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戰爭發生於什麼時候？日本西南戰爭的背景

西南戰爭發生於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間，是明治維新期間平定鹿兒島士族反政府叛亂的一次著名戰役。因爲鹿兒島地處日本西南，故稱之爲"西南戰爭"。

西南之役的結束，亦代表明治維新以來的倒幕派的正式終結。

　戰爭背景

　　地方勢大

明治初年，日本雖然成立了以天皇爲最高權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權體制，從舊代延續下來的274個藩仍然保持着獨立的軍隊、財政和領國內的統治權，明治政府對國內的控制力極爲薄弱。當時的明治政府面臨着三方面的壓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並無直轄武裝力量，僅僅靠薩摩藩、長州藩爲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薩、長聯盟與明治政府的利益點不合，政府將無兵可依，勢必垮臺。

其次，明治政府在財政上僅能徵收和調配全國資源的30-40%，卻要負擔作爲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見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時日本仍在歐美列強的干涉和不平等條約壓迫下，明治政府繼承了幕府的對外債務和各項賠款，無疑進一步加重了財政負擔。

第三，維新之後，日本整體政治氣氛仍然停留於幕府時期，只不過效忠對象由幕府轉爲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維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爭權奪利。

政府中以木戶孝允爲首的開明派認識到:欲在內消除割據分裂的隱患，對外擺脫列強壓迫的危機，必須構建與幕府時代不同，能"與萬國相對峙"的新日本，對於這個新日本的構架，伊藤博文明確指出:必須建立絕對主義的中央集權體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關鍵在於廢除各藩，清除構成"小權"的基礎。在具體實施上，採取先改革藩政，再"奉還版籍"(即各藩將土地和人民獻給朝廷，不再爲自己所私有)，最終廢除各藩的漸進式政策。

矛盾激化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達"藩治職令"(統一各藩官制，強化政府對藩的監督控制;不受門第和舊習限制，提拔人才;藩政與藩主的家政分離)，接着又在木戶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還版籍";同時要求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貢獻兵力，設立御親兵;後又實施"廢藩置縣"。在這一系列處理過程中，社會矛盾不斷積累，從總體上看，主要矛盾有:

1、開國政策與"攘夷"派之間的矛盾。在倒幕運動時期，維新派以"尊王攘夷"爲綱領，斥責幕府的開國行爲是違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爲。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維新政策中，第三條明文規定:求知識於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來，開國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討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責任。他們採取暗殺來清除政府內的開國派。與此同時，開國與對外貿易，不平等交換造成了貴金屬短缺，而貴金屬短缺又引起物價上漲，使得民衆生活水平下降。這使得從武士、農民到市民，整個社會都蔓延着仇視外國人和開國政策的不滿情緒。在後來的叛亂過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參與。

2、徵兵制、秩祿處分與士族生存危機。如果說開國只是在精神層面上刺激了士族，那麼徵兵制和秩祿處分則從物質方面使士族的生存發生了嚴重危機。這也是西南戰爭的主因之一。在廢藩置縣後，明治政府即開始兵權歸一、軍務歸一的改革，組建鎮臺，重新編制政府常備軍，解散各藩藩兵，完成軍隊國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過程中被迫退伍回家，從軍士族大大減少，士族的出路越來越窄。以鹿兒島縣(原薩摩藩)爲例，原藩常備軍共計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輜重、騎兵)1190人。而取代舊藩兵的熊本鎮臺鹿兒島分營，共計常備軍四個大隊，兵員不超過4620人，規模大大縮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達的《徵兵詔書》和《徵兵諭告》剝奪了士族引以爲榮的當兵特權，雖然退伍回鄉軍士可拿到一筆遣散費，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滿，明治六年的福岡士族暴動就是一例。

世代繼承的家祿是士族的根本特權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雖有想法，但由於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計問題不得不謹慎處理。在舊幕府時代，家祿與"奉公"聯繫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對領主的封建義務，承擔一定的工作，而家祿則是領主對此給予的權利，兩者互相依存。家祿世代繼承，工作職務也世代繼承。但在廢藩置縣後，舊的藩政不復存在，士族們自然喪失了奉公的對象，而此時就形成了單方面領取家祿卻不承擔義務的局面。另外，雖然士族的俸祿已被削減，但仍佔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萬日元，而家祿支出達1804萬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塊，使政府運轉明顯不靈。政府內部對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萬日元的家祿意見極大，從四民平等和改善財政的角度要求處分家祿。明治九年八月，政府斷然實行"金祿公債"制度，徹底廢除士族家祿。雖然士族們得到了一筆抵償金，但大多數人特別是下層士族，都因不善經營而破產，最終淪爲勞動力市場上待價而沽的赤貧者。士族們喪失了一切物質上的特權，他們急需維持生計的出路，而他們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與平民爲伍出賣勞動力，那麼剩下的途徑只有將危機向海外轉移，加強軍備，進行軍事擴張，將士族們的憤懣和不滿引向海外。

"徵韓論"在日本由來已久，早在江戶時期，部分日本學者就開始歪曲歷史，聲稱朝鮮歷來是臣服於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奪。到了幕末，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獲得與列強對峙的資本，而朝鮮自然而然成爲首當其衝的目標。而在政府內部，形成了以西鄉隆盛(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爲首的徵韓派和以大久保利通(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爲首的內治派，其實對於徵韓問題，兩派並不二致，都認爲必須對朝鮮發動戰爭。而不同點在於:西鄉派要求立刻遣使，以獲得開戰的藉口;而大久保認爲遣使就是立即開戰，而日本實力尚且虛弱，維新成果還未鞏固，當下不是開戰的時機。西鄉派其主要着眼於當前的士族問題，要利用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而大久保派則從長遠考慮，謀求漸進式擴張，避免第三國干涉。

明治六年(1873年10月23日)，天皇以敕書形式宣佈採納代理太政大臣巖倉具視的意見，推翻了西鄉徵韓一事。同日，以西鄉爲首的"徵韓五參議"下野。

明治政府逐步廢除士族特權，本就引發了士族的不滿，而對外戰爭暫時被否決，向海外轉嫁危機的途徑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滿的途徑就剩下反對明治政府一條路了。而西鄉和近衛軍官們的下野，使不滿的士族們有了精神領袖和實戰指揮官，讓不平士族們的基層和高層得以結合，時局發展到這一步，西南戰爭已是不可避免了。

私立軍校

明治六年，西鄉隆盛因爲"徵韓論"不被接納而且和右大臣巖倉具視等政府要員不和，憤而辭官回鄉。當時出身自薩摩藩的新政府軍官及士兵們也追隨西鄉隆盛相繼辭官返回鹿兒島，例如陸軍少將桐野利秋、筱原國乾等。表面上回到鹿兒島的西鄉隆盛已不理政事，過着耕種、捕魚、打獵的鄉間生活，實際在西鄉隆盛心中仍然記掛着國家，他極爲不滿明治政府的種種政策，一直認爲政府必須進行改革。

明治七年(1874年)一月，巖倉具視在赤違被一班不滿士族襲擊受傷。二月，第一次大規模不滿士族舉兵發生，舊佐賀藩藩士江藤新平發動反政府叛亂，他也是因爲"徵韓論"失敗後辭官返回佐賀的。同時，明治政府開始進行"臺灣征討"計劃，自西鄉隆盛離開政府後，國內外出現了那麼多重大問題，國家開始走入混亂時期。六月，西鄉隆盛爲了追隨他而回鄉的一班青年建立教育機關，於是在薩摩藩的舊居城、鶴丸城設立私立軍校包括炮隊學校，槍隊學校等。一般認爲，設立私立軍校的目是爲了防範歐美列強的入侵，西鄉隆盛最擔心的就是俄國的野心。其次，西鄉隆盛眼見明治政府日漸腐敗又不肯改革，心想各地的不滿士族必會發起叛亂，到時必須要有一支強而有力的軍隊再次進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