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聖是誰?誰纔是正史記載的中國經商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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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現出不少大商人來。但被學界公認爲“商聖”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胡光墉就是胡雪巖。這兩位的事蹟,人們大都不陌生。而作爲另一個商聖的白圭,許多人對之還知之甚少。根據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白圭是中國經商之鼻祖。
白圭生於風雲際會的春秋戰國時代,曾經在魏國做高官。他是東周洛陽人,因擅長經商致富而名譽滿天下。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對其事蹟有詳細記載,並稱白圭爲“治生祖”。即經營民生之鼻祖,經商業之祖師爺,並說到:“白圭其有所試,能試有所長,非荀而已矣。”就是說他不僅有豐富的經商實踐,而且他還十分善於經商。他的經商理論並不是紙上談兵,而是頗有見地,富有成效。
“樂觀時變”: 預測市場行情
頗富商業天賦的白圭從長期的經營管理實踐中,總結出一套經商理論,爲後世經商者所師法。他主張經商必須“樂觀時變”,即經常注意農業生產變化動向和市場行情,及時掌握時機經謀取厚利。採取“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原則,每年糧食豐收後,買進五穀,售出絲、漆,在蠶繭上市時,便購進絲棉等織物,而出售糧食。他主張經營廣大民衆生活必需品,市場既廣,銷路也好,不用與人爭買賣之價,就可以得到較多的利潤,這種利潤來自時令差價和豐歉差價。一次,商人們一窩蜂地拋售棉花,價格被壓得很低,白圭見狀,便吩咐手下的僮僕掛出收購棉花的招牌,一概收盡他們手中的存貨。後來,由於連綿不斷的陰雨,棉花嚴重欠收,那些手中已經沒有棉花存貨的商人開始四處尋棉。這時,白圭便以高出收購價的價格賣出了全部庫存,以賺取利潤。
白圭非常重視對年景豐欠的預測,注重研究氣候變化的他,總結出了糧食生產豐、災的規律。他指出:“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意思是說,在十二年的一個週期內,有若干發展變化的規律可循,一般每隔三年將會出現較大的變化。比如,前三年中有了一個好年景,那此後的第三年往往就是大旱之年,而大旱之後又是澇年,澇年之後又是好年景。而好年景和荒年之間,穀物的價格也會有一倍的差異……白圭還強調,從商要樹立正確的“取與觀”,一旦出現機遇,就要像鷹撲獵物一般果斷,毫不猶豫。理財不可遲疑觀望,坐失良機。《史記·貨殖列傳》說白圭“趁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極爲生動地描述了他理財決策中雷厲風行的精神。
白圭爲國理財,常從大處着眼,通觀全局,在經營上從不嫌棄小惠小利,也從不靠詭計進行欺詐。他將貨物流通與發展生產聯繫起來,既能使經營生財,又使生產有利其發展,他認爲只有以足補缺,以豐收補欠收,使全國各地物資互相支援才能在輔民安民的同時爲國家理財致富。具體做法是:如果一個地方盛產蠶繭,就購進這些產品,而用穀物等其他當地缺少的東西去換。如果一個地方糧食豐產,就去購進他們的糧食,然後用絲、漆等類必需品去和他們交換。這樣就使全國的貨物得到流通,既利於人民生活,又能從中賺取利潤,可謂一舉兩得,利國又利民。
薄利多銷 眼光長遠
《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白圭一直主張“欲長錢,取下谷;長石鬥,取上種”的經濟思想,即爲了讓自己的經濟利益增長,在經營和自己吃飯時需要選取差一些的穀物;而如果是爲了做種子,使來年豐收,就要取上等的種子,因爲只有上等的谷種才能使穀物產量增加,纔會有好的收益。在白圭生活的時代,穀物是市場上最大宗的商品,消費者通常是一些平民,他們的消費要求是填飽肚子即可,因而商人主要配備的貨物應是下等穀物,而不是替貴族和大地主等少數人提供的上等穀物,以此達到利薄多銷的目的。優質的好種子是莊稼人獲取財富的基礎,也是商家貨源質量的保障,所以提供好穀物給農民播種,既照顧到農民的利益,又體現了商人的長遠眼光。
薄利多銷的經營原則,是白圭所奉行的經營圭臬。白圭追求大利,但他認爲大利不一定要靠經營昂貴商品或靠在交易中賣高價來實現。昂貴的商品非一般人購買力所能及,銷量有限;低廉的商品反而是大衆必需品,需求量大,照樣有利可圖。同時他也很重視商品質量,認爲質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贏得信譽,貨硬纔會有市場。
崇尚簡樸,“與僮僕同苦樂”
先秦時期,諸子大都肯定“儉”而否定“奢”。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墨子曰:“節儉則昌,淫佚則亡。”管子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可見,崇尚節儉是古代思想家的共識,尤其儒家的崇儉思想,對後世的影響更大。
古有訓誡:成由儉,敗由奢。一般來說,商人有兩種心態:一種是奢侈揮霍,視錢如泥沙;一種是儉樸自守,希望一文錢掰成兩半花。與勤勞相連,節儉是商人精神中的重要一條。偉大的商人懂得積沙成塔、集腋成裘的道理,節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勤儉是最古老的訓誡,“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不勤不得,不儉不豐”,儉以節支,勤而且儉才能聚財致贏,否則,用之無節,猶如漏後不堵,必致財源流失。由此可見,“儉”字之至關緊要,勤儉兩者不可偏廢。
經商的時候,節儉就是對成本的節約,成本的節約就意味着產品利潤空間的增大,所以,節儉與成本會產生聚變效應,即節儉會導致成本最大限度的降低。
白圭因經營有方而富甲天下,然而他在生活上毫不奢華擺闊,始終過着簡樸的生活。《史記?貨殖列傳》中介紹說:白圭一貫“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而對於下人僮僕能“同苦樂”。這種難能可貴的操行,也是白圭能在商業上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經商猶如治國統兵
在白圭所處反讓那個時代,政治、軍事的地位遠遠高於經濟,但白圭卻將經濟的重要性等同於政治和軍事,他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他認爲經商也需要大智大勇的素質,更要有仁義之心,這和治國統兵要求同樣高,沒有那麼高的素質想向我請教也不會告訴你訣竅。“終不告之”或許有些過分,有不外傳之嫌,但或許白圭認爲不仁不義、無勇無謀的人學了也不會用好,反而會壞了他的名聲吧。比如有人學了之後用欺詐之法損人利己,這無疑是與白圭的利國利民然後再取財的道理相違背了。總之,白圭將經商的地位看得與政治軍事同等重要,說明他具有了一種謀略家的頭腦。
當時,由於荒災、戰爭和賦斂的加重,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殺價抑買的現象很盛行,一些“爲富不仁”的商人也因此得了到暫時的利益,可這與白圭“利民後再取財”的思想相違背。在白圭眼中,盲目將利益最大化的人,其實是目光短淺的鼠輩,只有治國平天下氣魄的人,時時爲生產者考慮,才能將生意做得穩定而長遠。
“智、勇、仁、強”,是白圭對經商思想的高度概括,即要講究商業經營中的謀略,要善於用腦筋,捕捉商機行動要果決,不優柔寡斷,要心存仁慈,不巧取豪奪,要審時度勢,臨危不亂。
白圭是一代商業大師,後世商人把他尊爲本行業的祖師爺。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爲“商聖”;民間稱白圭爲“人間財神”,並設神牌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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