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紅高粱》最初的手稿作引火草生了爐子

10月27日，電視劇《紅高粱》登陸山東、東方、浙江、北京四家衛視，開播以來收視飄紅。近日，參加完文藝座談會的作家莫言接受採訪，這是他獲諾貝爾文學獎以後首度接受訪問開談“紅高粱”背後的故事。

【談電影《紅高粱》】

“其實酒是不能　炸鬼子的”

記者：諾獎之後，您被封爲中國文學界的標杆，您覺得您現在接地氣嗎?

莫言：應該說不如以前接地氣了，因爲我參加規格比較高的活動太多了。譬如經常在電視臺裏做節目，這個地方是不接地氣的，這個地方接“電器”。

記者：您現在成爲很多人敬仰的很雄偉的一座“高山”。

莫言：高密沒有山，高密最高的一座山，海拔5米。

記者：在《紅高粱》當中，我們感受到戰爭的悲慘、壯烈，您參軍的時候沒有經歷過一點點槍林彈雨嗎?

莫言：我參軍是1976年，是和平年代。1977年、1978年邊境戰爭我的一些戰友參加了，我當時非常渴望能上戰場，但是後來因爲部隊的工作性質我沒有這種機會。當然軍事訓練還參加了一些，在新兵連裏面有射擊訓練、投彈訓練，有人認爲我軍事技術很差的。恰好相反，我在新兵連射擊成績是優秀的，10發子彈打了80多環。

記者：談到《紅高粱》，要提到張藝謀導演的那部電影《紅高粱》，這部電影其實拍完之後改變了很多主創人員的命運，像鞏俐、姜文、張藝謀。您覺得您的生活有變化嗎?

莫言：我的生活沒有很大的變化，尤其對我的創作心態沒有影響。《紅高粱》之後我知名度高了，對於出版可能更加便利一點。過去我沒有名氣，這部小說人家要這樣、那樣的修改。寫了《紅高粱》之後人家不讓我修改了，我寫什麼樣人家按什麼樣出。其它的變化我覺得一點沒有，也是不對的，畢竟還是從《紅高粱》拿了很多稿費，拿了稿費家裏的生活就變得更加寬裕。

記者：當時導演怎麼找到您的?

莫言：他最先找到了《紅高粱》的責任編輯朱偉，就是現在三聯生活週刊的主編。他說張藝謀想把《紅高粱》改編成電影。我說沒問題，後來約定時間，那時候沒有手機，也沒有BB機。

記者：他在哪兒找的您呢?

莫言：我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筒子樓裏面，因爲放暑假同學們都回去了，我是有一箇中篇沒有完成，急着要稿，我在那邊加班。他當時光着膀子，赤着腳，提着一隻斷了帶的鞋等等。我說他像一個生產隊的隊長，他說我像生產隊的會計。一個會計和一個隊長完全可以領導一個生產隊，一見面產生一種信任感。我後來作爲編劇之一也參加了這個劇本的創作。

有一些關鍵性的細節，張藝謀問我能不能用高粱酒就像炸彈一樣炸鬼子的汽車。我說據我所知可能性不大，我們把一桶酒甩在地上不可能起火，這個細節經不起推敲。我當年爲我父親用小壺撩酒，酒開了以後沸出來纔會引燃，而且火是綠的，弄到手上看不到。但後來他還是把酒罈子向炮彈一樣撒向敵人的汽車爆炸了，觀衆也沒有追究這個細節是否真實。

【談母親】

母親一輩子不容易

記者：母親在您心裏是個什麼樣的形象呢?

莫言：我覺得我母親是最普通的中國北方的一位母親，一輩子不容易，飽經了人世的苦難。她特別的善良，她確實是我們左鄰右舍裏面都非常尊敬的一個女性。村子裏面很多人家要結婚，那時候農村婦女要開臉，開臉就是用兩根線把新娘子臉上的汗毛絞去。這時候需要找一個人品端正，子女成羣，家裏面上有公婆，下有孩子的一個人。我牢記着我母親給人家新娘子開臉回來那樣一種表情，那樣一種幸福感。總之她是很善良的人，一輩子從沒跟任何人吵過架，沒跟村子裏任何女性吵架。

小時候我特別孝順她，賺了錢以後想着首先應該給母親，買一點特別好吃的東西。

記者：大哥(管謨賢)用幾個物件概括了您人生的幾個主要階段。第一個是一塊煤炭，這是爲什麼?

莫言：我在《蛙》這部小說描寫一羣孩子吃煤塊的事情。1963年、1964年之後了，學校拉了一車煤，煤裏面帶着松香的，也是半是惡作劇，也是半認真，大家吃煤，煤不可能好吃，但是我們當時真吃過。飢餓始終是一個問題，後來在農村到了1965年情況好轉了，那時候也是半飢半飽的狀態，就是跟飢餓有關。

記者：第二個人生主要階段代表物件是一本字典。

莫言：字典我前面講過，在村裏沒書可讀翻的字典。

記者：這是小時候的事?

莫言：小學輟學之後，村子裏的書看完了，無書可讀就拿着本字典翻來翻去，也是一種自學。創作總認識幾個漢字，小學五年級學的漢字對創作來講遠遠不夠。只有閱讀，閱讀的時候碰到不認識的字查一下字典，等於彌補了這種學校的知識不足。

記者：還有一個是兩塊狼牙山的石頭。

莫言：我在保定滿城縣的地方當兵，離狼牙山比較近。那時候我開始文學創作。保定市當時有一個刊物叫《蓮池》，往《蓮池》投稿，終於有一天收到《蓮池》編輯部的一封信，我的小說《春夜雨霏霏》發表了。

記者：再到最後一個獎盃。

莫言：他講的應該是諾貝爾獎盃，諾貝爾沒獎盃，就是一個獎章。

記者：我們導演在今天訪談開始之前提醒我說，曾經有兩個人預言過你會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個是大江健三郎，還有一個就是你的發小，他在2010年的時候過世了。

莫言：張世家。大江先生在199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演講當中提到我的名字，後來他來到中國多次，在訪問的時候做演講，私下談話都說過我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他確實是我海外的知音，也是我創作的老師，也是同行，當然也是長輩，他比我大20歲。

另外一個我們都是東北鄉人，《紅高粱》　孫家口伏擊戰就是發生在他村莊裏面的。

後來在1973年我們到了公社駐地的棉花加工廠做臨時工，這時候成了朋友。他曾經確實說過我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他在這方面也做過鼓勵。

【電視劇《紅高粱》】

本來就想搞顛覆

記者：在挑選演員上你知道要選周迅這事嗎?

莫言：大概去年我們也講過幾個女演員的人選，當然有周迅，我認爲很好的。《紅高粱》電視劇千萬不要再複製一個電影的鞏俐。找鞏俐那樣氣質的沒有什麼意思，因爲反差越大越好，完全是另外一種風格。這樣才讓觀衆有興奮點，有比較，也對演電視劇的演員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我想她(周迅)會塑造出嶄新的九兒特質。一個鞏俐式的演員演繹了一個九兒，周迅肯定會演繹出周迅版的九兒，同樣所謂的一種豪放、敢愛敢放，由於演員個人氣質的不同，這樣新的演繹就會變的是這一個，而不是那一個。

記者：九兒犧牲掉小我，成全了大我，就是成全了餘佔鰲他們。對這樣的結局改編滿意嗎?

莫言：比較好，我現在想不出一個更恰當的結尾方法。一部長篇電視劇結尾讓人有迴腸蕩氣的感覺，這個結尾還蠻好的。

記者：但是在小說當中我奶奶九兒是在送東西的路上被射死的，好像那個結尾相比較這個有點冷清?

莫言：應該是兩種結尾方式，電影的結尾是在九兒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人家給打死了，她沒有準備。這個結尾主動，她要捨身救他人，捨身取義，是一種主動的行爲。

記者：所以《紅高粱》裏面每個人物覺得很鮮活、很真實。《紅高粱》手稿據說是在特殊的紙上完成的?

莫言：《紅高粱》最早有一個很小的本子，我原來在總參三部系統合作，報務員有訓練用的紙本子，紙的質量很差，我拿了幾本，先是用圓珠筆快速寫，然後找比較標準的方格紙，就是稿紙寫着潦草的字體，一邊抄一邊寫。

記者：最初的手稿在哪裏?

莫言：作爲引火草生了爐子。但是原稿後來還是找到了，在人民文學雜誌社，我跟他們主編說了一下要回來了。第二部《高粱酒》、《高粱殯》《奇死》、《狗道》有的在解放軍文藝社，有的在十月雜誌社，我想永遠找不着了。

記者：可是最初你寫在電報本上的手稿保存下來多好，幹嗎燒掉它?

莫言：我沒有想到這些東西還有什麼價值。

記者：電視劇《紅高粱》和小說當中還是有很大的轉變的。

莫言：這是必須的。我帶兩個女兒搞大綱的時候，也想到這樣一種顛覆性的改編。電視劇必須圍繞九兒展開，不可能圍繞餘佔鰲改編。

另外我特別強調一定要把原著當中的縣長，當時叫曹夢九，現在叫朱豪三，要把這個人物變成跟九兒跟餘佔鰲並駕齊驅，三足鼎立的人物。因爲他的故事非常豐富，而且他跟九兒這樣的關係。

記者：爲什麼這麼喜歡朱豪三?

莫言：在我小說裏就叫曹夢九，這是一個真實人物、真實名字，在抗戰前期高密縣長就叫曹夢九，他當時是韓復榘的一個部下，也是他的得力戰將，而且高密也留下很多傳說的故事。關於他來了以後提倡孝道，提倡興辦教育、禁賭、剿匪等等很多傳奇故事。當然後來顧忌到曹氏萬一有後人表達他們不滿，假如我們劇裏面有對他不敬的地方，寫的不太好的地方，萬一曹夢九有後代兒孫找我們很麻煩，所以改一個名字也是完全正確的。

記者：餘佔鰲是您的三爺爺?

莫言：我們姓管，餘佔鰲確實有我三爺爺身上的影子，也是很多人物的合成，從張三身上拿一個細節，從李四身上拿一個細節，從王五身上再拿一個細節，最後混合成小說裏面的形象。　據《山東衛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