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皇帝爲何要烤死自己親叔叔殺他家滿門

力摔皇帝，浴火赴死不偷生

朱高煦隻身出城後，立即被城外的官軍捆綁了押到朱瞻基軍帳前，朱瞻基當即命扈從的御史于謙朗聲宣讀其罪狀。這個于謙就是後來在明英宗“奪門之變”後被殺的那位兵部尚書、寫過《石灰吟》的著名忠臣。據《明史·于謙傳》記載，當時他“正詞嶄嶄，聲色震厲”使朱高煦“伏地戰慄”(怕是被氣得，而未必是被嚇得)，而朱瞻基身邊的文武羣臣也紛紛“列奏其罪，請正典刑”，要求皇帝“大義滅親”。據記載，這時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說“臣罪萬死，惟生殺在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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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或許朱瞻基認爲就這樣直接殺了隻身受縛的親叔父，未免不太合適，最終以“彼固不義，祖訓於待親藩自有成法”而回絕了羣臣的鼓譟。朱瞻基一面讓人將羣臣告發朱高煦謀反的劾章給其看，一面令其寫信，召諸子同歸京師(這也說明朱高煦的兒子們當時並未集中於樂安，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違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烜後軍。

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純屬虛妄之辭)。並遣其所親信內侍回到漢王府，慰安宮眷。同時派錦衣衛逮捕了被指認爲“同謀”的王斌、王彧、韋達、朱恆、錢巽等數十人。

或許是要在樂安等待將朱高煦已分封爲濟陽、臨淄、昌樂、淄川、齊東等地郡王的兒子們一一抓來，朱瞻基及所率親征大軍又在這裏停留了三天。在這三天裏，一是安排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及御史給事中等安撫軍民，收繳民間兵器。二是於八月二十二日，下令改樂安州爲武定州。

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以勝利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分派官員敕諭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鄭王瞻埈、襄王瞻墡代爲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並分別奏報皇太后、告諭北京文武羣臣，同時派員專程送信給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趙王朱高燧，詳細通報了自己討伐朱高煦的原委及過程，並說明了自己對朱高煦“以親親之故，不忍棄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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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同宮眷居於北京，以全始終之恩”的處置方式。同日，下詔讓各處動員之兵不必再前進，同時停止了爲這次親征提供保障的糧餉運輸，派禮部官員先期出發告拜班師歸程所過山川。

八月二十四日，在命陽武侯薛祿、尚書張本仍留武定州安撫軍民，並設置武定守禦千戶所，調德州衛前所官軍充實其兵員，強化了對樂安一帶的守備之後，朱瞻基的征討大軍取道相對來程偏西的樂陵、東光方向，讓太監“護送”着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讓錦衣衛官“械繫”着所逮捕的所有“同逆者”緊隨其後，一路浩浩蕩蕩踏上了班師歸程。

當朱瞻基率領這支“勝利之師”離開樂安不遠，未到樂陵黃家店時，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他不得不在這裏停留兩日。後又在獻縣單橋爲是否轉向彰德削除趙王斟酌兩天。九月初六，車駕回到北京，朱瞻基就馬上親自祭告天地、宗廟，擺筵向社稷行謁謝禮。當他出御奉天門視朝時，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再次劾奏朱高煦“謀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

朱瞻基仍以“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國典，以爲亂臣賊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國家待宗藩具有祖訓，朕不敢違”爲辭，下令工部專門在西安門內建造一館室，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但當羣臣復奏“叛逆之人不分首從，皆得處極刑”時，他就下令要從王斌、韋達、朱恆等人審訊出朱高煦謀反實情，依法處置。

僅僅過了三天，九月初九，就將作爲朱高煦“逆黨”的青州中護衛指揮王斌、樂安知州朱恆、樂安千戶所千戶盛堅，漢王府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羣牧所百戶井盛等六十餘人一併處決，只有漢王府長史李默以曾經“諫諍”而免死，被判流放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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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九月初十，又處決了同樣被指爲朱高煦“逆黨”的山東都指揮使靳榮及其兒子靳義等。此後，因被捲入此案被殺的還有天津衛鎮守都督僉事孫勝、青州左衛指揮史誠、河間衛鎮撫溫英、德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等六百四十餘人。連在錦衣衛大獄中被拷問至死的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也被“戮其屍”。其他因“知而故縱與藏匿叛人”被免死罪發配至邊軍者一千五百餘人，被流放至邊境爲民者七百二十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