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爾的神奇之處：以小博大卻敢強攻奉天

在談石原以前，不妨先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國旅遊勝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去看看發生過什麼事。當時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鐵山少佐(駐俄國武館，陸大23期)、小畑敏四郎少佐(駐瑞士武官，陸大23期)、岡村寧次少佐(陸大25期)、東條英機少佐(陸大27期)去歐洲調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三人全是陸士16期畢業的，就東條是17期的，調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泡溫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幾位當時三十六七歲、自命在未來10年到15年內要掌握日本陸軍的野心家們，感受相當深。一次大戰和任何戰爭都不同，坦克、飛機、毒氣都被使用，沒有了前方和後方，沒有了軍人和平民，剩下來的就是一個詞：殺戮。

日本沒有參加一次大戰的主戰場作戰，但是將來呢?日本應該怎麼辦?這四人中除永田鐵山外全有留德經驗，他們的結論是：只有照德國元帥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勝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約”。根據《岡村寧次日誌》，“密約”主要內容是：實行“軍主政從”，國家的政治、經濟、產業、文化、社會等一切都應該轉爲戰時體制。要做到“軍主政從”，就必須打倒那時在日本陸軍中佔統治地位的從山縣有朋經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這一批長州派閥，改革陸軍體系。

這個“巴登巴登密約”是現代日本軍國主義的真正宣言書。請注意一下，《岡村寧次日誌》裏沒有提到天皇，這就是他們這些後來被稱爲“統制派”的人，和“皇道派”的區別。目的雖然都一樣，但“皇道派”是要通過“天皇親政”來達成，“統制派”就是自己來幹了。

就四個少佐，能成什麼氣候?所以四人回國後又找了土肥原賢二(陸大24期，甲級戰犯)、河本大作(陸大26期)、板垣徵四郎(陸大28期，甲級戰犯)，結成了一個“二葉會”，定期活動。受其影響，1929年山下奉文(陸大28期，乙級戰犯)、鈴木貞一(陸大29期，甲級戰犯)、武藤章(陸大32期，甲級戰犯)等人又結成了一個“一夕會”，石原莞爾(陸大30期)就在這個組織裏面。1930年橋本欣五郎(陸大32期，甲級戰犯)還組織了一個“櫻會”。

再說說這個橋本欣五郎。這是個有名的“陸軍叛逆兒”，怎麼有這個匪號呢?這位的業餘愛好有點與衆不同——是搞政變!他居然在一年裏接連策劃過兩次未遂政變：“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個是前文提過的1931年3月流產政變，事後什麼處罰沒有，就宇垣一成大將倒了黴，永遠圓不了首相夢。橋本看出甜頭來了，過了半年又從關東軍那兒弄了錢來要搞政變，這次是要推荒木貞夫作首相，還是北一輝、大川周明這兩個文痞做軍師。橋本和這兩位文痞天天下館子大吃大喝，把政變經費全在料亭(高級館子)給吃沒了。錢吃沒了，兩位文痞也就變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結果又沒弄成。這次總算是受了點處罰：禁閉25天。那位要問了，陰謀政變就只禁閉25天?嗯，你要知道那關禁閉的地方，還更要昏過去呢：還是料亭。

吃飽喝足了，出來還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戰役，當時是炮兵大佐的橋本欣五郎殺中國人殺紅了眼，架起炮來打傷了英國軍艦“帕特夫人號”，這才把他解除軍職，轉入了預備役。以後組織“大日本青年黨”，鼓吹法西斯主義，戰後被作爲甲級戰犯判處終身監禁。只不過是一個炮兵大佐，列爲甲級戰犯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黨”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實理由不是那個，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國軍艦，因爲炮擊中立國軍艦的罪行撐死也就是個乙級戰犯，而且那事當時就了了，日本向英國做了賠償。東京審判時根本就沒提那事，橋本欣五郎一個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級，是由於得罪過俄國人。但是要很遺憾地說，橋本欣五郎在中國大陸販賣鴉片的罪行沒有受到應有的追究。

橋本欣五郎從陸大畢業後是做的駐土耳其武官，因爲這段經歷，橋本信奉一種在日本都很少有人聽說過的東西：凱末兒主義。斯大林對凱末兒主義本來就不感冒，更不要說橋本在土耳其時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蘇俄的情報。關東軍的對蘇戰略，他在裏面摻和了一大半，俄國人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徵四郎恨得少。東京軍事法庭上，俄國人的檢察官就咬着他不放，這麼着，一個退役大佐和現役大將們站到一起當甲級戰犯，也挺滑稽。

橋本是個異類還不僅於此，他身爲陸大畢業卻是“皇道派”，這也是不多的。怎麼說呢?如果硬要用“階級鬥爭”來分析的話，那麼“皇道派”就是屬於低層階級的。到現在都還是這樣，越是下層的人，對皇室什麼的越關心，總相信天皇是“天縱英才”，事情就壞在幾個貪官污吏手裏，如果“天皇親政”，就什麼事都解決了。而“統制派”大多就屬於“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貪官污吏”，起碼對天皇什麼的無所謂，也就是所謂中層階級。“二二六事件”其實就是低層階級爲了上層階級(天皇)來打倒中層階級。

但是“二二六事件”以後，天皇震怒，說“殺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債血還，把爲首的下級軍官們連同搖鵝毛扇的北一輝一刀全給宰了。覺得好像被天皇給賣了，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該怎麼辦好了，只好“一致對外”了。

對外?那“外”是哪兒?有一個口號叫“滿蒙生命線”。

應該說，關東軍參謀們策劃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敗的，事情沒有照他們期望的走，那個被關東軍參謀們看不起的張學良，又做了一件讓他們想不到的事情：和蔣介石拜把子了，東北易幟。這下關東軍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殺張作霖，東北也不一定就到處掛“青天白日滿地紅”，還不如不幹。

但我們說過那一撥是滾刀肉，不會輕易認輸。皇姑屯事件4個月後，石原莞爾赴關東軍任作戰主任參謀，不久板垣徵四郎也來關東軍接任河本離任後空缺的高級參謀職位。這兩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爲經驗和教訓，要放手在滿洲幹一下了。所謂河本的經驗就是：幹什麼都沒事，政府不用說，就是軍部都管不了他們這些精英參謀。而所謂河本的教訓則是：幹就要幹個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樣小打小鬧，結果什麼都沒有得到。要獨霸滿洲，靠殺一兩個人是不行了，得消滅張學良那50萬東北軍，建立一個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國出來。

1929年7月，在一次參謀旅行中，石原莞爾中佐對着關東軍的參謀們首次發表了他的“最終戰爭論”和“滿洲土地無主論”。一邊聽着的板垣高級參謀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記在筆記本上了，回奉天后找來石原莞爾再次研究。於是石原莞爾中佐、板垣徵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陸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兩次頭，專門研究佔領和統治滿洲的問題。石原還叫人擬了一份計劃，1930年12月計劃完成，石原捧着計劃躊躇滿志地說：“好了，還有兩年。”

據花谷正回憶，知道這個計劃的有：“橋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陸大34期，時任參謀本部###課###班班長)95%;建川美次少將、重滕千秋大佐(陸大30期，時任參謀本部###課課長)90%;永田鐵山大佐85%;小磯國昭少將、二宮治重中將(陸大22期軍刀組，時任參謀本部次長)50%;而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少將以及手下的不少關東軍參謀幕僚，當時倒並不知道。”

這就是所謂昭和軍閥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策劃的“滿洲事變”。另兩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諾門罕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賢了的“北部法屬印度###進駐事件”。這第一件和第三件總算還各抓了一個甲級戰犯結賬，那第二件可真見鬼，兩個首犯一個被蔣介石的情報組織軍統局給保護起來了，一個被麥克阿瑟的情報組織G2給保護起來了，什麼事都沒有。

應該說石原和板垣是在準備進行一場豪賭，要知道“九一八事變”是被不少人看做軍事學上的奇蹟的，就是那個有名的“不抵抗將軍”成就了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的名聲。能在兩年之內，把老爺子留下來的50萬軍隊，110萬平方公里土地，3700萬“子民”給輸得精光鋥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敗家子世界紀錄”?

咱們來看看那位“少帥”的能耐吧。

當時的關東軍只有10600人，而東北軍是44　8萬，其中正規軍26　8萬，駐在平津一帶的精銳有11萬左右，駐在奉天的精銳有6萬左右，對關東軍佔絕對優勢。

人們在談到抗戰的時候，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雖然中國軍隊人數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軍，所以失利的case比較多”。一般來說，那句話是對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國東北，那句話不成立!東北軍不但在人數上遠遠超過了關東軍，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遠遠超過了關東軍。只要看看九一八事變中關東軍繳獲的戰利品就知道了：飛機60架，坦克25輛，還有大量的日軍根本沒有的捷克式衝鋒槍!

會不會有人奇怪，他張學良怎麼有那麼多錢，裝備怎麼會那麼好?這麼說吧，少帥論別的比不上他爹，就整錢的能耐比他爹要強得多了。大帥整錢靠做馬賊、鬍子，那錢來得不地道。少帥念過洋書，懂經濟，掙錢的方法要酷得多了。東北特產是大豆，少帥就專門倒騰大豆到國際市場去賣，挺來錢。有人要說了，倒騰大豆能掙幾個錢?倒騰和倒騰不一樣，人家少帥發行一種不可兌換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廢紙一樣。少帥拿了那個廢紙向老鄉強購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換錢，換了錢去買軍火，買了軍火再“交”給關東軍。

當然，東北軍在訓練程度上比關東軍差遠了，但是東北軍訓練差的責任在誰?總不能讓人家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幫你張學良來負吧?攻打北大營的日軍有多少?有千軍萬馬?沒有，就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川島中隊，就一個連，一百來號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煙未散，老爹張作霖的熱孝在身，會吃棒子麪的都知道是關東軍炸的火車，嘿，那位張少帥偏偏就認爲關東軍是來和他搞聯歡的。這不，扔下東北不管，跑北京享樂去了。

1931年春天，參謀本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巴登巴登的四人幫”之一)到滿洲視察時說：“雖說張學良軍隊素質不高，但也有22萬人。人家還有三十幾架飛機，咱們什麼都沒有。一旦有事，你們準備怎麼辦?”指示從國內弄幾門大炮到奉天(瀋陽)來。

什麼炮?沒有那日俄戰爭時打俄國人的28釐米大炮那麼大，24釐米。但想來嚇嚇那二流子沒問題，就這樣把兩門24釐米大炮從東京搬到神戶，再裝上船運到旅順，最後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動彈起來，就得幾百個人伺候，整出了那麼大動靜，他張少帥愣就是不知道這些情報。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但是這位少帥總算還沒有泯滅最後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東北，他還知道他無臉以對東北3700萬父老鄉親。要不然這位少帥除了創吉尼斯敗家子記錄以外，還可以創吉尼斯厚臉皮紀錄了。

和河本大作當年偷偷幹不同，石原莞爾這次是公開地在幹，沒打算瞞誰，因爲賭局實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終戰爭”理論，參謀本部和陸軍與其說反對，不如說有共鳴。但是要付諸實現則反對，理由是怕美國、蘇俄或者蔣介石插手。

美國不會直接插手，這點石原敢肯定。蔣介石呢?不說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蔣的爲人，石原也準確地判斷得出，蔣介石肯定袖手旁觀。老蔣對異己喜歡的程度，不比對共產黨更多。紅軍長征時，老蔣都沒有忘記借共產黨的手剿滅異己。像胡宗南帶了10萬大軍跟在徐海東的5000人後面，不即不離，就差半天路。徐海東進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後來徐海東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進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還是在剿異己。這回有日本人幫忙剿滅奉系軍閥，蔣介石高興還來不及呢。

至於蘇俄那邊呢?那個少帥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給酷酷地挖好了。1929年7月，張作霖剛死不到一個月，張學良就敢上演“愛國秀”，不去找殺父仇人關東軍，卻和俄國人去鬧出了一個“中東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滿地找牙不說，還把一旦有事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也給玩沒了。

但即便真的美蘇蔣全部不聞不問，東北軍真的和關東軍拼命，關東軍也怕，所以石原又通過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陸大31期)串通了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大將(陸大17期，後來在1937年做過4個月首相。他那個內閣，15個位置10個人幹，兼職一串，特別節約人力，被人稱爲“兩人三腳內閣”)，無視軍法，擅自將朝鮮軍調至邊境，隨時準備越境支援關東軍。其實有兩個大隊(營)當天晚上已經越過了邊界，而林銑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邊報告的。這位林銑十郎從此就得了個混名：“越境將軍”。

神田正種原來就是關東軍的，“九一八事變”後又回到了關東軍，長期從事對蘇工作，最後做到第17軍中將軍長。戰後落到俄國人手裏，給判了結結實實的14年徒刑。

整了個那麼大的架勢，反對的參謀本部就只呆在一邊看?那倒沒有，參謀本部派了個作戰部次長建川美次(陸大21期)來奉天阻止關東軍亂來。

建川是有名的“挺進將軍”，他怎麼會願意來勸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軍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個“磨洋工，裝死狗”。從東京出來，他不坐飛機，走陸路、坐海船，橫穿朝鮮慢慢來。爲什麼?爲了幫石原們和關東軍爭取時間。等他坐火車到奉天，已經是9月18號傍晚了。

建川美次可是個名人，日俄戰爭的時候他是騎兵中尉，一個人跑了300裏地(這裏是日裏，一日裏約等於4公里，300裏就是大約1200公里)去偵察俄軍，立下戰功。後來以軍刀組的身份從陸大畢業。“二二六事件”以後，因爲是“皇道派”而被轉入預備役，出任駐蘇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蘇友好中立條約》上簽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級戰犯松岡洋右和他。敗戰時自殺，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級戰犯。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讓建川落不是。當天晚上關東軍舉行盛大招待會，爲次長洗塵。建川次長心知肚明：都該忙得像耗子似的時候，怎麼還全來接風?沒錯，看樣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於是就開懷暢飲起來，左一杯，右一杯，兩杯喝完，醉倒下了。幹嗎來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說吧。

真的假的?有沒有搞錯?兩杯就醉了?那得去問建川本人了。不過關東軍原來定的日期確實是9月28日，接到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班長橋本欣五郎少佐的密報，建川美次要來，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開了個緊急會議，研究建川美次部長要來的問題。板垣拿了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說：“問天命吧，鉛筆往右倒就不幹了，往左倒咱們就玩命賭了。”

結果鉛筆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說計劃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來，漲紅了臉說：“你們不干我一個人幹。”

這一句話，整個會議的空氣爲之一變。其實今田只不過是說出了大家想說的話。日本陸軍的佐級參謀，是一批特別瘋狂的人，他們爲了早日戴上將軍肩章，什麼事都敢幹。在他們那兒，沒有“冒天下之大不韙”這句話。

於是這四個參謀就決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達的那天晚上動手，因爲那是能夠爭取到的最後時間。建川部長交給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來，事已經沒了，瀋陽的東北軍已經被全部解除了武裝，石原們正忙着清點戰利品呢，不，應該說是繳獲品，不能叫戰利品，根本就沒有過戰鬥嘛。

石原的戰術應該說很簡單：“打蛇打七寸”。趁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溫柔鄉之際，打掉瀋陽城裏的奉軍指揮部，使東北軍羣龍無首。在瀋陽動手的同時佔領營口和丹東，阻斷關外奉軍主力回援，和確保朝鮮軍可以越境增援。

應該說石原莞爾和板垣徵四郎的算計幾乎完美無缺，唯一的缺點就是他們沒有想到，不但美蘇蔣袖手旁觀，連當事人張學良本人也同樣袖手旁觀!根本沒有必要佔領營口，就是幫張學良修一條現代高速公路，他也不會“打回老家去”。

抗戰時在重慶流傳的一個笑話，特別能夠說明日軍佐級參謀在實際戰爭中的“能量”。

日軍飛機又來轟炸了，躲進防空壕的蔣介石對身邊人說：“娘希匹的，我也給他們炸煩了，要不然就和他們談判?可是和誰談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馬燈似的換，想談判也沒對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說：“報告委員長，有三個人可以談。”

“哪三個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石原的第一步，在張學良的“協助”下，走得很順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來了花這麼多時間到奉天來，到底是幹什麼來的了。找來石原們訓話，說不能在滿洲鬧出事來。誰知石原們的回答是已經鬧完了，奉軍全給繳了械，不，不是繳的械，是交的械，沒事了。飛機、坦克收來了一大堆，比咱關東軍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張少帥一個“關東軍軍火採購部長”的頭銜，請首長指示。

建川雖然在思想上不反對關東軍的胡作非爲，但是俗話說“屁股決定腦袋”，坐在參謀本部作戰部次長這個位置上，這次又是欽差大臣，他必須考慮以後怎麼辦。於是就和石原吵了起來，最後不歡而散，坐飛機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