:如遇奸臣擅權,藩王可以發兵聲討,以“清君側”。於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他的封地起兵,發動了“靖難之役”,藉口是“清君側”,其實是以聲討齊泰、黃子澄爲名,矛頭直指建文帝。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當時的首都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說焚死,一說逃亡,究竟如何,衆說紛紜,這就是建文帝生死之謎的由來。
燕王朱棣爲了奪取帝位,必須宣稱建文帝已經死亡,否則他就不可能稱帝。他在裝模作樣地多次拒絕大臣們的“勸進”之後,終於登上了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這樣的做法未免有篡位的嫌疑,要擺脫嫌疑,首先必須否定建文帝的合法性。因此他既不給建文帝應有的諡號,也不承認建文的年號,把建文四年改稱洪武三十五年,表示他不是繼承建文帝的帝位,而是直接繼承太祖高皇帝的帝位。就這樣,他成爲明朝的第三代皇帝——明成祖,第二年(1403年)改元爲永樂元年。
明成祖朱棣爲了粉飾奪取帝位的合法性,指使臣下掩蓋歷史真相,銷燬建文時期的政府檔案,禁止關於這一事件的一切記敘。光有掩蓋還不夠,必須篡改歷史。於是,這場政變被描繪成這樣:建文四年六月,“靖難”的軍隊打到南京金川門,“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已,乃嘆曰:‘我何面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史家的春秋筆法已經顯露無遺,對朱允炆既不稱惠帝,也不稱建文帝,而徑直改稱“建文君”,以表示他並不是帝位的合法繼承人;因爲無臉見人,才畏罪自殺。燕王朱棣則顯得高風亮節,捐棄前嫌,立即派遣太監前往救援,無奈來不及,太監把“建文君”的屍體從火中找出,報告燕王,燕王哭着說:果然如此癡呆?我來是爲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這分明是史官的粉飾之言。假如建文帝不“自焚”,也必死無疑。事實上朱棣上臺後,對建文帝的親信大臣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展開了一場又一場大屠殺,被人稱爲“瓜蔓抄”。其殘酷的程度可與乃父朱元璋懲處胡惟庸、藍玉黨案相媲美。
明末文壇領袖錢謙益的《有學集》中有一篇《建文年譜序》,這樣寫道:他在史局(國史館)工作三十餘年,博覽羣書,唯獨對於“建文遜國”(官方對於朱棣奪取帝位的一種標準宣傳口徑)一事,搞不清楚,而傷心落淚。原因有三:一是《實錄》無徵,二是傳聞異辭,三是僞史雜出。因此他稱讚趙士喆所編《建文年譜》,薈萃諸家記錄,再現真相,感人至深,“讀未終卷,淚流臆而涕漬紙”。可見從明初到明末,始終有人在探求建文帝的生死之謎。
就連明成祖朱棣自己也不相信建文帝真的自焚而死。《明史·胡傳》記載,朱棣懷疑建文帝逃亡,派遣戶科都給事中胡,以尋訪仙人張邋遢(張三丰)爲名,暗中偵查建文帝的蹤跡。胡在外十四年之久,回朝後,把打聽到的民間隱祕與傳聞,向皇帝報告,終於使他的懷疑冰釋。《明史·胡傳》如此寫道:“先,(胡)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太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你看,朱棣如果相信建文帝已經自焚而死,何必如此興師動衆呢?明清史專家孟森在《建文遜國事考》中說:如果建文帝已經自焚而死,“何必疑於人言,分遣胡、鄭和輩海內海外,遍行大索,大索至二十餘年之久?”
即使明成祖朱棣的子孫後代也認爲建文帝的下落是個謎。明神宗朱翊鈞就是一例。他即位伊始,曾下詔爲被殺的建文朝大臣建祠廟祭祀,並頒佈《苗裔恤錄》,對他們的後裔給予撫卹。看來他對被明成祖趕下臺的建文帝頗有一點追懷敬仰之情。萬曆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文華殿與內閣大學士們談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個思慮已久的問題:聽說建文帝逃亡,不知真僞如何?再次提出了明朝的第一號無頭公案。內閣首輔張居正如實回答:我朝的國史沒有記載這件事,聽前朝故老相傳,說靖難之師進入南京城,建文帝化裝逃亡。到了正統年間,有一個老和尚在雲南驛站壁上題詩一首,有“淪落江湖數十秋”之句。御史召見此人詢問,老僧坐地不跪,說:我想葉落歸根。查驗後才知道是建文帝。張居正的這一說法,記載在《明神宗實錄》,與祝允明《野記》所說大體相同,可見在明中晚期,關於建文帝的下落已經不再忌諱,事實的真相逐漸明朗。
看來,明人野史關於建文帝逃亡生涯的記載,並非向壁虛構。不妨將其始末簡單勾勒如下。
建文四年六月,建文帝得知南京金川門失守,長吁短嘆,想自殺以謝國人。翰林院編修程濟說,不如出走流亡。少監王鉞跪在地上提醒皇上,高皇帝昇天之前,留下一個寶匣,並且交代說,如有大難,可以打開。衆人一起趕到奉先殿左側,打開這個紅色寶匣,但見裏面有度牒三張,分別寫着“應文”、“應能”、“應賢”,裏面還有袈裟、僧帽、僧鞋、剃刀,以及銀元寶十錠。第一張“應文”度牒寫着:“應文從鬼門出,其餘人等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時分在神樂觀的西房會合。”程濟立即爲皇上剃去頭髮,換上袈裟、僧帽、僧鞋。吳王教授楊應能表示願意剃度,隨帝流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說,臣名賢,無疑就是“應賢”,也剃度改裝隨從。當時在殿上的五六十人痛哭流涕,都表示要隨從流亡。建文帝說,這麼多人一起行動,勢必引起懷疑,決定由九人陪他前往鬼門,在神樂觀乘船至太平門。少頃,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趕來。一行二十二人開始了流亡生涯。建文帝交代,今後互相以師弟稱呼,不必拘泥君臣之禮。兵部侍郎廖平建議,隨從不必多,更不可多,挑選沒有家室之累又有膂力五人足夠,其餘遙爲應援。當場決定楊應能、葉希賢稱爲比丘,程濟稱爲道人,這三人左右不離建文帝;其餘六人往來道路,運送衣食。第一站來到吳江縣的史彬家中。八月十六日,建文帝與兩位比丘、一位道人同行,其餘人等星散。十月,來到襄陽的廖平家。獲悉跟蹤者也已到此,大家商議後便決定前往雲南。
明成祖派遣戶科都給事中胡前往西南地區,打着探尋道教宗師張三丰(即張邋遢)的幌子,其實是爲了偵查建文帝的下落。消息傳來,建文帝決定遁跡深山。
永樂八年三月,工部尚書嚴震以出使安南(即今越南)的名義,至雲南祕密探訪建文帝的蹤跡。某一天,嚴震偶然在雲南道中遇到建文帝,兩人相對而泣。建文帝問他:你準備怎麼處置我?嚴震回答:皇上請便,臣自有辦法。夜間,嚴震自縊於驛站。建文帝見蹤跡暴露,再次躲進白龍山。
長期的野外生活,使得他身心疲憊,顏色憔悴,面容枯槁。到了夏天,又患上痢疾,但因害怕被發現,不敢出山覓食、求醫,狼狽到了極點。這時史彬等三人趕來,境況頓時改善。幾天後,三人離別,抱頭痛哭一場。建文帝交代,今後不必再來,一則道路艱險,二則關津盤查嚴密。
永樂十年三四月間,一直隨從建文帝的楊應能、葉希賢相繼病逝,建文帝收了一名弟子,賜名“應慧”。永樂十四年六月,建文帝足疾發作,程濟進城覓藥,才得痊癒。這使建文帝感到危機時時迫近,便口述流亡的經過,由程濟筆錄,寫成《從亡傳》,建文帝親筆寫了序言,命程濟藏於山岩中。此後幾年,建文帝奔走於雲南、貴州、四川之間。永樂十八年十月,在程濟的陪同下,建文帝登上了峨嵋山,賦詩一首,其中兩句爲:“登高不待東翹首,但見雲從故國飛。”流露了他此時此地思念故國的複雜心情。
永樂二十二年二月,建文帝東行。十月,在旅店遇到史彬。史彬關切地問起道路起居,建文帝說:近來強飯,精爽倍常。於是同史彬下江南,回到吳江史彬家中。這時史彬的從叔祖史弘從嘉興趕來,在客堂見到老和尚,問史彬:大師從何而來?史彬不答。史弘把史彬拉出,說:此建文皇帝也。史彬矢口否認,史弘說我曾在東宮見到過,是我的救命恩人。史彬只得如實相告。史弘頓首後,哭泣着詢問近況。建文帝說:賴各位從亡者給我衣食,得以周旋於險阻之間。二十年來,戰戰兢兢,今日想來,可以終老了吧!隨後在史弘的陪同下,遊覽天台山,到寧波渡蓮花洋。
匆匆間,成祖死,仁宗即位,不到一年,仁宗死,宣宗即位,十年後英宗即位。皇帝已經更換了好幾個。政治環境的變換,是他再現真身的時候了。正統五年(1430年),正在廣西的建文帝對程濟說,我決意東行。
建文帝有文才,流亡中經常詩性大發而賦詩,最著名的一首就是:
流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人們常說,詩言志。從這些詩中,不難體味到一位流亡皇帝的心靈呼聲。巧得很,同寓所的一名和尚,竊得建文帝的詩稿,跑到思恩知州岑瑛那裏,大言不慚地說,我就是建文皇帝!岑瑛大爲驚駭,馬上報告藩司。藩司下令把和尚與建文帝一併逮捕,飛章報告朝廷。當朝皇帝下詔:押解回北京。皇帝命御史在宮廷中審訊,那和尚稱:年九十餘,且死,想葬於祖父陵墓旁。御史說:建文君生於洪武十年,現在是正統五年,當六十四歲,何得九十歲?後來查實得知,這和尚名叫楊應祥,鈞州白沙里人。報告皇帝后,和尚被判處死刑,下錦衣衛監獄關押。建文帝此時把實情告訴了御史,御史祕密上報皇帝,皇帝派曾經服侍過建文帝的老太監吳亮探望虛實。建文帝見到吳亮,脫口而出:你難道不是吳亮?吳亮說:不是。建文帝糾正道:我有一天在便殿就餐,吃子鵝,一片肉掉到地上,你手裏拿着壺,趴在地上把它吃掉了。還說不是你!吳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腳趾有黑子,查看後果然,想不到幾十年後能夠見面,痛哭流涕,不能仰視。於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宮中西內養老,宮中人都叫他“老佛”。壽終正寢後,葬於西山,不封不樹。因爲很難給他一個名分,所以成爲一座無名墓。
以上是野史根據傳聞描繪的一段失落的史事,建文帝生死之謎,在幾十年以後,終於有了一個真相大白的結果。
由於建文時期的檔案史料已被銷燬,《明成祖實錄》又充滿謊言,已經難以覈實其正確性究竟有多少。因此清代學者頗多懷疑,例如萬斯同在《明史稿·史例議》中就說:“明代野史之失實,無有如建文遜國一事。”乾隆時正式出版的《明史》,卷四惠帝紀,在寫了建文帝焚死之後,又加上“由地道出亡”一段文章,依然是一團迷霧。因此現在要確切考證建文帝的下落,猶如霧裏探花,那隻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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