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氏本是篡奪曹魏政權爲什麼卻可稱名正言順？

提起魏晉，世人皆知名士之風流，但鮮有人留意那場盛況空前的哲學玄學大討論，從正始之音開始，至東晉依舊餘音繞樑。它不僅爲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饋，在當時，更與廟堂之上的政治鬥爭息息相關。在這場大討論中，四本論是至關重要的一環，陳寅恪甚至將魏晉清談分爲“四本論”和“竹林七賢”兩個問題，其地位可見一斑。

何謂四本?《魏志》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也。所謂才，望文生義，自然是指人的才能;所謂性，是指人的道德品質。質言之，四本論問題，討論的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質的關係，才性同與才性合相對應，才性異與才性離相對應，所以問題的核心便是：人的才能和道德品質是否統一的問題。

網絡配圖

   在魏晉之交，四本論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哲學問題，更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因爲對這一問題的回答直接決定了統治階層選舉和任用人才的方式，更決定了士大夫們在司馬氏奪權鬥爭中站在哪一隊。持才性離觀點的，都是曹氏一黨;執才性合之論的，自然站在司馬氏一邊。

如此問題便出現了。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殺魏大將軍曹爽;公元260年，司馬昭殺高貴鄉公曹髦，以下克上;公元266年，司馬炎逼魏元帝禪位，篡魏建晉。以上是司馬氏奪權的幾個關鍵節點，在中國傳統的儒家觀念中，有德首先要守名教，而名教之大者，莫若君臣，毫無疑問，司馬氏以臣弒君，其所作所爲是無論如何也與才性合沾不上邊的。那爲什麼依靠篡魏建立政權的司馬氏要極力主張才性合呢?

這還要從曹操頒佈的求才三令說起，公元210年、214年和217年，曹操三次頒佈求才令，史稱求才三令，三令大旨是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負不仁不孝的污名，這顯然是才性離的觀點，相應地，求才三令的原則便是唯纔是舉。因此直觀地看，司馬氏所持才性合觀點正好與曹氏的才性離觀點相悖，意圖在思想上否定曹氏政權，爲其奪權鬥爭服務。

但問題真的就這麼簡單嗎?當然不是，因爲如果單純爲了反對曹魏才性離的觀點，並不足以讓司馬氏堅定地奉行與其篡魏行爲相悖的論點，這無異於自欺欺人。司馬氏之所以堅稱才性合，更深層的原因，隱藏在魏晉時期更爲宏觀的社會和政治背景之下。

衆所周知，東晉向來以門閥政治著稱，終其一朝，皇族司馬氏始終與高門大族“共天下”，原因在於司馬氏南遷渡江之後根基不穩，需依靠門閥士族來鞏固政權，但這並不等於門閥士族的勢力是在東晉時期才建立並強大起來，《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寫道：“服膺儒教的豪族的出現，在東漢時代，是一個較爲普遍的現象，非止河內司馬氏而已。”因此，在漢室衰微的情況下，能否得到地方豪族或士族的支持，便已經成爲關係着地方政權強弱與存續的問題。

以出身而論，曹操的祖父曹騰爲東漢末年中常侍，宦官出身，父親曹嵩爲曹騰養子，陳琳檄文曾諷其爲“乞匄攜養”，閹宦之人，在儒家思想中斷沒有政治上的地位，曹操可算是非儒家寒族出身。反觀司馬氏，自戰國時期趙國將軍司馬卬開始，世居河間，又自東漢司馬鈞開始，世代爲將軍、守、尹，是正宗的地方士族，可歸於儒家豪族一類。

出身的不同所涉甚多，儒家豪族之間盤根錯節，多有歷史、血緣和利益方面的關係，且都奉儒家學說爲正統，與非儒家寒族之間壁壘分明。所謂“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的現象，魏晉之交便已現端倪。因此，出身寒門的曹氏建立的曹魏政權，即便深知爭取儒家豪族的支持至關重要，也並不一定能真正得到他們的支持，更遑論曹操做出通過求才三令等一系列政策來打壓儒家豪族勢力的舉措了。

網絡配圖

   當然，站在曹魏的立場，曹操是斷不可能去爭取儒家豪族支持的，因爲儒家學說是東漢賴以立國的指導思想，地方豪族又奉儒家思想爲圭臬，曹操若是誠心拉攏他們，豈不是否定曹魏政權的合法性?因此，寒門出身的曹操，若要取劉漢皇位而代之，必然要顛覆儒家思想這一東漢政權的精神根基，這纔有了求才三令的頒行。除此之外，他還厲行節儉，規定衣繡要處死，甚至曹植的妻子也不能倖免;再者，《晉書·傅玄傳》記載傅玄說“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這些都是曹操對儒家思想的顛覆。

《左傳》有云：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多年之後，歷史上演了一出黑色幽默。曹操頒佈求才三令的時候一定不會想到，司馬氏有朝一日會持才性合的觀點，將整個天下從曹魏手中奪過來。綜上所述，司馬氏之所以持才性合的觀點，原因有三：

1、上文已述，河間司馬氏爲典型的儒家地方豪族，而才性合，本就屬儒家教義和華夏正統思想，此外從長遠來看，可保證篡魏後建立的政權具有合法性，而非囿於眼前的篡權行爲本身是否與才性合的主張相悖，這一點，我們只需想想兩晉國祚能有155年，且東晉雖偏安江南一隅仍被天下人奉爲正朔便可明瞭;

2、由於才性合暗合儒家正統思想推論，司馬氏與其餘儒家豪族處於同一文化場域，可得儒家豪族支持;

網絡配圖

   3、在直觀上反對曹魏政權的指導思想，否定其政權合法性，與非儒家寒族劃清界限，以爲奪權之便。

由此觀之，才性離和才性合這對看似簡單的問題，不僅涉及萬分兇險的政治鬥爭和改朝換代，背後更有歷史大勢、正統學說等宏觀因素。所以，不論是曹氏還是司馬氏，都絕不是爲了反對而反對，梟雄謀事，可謂所慮甚遠。

不過也許有人會說，即便如此，司馬昭殺高貴鄉公曹髦，依然是最爲直接的與才性合相悖的行爲，這無異於自我否定，使其才性合的觀點不攻自破。其實不然，遍觀古往今來之政治鬥爭，名實之間，正當其謀。拿曹髦身死一事來說，以實論，路人皆知是司馬昭殺曹髦;但以名論，下令的是賈充，動手的是成濟，事後司馬昭誅成濟九族，哭曹髦，着實是大忠之臣，天下又有誰能說是他殺的曹髦呢?當然，篡終究是不光彩的，政治鬥爭自來都鮮血淋漓，要不然，晉元帝司馬紹在聽王導介紹完祖先“創業史”之後，也不會羞愧地以被矇頭，嘆一聲“若如公言，祚安得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