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爲何暴罵列寧妻子：列寧寫信要其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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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中旬，列寧再次中風，俄共中央全會責成斯大林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爲列寧規定的制度。22日深夜，列寧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右臂右腿癱瘓，但頭腦清楚，思維清晰，口授了一批給黨的應屆代表大會的信。按照斯大林的說法，這些信件是給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其實不然，是寫給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後來通常叫做“列寧遺囑”或者“列寧政治遺囑”。

此後列寧經過認真的思考，對寫於12月24日的信作了重要補充。12月24日的信是專門談他的戰友或接班人的，一共談及3組人，即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可夫，既談到他們的優點，也指出他們的缺點，但對任何一人都沒有責備之意。關於斯大林，信中說：“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列寧沒有由此做出直接的結論。這以後的幾天，列寧繼續口授信件，議論了改革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民族問題等等。1923年1月4日，列寧對12月24日的信作了具體的補充，建議免去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信中寫道：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爲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一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位置，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爲耐心、較爲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

列寧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着強調：

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列寧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40頁)

交代完黨內事務之後，列寧開始口授文章。由於規定的醫療制度禁止列寧寫文章，所以列寧把口授的東西叫做“日記”——因爲沒有禁止他寫日記。這樣我們看到的這一組文章開頭第一篇就叫做《日記摘錄》。接着，口授了《論合作社》，評論蘇漢諾夫《革命札記》的《論我國革命》、《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寧肯少些，但要好些》。這些文章列寧都要求發表，但阻力重重。例如《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查院》一文，政治局討論時就不同意發表，時任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的古比雪夫甚至建議單獨印一份刊有列寧此文的《真理報》，敷衍列寧。當然此計未能得逞。但是在刊載時還是對文章做了處理。文中說，中央監察委員會這個集體應該不顧情面，“應該注意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他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出質詢，檢查文件，以至做到絕對了解情況並使各項事務嚴格按照規定辦事”。在當時發表的《真理報》上刪去了涉及總書記的字樣。以後《列寧全集》俄文第1、2、3、4版均按照《真理報》的文本處理，直到1964年出的俄文第5版第45卷才恢復原貌!在發表之前，1923年1月27日政治局和組織局給省委和州委發了一封祕密信，否定文中所提到的黨內分裂危險，說“爲了避免可能出現的誤解，我們認爲有必要一致聲明，中央委員會內部工作中根本沒有那種可以令人擔心的‘分裂’的情況”。(《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第237頁)

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

除口授文章外，這段時間列寧最關心的問題是民族問題，具體說，就是格魯吉亞問題。由於反對讓格魯吉亞作爲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的斯大林“自治化”方案，格魯吉亞的共產黨人遭到迫害，有的撤職，有的調離，整個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改組，甚至發展到當時主持俄共外高加索局工作的奧爾忠尼啓則動手打人的地步。列寧在1922年年底口授的《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這封給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信中，認爲斯大林和赴格魯吉亞調查情況的捷爾任斯基要“對這一真正大俄羅斯民族主義的運動負政治上的責任”，給奧爾忠尼啓則以處分，“以儆效尤”。1923年1月，列寧繼續關注此事，他向政治局索取有關格魯吉亞事件的材料，遇到拒絕，斯大林聲稱，未經政治局批准不能給。由於列寧的堅持，最後只好提供。列寧組織自己的祕書班子對格魯吉亞事件進行調查，要他們寫出報告來供他在十二大上使用。到3月初，列寧感到健康狀況不允許他參加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所以致信託洛茨基，要他在大會上代爲捍衛自己的立場。信中要求他務必在黨中央爲格魯吉亞事件辯護，說“此事現在正由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進行‘調查’，而我不能指望他們會不偏不倚。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爲這件事辯護，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列寧讓祕書把全部有關案卷交給托洛茨基。次日，列寧又給受迫害的格魯吉亞領導人姆季瓦尼和馬哈拉澤寫信，說“我專心致志地關注你們的事。我對奧爾忠尼啓則的粗暴，對斯大林和捷爾任斯基的縱容感到憤慨。我正爲你們準備信件和發言稿”。(《列寧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4、556頁)

在此期間，列寧獲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爲。

1922年10月，中央全會在列寧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一項削弱外貿壟斷的決議。列寧獲悉後非常不安，要求暫緩執行決定，待下次全會再議。在此之前，列寧一方面做各中央委員的工作，另一方面，請觀點一致的托洛茨基在全會上捍衛共同的立場，於12月13、15日連續寫信給托洛茨基談維護外貿壟斷問題。到12月18日召開中央全會的時候，列寧的主張已經得到多數的贊同。爲此列寧經醫生許可於1922年12月21日口授了一封給托洛茨基的短信，說“好像僅僅調動了一下兵力，就一槍不發地拿下了陣地。我建議不要停頓，要繼續進攻……”。(《列寧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3頁)信是克魯普斯卡婭筆錄的，她還寫了一個附言：“列夫·達維多維奇：費爾斯特教授今天允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口授信件，因此他向我口授了下面這封信給您。”(《列寧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1頁)

此事被當時主張放鬆外貿壟斷的斯大林知道了，於是給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大罵了克魯普斯卡婭一頓，並威脅她要以違反中央關於列寧醫療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據列寧妹妹瑪麗亞說，斯大林的語言相當粗暴，致使克魯普斯卡婭倒地痛哭。克魯普斯卡婭那時候不敢向列寧傾訴，只好向列寧的親密戰友，時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季諾維也夫求助。12月23日，她給加米涅夫寫了一封信：

由於我記錄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經醫生許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對我極其粗暴無禮。我入黨不是一天了。30年來從未聽見任何一位同志對我說過一句粗話，我珍視黨和伊里奇的利益並不亞於斯大林。現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剋制自己。什麼可以同伊里奇講，什麼不可以講，我比任何醫生都清楚，因爲我知道什麼會使他不安，什麼不會，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現在我向您和格里戈裏(季諾維也夫——引注)提出請求，因爲你們是弗·伊·最親近的朋友，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無端辱罵和威脅。斯大林竟然以監察委員會威脅我，我並不懷疑監察委員會會作出一致的決定，但是我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鬧這種愚蠢的糾紛。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列寧全集》第2版第52卷，第703頁)

列寧是什麼時候獲悉此事的，不得而知。很可能是1923年2-3月，這就導致下面這封“絕交信”。這是3月5日口授的給斯大林一封絕密信，同時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信中寫道：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電話並辱罵了她。儘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說的話，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是從她那裏知道了這件事。我不想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認爲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對我的言行。因此，請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並且道歉，還是寧願斷絕我們之間的關係。

順致敬意!

列寧

1923年3月5日

(《列寧全集》第2版第52卷，第555頁)

3月5日列寧寫了兩封信，一封是請求托洛茨基爲格魯吉亞事件辯護，一封是要同斯大林“絕交”。態度截然不同!

由於問題嚴重，給斯大林的信被克魯普斯卡婭壓了一天，沒有立即發出。3月7日才送達斯大林，斯大林當即寫了回信，信中反駁了列寧的指責，說曾經對克魯普斯卡婭說過如下的話：“醫生禁止告訴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認爲這種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種極爲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竟然破壞這個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開玩笑……”斯大林接着寫道：“我並不認爲這些話裏有什麼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對’您的意思……我同娜·康·[克魯普斯卡婭]交換過意見，已證實在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誤會外什麼問題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斯大林在信的末尾最後寫道：

不過，既然您認爲爲了保持“關係”我應當“收回”上面那些話，我可以把它收回，而不去想這是怎麼一回事，我“錯”在哪裏，到底想要我怎樣。(《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第493頁)

這不像一封真誠的道歉信。也許斯大林在電話中說的基本內容就是這些，但同樣的內容可以用不同口氣和態度說出來，聽話人的感受也會大不相同。當時處於核心地位的三駕馬車之一加米涅夫於3月7日寫信給季諾維也夫說：“斯大林的覆信十分無奈地、酸溜溜地表示歉意，老頭子未必會滿意。”(《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第494頁)

關於此事，蘇聯作家貝克採訪過列寧祕書瑪·阿·沃洛季切娃。沃洛季切娃說：

我到克魯普斯卡婭那裏去，提醒她，列寧在等斯大林的答覆，焦急不安。看來這個理由起作用了，她同意把列寧的信交給斯大林。我親手轉交了信件，請斯大林給列寧回信，因爲他等待回覆並焦急不安。斯大林當着我的面，站着讀完信，面色平靜。沉思了一下，緩慢，清晰，逐字地說：“這不是列寧說的，這是他的疾病說的話。”他繼續說：“我不是醫生，我是政治家。我是斯大林。如果我的妻子是黨員，做得不對，受到懲罰，我不認爲自己有權干涉此事。而克魯普斯卡婭是黨員。不過既然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堅持，我準備爲粗暴行爲向克魯普斯卡婭道歉。”

沃洛季切娃離開斯大林後去了加米涅夫家裏。她帶去了斯大林當時口授的短信(這封短信不是我們後來看到的上引的斯大林親筆信)。加米涅夫讀了信，還給她，說信可以轉交。訪問加米涅夫之後，她回到祕書處。但信沒有轉交，因爲爲時已晚：列寧狀況不好。她認爲不能準確地說列寧是否知道斯大林的答覆。(《莫斯科新聞》1989年4月23日)

這裏的問題顯然不像街坊吵架，你侮辱了我老婆，我要同你絕交。實際上，這涉及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斯大林要求放鬆外貿壟斷，列寧堅決反對，最後列寧的主張取得了勝利。爲此，列寧向斯大林的對手托洛茨基去信，要求他不要停頓，繼續進攻。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把自己的全部怒氣撒到克魯普斯卡婭身上，顯然是發泄一種不滿。而列寧的感覺是他的政治行爲受到干涉，他遭到封鎖孤立，因爲在此之前，列寧一直是通過書寫或口授信件同外界保持聯繫和交換意見的，而克魯普斯卡婭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在以後的黨內鬥爭中，曾經多次提到列寧的這封“絕交信”。例如，1926年在聯共(布)中央聯席全會上季諾維也夫提出了這一問題，爲回答這一問題不是直接引用斯大林的“道歉信”，而是引用列寧妹妹瑪·伊·烏里揚諾娃給全會主席團的信，說“斯大林道了歉”。而如果直接展示這封“道歉信”，斯大林大概很難再扮演“列寧的忠實學生”的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