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的成就有哪些 她的個人作品有哪些

主要成就

1911年，向警予於“二十一條”簽定後組織長沙學生起義運動。

1916年，向警予創辦了男女合校的漵浦小學堂，並擔任校長，開創了中國男女合校的先河，傳授新知識，提倡新風尚，宣傳新思想，培養革命人才，不少學生後來成爲共產黨幹部。

1918年10月，向警予和蔡暢等組織湖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首創湖南女界勤工儉學運動。

1919年7月，向警予相應五四運動，帶領學校上街遊行，抵制日貨;和蔡暢到長沙蔘加發起組織“周南女子留法勤工儉學會”。

和蔡和森共同構造“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與計劃：向警予、蔡和森結成“向蔡同盟”後不久，1922年7月6日至10日，兩人在法國蒙達尼郊外森林裏召開留法新民學會會員會議，與以蕭子升爲代表的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分道揚鑣，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改造中國與世界。蔡和森明確地提出“應該效法俄國的榜樣，而且應馬上進行”;向警予隨後分別向法國各地的學生組織負責人寫信，宣傳馬克思主義，陳述建黨的當務之急。蔡和森與毛澤東、陳獨秀等保持通信聯繫，8月13日，致信給毛澤東：“我以爲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爲它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給毛澤東寫長達六千多字的信，信中再次提議：“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名稱，就是在這封信裏第一次提出來的。蔡和森的信讓毛澤東產生了強烈共鳴。他於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給蔡和森寫了兩封回信，特別是對第二封信，“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這裏雖然沒有明確突出向警予，但顯然蔡和森對毛澤東寫信中“中國共產黨”的名稱與計劃是在大會開辦後萌發的產物。“中國共產黨”這一名稱和計劃的由來，向警予在其中的貢獻痕跡不可磨滅。這一佐證在會後不久向警予即就宣傳建黨兼身行建黨也得到了證實。

和周恩來、李立三等人共同組建了早期中國共產黨：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說：“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裏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惟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李維漢)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造人。”

向警予與蔡和森致力於俄國十月革命經驗與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蔡和森給毛澤東信中第一個提出“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箇中國共產黨”，並系統闡述了有關建黨的理論、路線、方針和組織原則。向警予與周恩來、趙世炎、李富春等一起籌建中國共產黨旅歐的早期組織，是黨的創始人之一。

1921年，向警予參加法國勤工儉學學生爭取“求學權”、“生存權”的請願鬥爭，參加進駐里昂大學的鬥爭，發揮重要作用。

1922年，向警予發動中國第二次女權運動/共產黨第一次女權運動，開始領導中國最早的無產階級婦女解放。

1923年，據說“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口號就是向警予這個時間提出的。

1924年，向警予直接參加並領導上海閘北絲廠和南洋菸廠的女工運動/罷工鬥爭，大罷工最終取得勝利。這兩次罷工爲迎接工人運動新高潮的到來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不久，她發動組建了“婦女解放協會”，培養了大批婦女幹部，成爲當時反帝反封建鬥爭中的又一生力軍。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向警予繼續留在武漢湖北省委機關工作，同年10月，向警予擔任中共湖北省委黨報《大江報》主筆，編輯黨刊《長江》，指導武漢地下黨的工作和工人運動，號召人民羣衆團結起來，與國民黨鬥爭到底，影響極大。

個人作品

她爲黨中央婦女部起草了《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案》等許多重要指導文件，發表了《中國最近婦女運動》、《中國婦女宣傳運動之新紀元》、《婦女運動的基礎》、《評王碧華的女權運動談》、《上海女權運動會今後應注意的三件事》、《中國知識婦女的三派》、《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給陶毅的信》等大量論述婦女解放運動的文章，培養了大批女性工作幹部，在女權運動史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向警予在《評王碧華的女權運動談》(1923年10月)中說：“所謂女權運動乃完全由於解決性的特殊問題而已。性的特殊問題絕非專屬某幾個婦女或某部分婦女的問題，乃指普遍婦女全體的問題，或表面上屬於某幾個婦女或某部分婦女而實際則含有全體的普遍性者。故女權運動的意義在於免除性的壓迫、發展，男女同等的本能，和爭回婦女應有的人權。女權運動的團體或個人必隨時隨地關顧婦女本身的利益——尤其是要着眼到婦女的大多數，纔不失爲女權運動的意義。”

向警予在《上海女權運動會今後應注意的三件事》(1923年11月)一文中注意勞動婦女問題時說：“勞動婦女除了比我們窮苦以外，究竟是我們的一體。我們的運動——女權運動，不專爲的是少數人自私自利，當然要首先注意伊們的問題，因爲伊們所處的地位特別痛苦。”

向警予在《中國知識婦女的三派》(1923年11月28日)一文中說：“人生的價值的大小是以人們對社會貢獻的大小而判定的。”她批評浪漫派“所喜歡的是自己的絕對自由和絕對快樂”，小家庭派對“一般社會和婦女卻絲毫不能受着伊們的好處”，而“小家庭比起大家庭來，自然有其它的歷史價值。然而這個安樂窟，是從極端人個人快樂的家庭分工，永遠是活埋女子的墳墓”，“快樂幸福的小家庭怎樣桎梏婦女的解放”;職業派出家庭入社會，雖對婦女地位之變遷有一定意義，但具有保守性，因職業派“爲事業發達、一帆風順起見，對現實社會不管好醜只有服從。因此很容易形成保守的性質”。小家庭派、浪漫派完全建築在個人的快樂主義之上，職業派固然比較地有社會的意識，然而也缺乏綜合的人生觀和全般的社會意識，這乃是三派共同的缺點。

向警予在《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1925年3月29日)一文中，向警予認爲，“女權運動的真正意義也就是爲全體婦女爭普遍的權利、普遍的地位，……其實少數婦女做官做議員的運動，只能叫個人活動，並說不上女權運動。因爲少數女子的做官做議員，只是少數婦女本身的特權，未必能於全體婦女有什麼利益。”正是從爲全體人羣謀幸福的信念出發，才促使向警予特別關注女性壓迫問題。從五四時期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者，向警予謀求全體人羣的幸福是其一以貫之的信念，1919年12月20日向警予《給陶毅的信》中就談到了“大家都以爲非求社會的均齊發展，不能達到人生的共同幸福;所以對於全國二分之一的黑暗女子，也想把他從十八重地獄裏提拔出來，於是乎‘女子解放’、‘女子解放’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從中可以看出，向警予對勞動婦女運動的特別關注不僅源於她是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革命者，而且她更是具有強烈女性意識的女權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