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禕是什麼人?爲什麼說要爲蜀漢滅亡負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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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禕有着很強的個人才能,他過目不忘,學識淵博,他最大的性格特點是無論遇到什麼事,他都會泰然自若、處變不驚,即使面對魏國曹爽大軍壓境,費禕也能從容與蜀漢官員來敏下棋而不慌亂;
出使吳國時,面對吳國士子的語言上的針鋒相對,費禕從容不迫,既不會有如自己作爲使者的使命,又沒有與吳國官吏發生語言衝突,孫權也斷定費禕將來會成爲蜀漢的股肱之臣;
費禕掌權之後,能在談笑間處理國家政務,娛樂、工作兩不誤,董允想效仿費禕的處事風格,結果導致工作延誤,不得不感嘆費禕過人的才能。
對於蜀漢的政務,費禕雖然遵循諸葛亮留下的治國方略治理蜀漢,但他卻不主張對魏國頻繁使用武力,專注於休養生息,因此對於姜維北伐,常常進行兵力上的限制。
頻繁用兵勢必會消耗蜀漢的國力,姜維也常被人指責是在窮兵黷武,因此費禕休養生息的國策是蜀漢非常好的,但另一方面,諸葛亮當初治理的非常好的蜀漢,卻又是費禕親手葬送。
陳壽作《三國志》中評價蔣琬、費禕說:“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鹹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陳壽先是將蔣琬、費禕誇讚了一番,但後面馬上就對其進行指責。這樣的指責還把後來給《三國志》作注的裴松之給搞懵了。裴松之指出,既然陳壽認爲蔣琬、費禕“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應該舉出具體事例進行說明,沒有記載人家不好的事例,卻在結尾說人家不好,讓人“不知所謂”。
裴松之雖然爲注《三國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但還是未能蒐集到蔣琬、費禕的反面事例。不過有一個事情,似乎是可以直接指責費禕的不稱職。
費禕處理國政輕鬆自在,不像諸葛亮、蔣琬那樣竭心盡力,也許是因爲自身才能過於優秀,什麼事在他都能輕鬆應對,這使得費禕便看輕了許多事情,慢慢的,在治理國家上,就開始變得懶散。懶散到開始頻繁“大赦”。
大赦就是將全國的犯罪人民,無論罪行大小,全都赦免。這種事在古代很常見,但常見於改朝換代當中,用以慶賀皇帝繼承大統,收買人心。但費禕總是無緣無故的,就突然來了一場大赦。
細數蜀漢的大赦次數:223年劉禪登基時大赦,234年諸葛亮去世後大赦,238年劉禪立張飛第二女爲皇后大赦,243年費禕爲大將軍時大赦,246年無故大赦,249年無故大赦,251年無故大赦,254年無故大赦,256劉禪立兒子劉瓚爲王大赦,257年無故大赦,258年發現祥瑞大赦,261年無故大赦。
諸葛亮執政期間,僅有劉禪登基時大赦一次,蔣琬執政期間大赦三次,一次是在諸葛亮去世之後,一次是劉禪立皇后,一次是和費禕權利交接後,費禕執政期間大赦三次,史書中都未記載緣由。費禕死後,姜維主要是負責軍事,朝政先後由呂義、陳祗、黃皓等把持。
大赦雖然可以表現出執政者的仁慈,得到一定的人心,但是被赦免的人,都是犯罪的人,更感恩戴德的是一羣罪犯,這些罪犯曾經有過傷害他人的行爲,突然被赦免,就會讓這些罪犯得不到應有的懲罰,使得被傷害的人痛心,正義得不到伸張,動搖朝廷的公信力,政治局面不穩定,國家便會從此走向衰敗。
劉備當初平定益州後,便馬上讓諸葛亮和法正、劉巴等人制定了蜀漢的法律《蜀科》。《蜀科》的具體內容已經遺失,無法考量,但是從諸葛亮的治國方略當中還是能窺探一二的。
按《三國志·諸葛亮》:“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
諸葛亮治國的一個特點是“無惡不懲,無善不顯”,將做好事的發揚光大,做壞事的無論大小都要懲治,正是在這種嚴厲的法律下,才治理出了一個“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的蜀漢。
諸葛亮和劉備之間的魚水之交,不僅僅是《隆中對》當中的發展戰略,兩人對於治國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衆所周知的劉備臨終遺言“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小奸小惡的危害在於,如果不懲治,那麼小惡勢必會積累成大惡,更大的危害社稷,因此劉備對於小奸小惡也是極度重視。
引《華陽國志》:“初,丞相(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凸嚷也。”
除了劉禪登基,諸葛亮執政十二年,一次大赦也沒有,以至於有人問諸葛亮爲什麼不進行大赦。諸葛亮則明確表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並舉出之前的劉表、劉璋爲例,年年搞大赦,對社稷沒有絲毫用處。因此,劉備剛一平定益州,就馬上制定法律,一改之前益州人民“德政不舉,威刑不肅”的局面。
費禕的過錯在於,已經有人向他詳細分析了大赦的利害關係,但他卻仍然執迷不悟。
按《三國志·孟光傳》:“延熙九年秋,大赦,(孟)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
延熙九年(246)是費禕進行的第一個大赦,蜀漢官員孟光立刻指出,大赦這種事都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才進行,但是當下的蜀漢國泰民安,這種時候大赦,非但讓蜀漢百姓得不到實際的恩惠,反倒讓罪犯逍遙法外,危害社會,是有損江山社稷的行爲。
費禕這個人,是個博愛的聰明人,卻聽不進去好話,從他沒有反駁孟光可以看出,孟光的話,費禕多少是認同的,這當中的利害關係他也應該是知道的,但是他卻沒有因此而停止大赦,反而繼續將他的博愛發揚光大,連續無故大赦,讓有罪行的人,繼續危害社會。
蜀漢的滅亡,很多人都責怪姜維頻繁北伐消耗國力,但實際上,作爲蜀漢治理內政的重要人物,費禕已經在用他的博愛慢慢的將蜀漢推向滅亡,而姜維在費禕執政期間,不過是用不到萬人的隊伍在作戰,所消耗的國有資源非常有限,費禕死後,姜維還有王嗣從羌胡手中獲得非常多的戰略資源來支持北伐,因此姜維其實對國力沒有大的影響。
而諸葛亮當初北伐,動輒十幾萬大軍,但是他還能做到讓蜀漢“田疇闢,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可見,只要將諸葛亮的治國方略進行到底,在發動戰爭的同時,保持國庫充裕,是可以辦到的。
縱使費禕的才能比不上諸葛亮,但是他卻將諸葛亮治國方法的最關鍵的地方進行改動,頻繁大赦導致國家法禮崩壞,內政不穩,逐漸使蜀漢走向衰敗。
蔣琬在世時未能意識到大赦的危害,費禕大赦時蔣琬也沒有阻止,致使費禕之後,蜀漢的大赦越來越頻繁,最終,諸葛亮辛苦治理的蜀漢,逐漸崩潰。筆者想來,這應該就是陳壽在讚賞蔣琬、費禕之後,突然“莫名其妙”對其進行批評。
費禕在有人點醒的情況下還不以爲然,仍然大赦,其罪過遠超於蔣琬;最後又不聽張嶷的勸告被郭修刺殺。費禕因爲自己的博愛的誤了國家,讓人痛心;又因爲自己的博愛害了自己,卻是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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