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寬仁”寬”到了什麼地步？

元朝的“寬仁”寬”到了什麼地步?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讀，接着往下看吧~

元的“寬”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正是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寬”，使百姓活不下去了。

“天高皇帝遠”元末時，流傳一首民謠：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這首民謠流傳的區域，遍及湖廣、山東、河南等地，從地理距離上看，算哪門子“天高皇帝遠”呢?

只是，元的“寬”，使朝廷根本管不到下面這些亂七八糟的官吏、豪強，這些官吏、豪強可以隨意欺負、侵犯百姓。

最後，這便引發了農民起義，推翻了元。

這就是元代“以寬失天下”的本質。

那麼，元的“寬”，究竟到了何種程度呢?

任命、考覈官吏都非常“寬”忽必烈時期，中書找到天子：最近近臣傳旨賜官的先後七十多人，我想再淘汰選擇一下，有些實在不能用的我不敢用。

忽必烈十分“佛系”：哦，那些任命也不是朕的意思。朕看到奏摺就轉給你們，你們自己看着辦。

這裏所謂近臣傳聖旨賜官，是知侍衛天子的怯薛貴族，他們傳達聖旨時，往往連個書面文件都沒有，繞過中書省，直接“口傳聖旨”，任命官吏、賞賜財物。

天子對下面官吏的任命也沒什麼興趣，你們看着辦吧!

這還是忽必烈時期呀!

到後來，“口傳聖旨”的怯薛基本上一手遮天。無論市井小人、商賈之流，只要巴結好，就可以當官。

而朝廷呢?很“寬”，基本上由着這些權貴去搞。

所以，下面的人，只要侍奉好特權貴族，既能當官，也能通過考覈升官發財。

官員對官職任務也看得很“寬”元朝很長時間沒有科舉制，即使後來恢復了科舉制，由科舉走入仕途的人比例也非常低。

高官多是由特權階層所世代把握的。

所以，許多高官對職務的態度非常佛系。

比如，曾任中書右丞相的阿魯圖。他遭到彈劾時，二話不說，直接棄官走了。

黨羽問他：您好歹申辯一下呀!

阿魯圖說：我是博爾術(成吉思汗四傑之一)的後人，當個丞相還不簡單，有什麼好申辯的?

對自己職務得失看得這麼“開”，他們對履行職務就更“寬”了。

大部分特權人物，他們大字不識一個，當然連簽字都沒有，唯一會的就是畫押。

所以，實際事務，他們通通交給了地方上的“吏”，讓他們具體辦事。

史書認爲這些只掌握了一些技能卻沒有經過文化薰陶的吏素質低下，胡作非爲，欺壓百姓。

個人認爲：在上級領導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監督時，這些“吏”無論學沒學過四書五經，估計差別都不會太大···

於是，文章開頭的“民少相公多”就出現了。

這些各式各樣的“吏”，也就是“相公”，他們巧立名目，魚肉百姓，而大官們根本管不到，也懶得管!

因爲：沒有這些“相公”，官員們連一道正常文書都搞不出來!

朝廷在吏治上的“寬”，變成了官吏、豪強魚肉百姓的護身符!

百姓除了奮起反抗，別無辦法!

“寬”刑元代將人分“四等”，實行民族壓迫，這一點大家都知道的。

不過，歷代仍然稱“元之刑法，唯以輕典爲尚，其得在仁厚”。

從元代的法律條文上看，元法確實有“寬仁”的一面。

究竟元法是“寬”還是“嚴”呢?

並不重要。

無論立法崇尚寬還是嚴，法律的關鍵是：百姓能得到法律保護。

可是，元法繁瑣異常，前後不一。而且，南方與北方不一樣，各民族又不一樣。

所以，官吏在執法時“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執法標準非常隨意。

執法標準隨意，就必然導致“權力說話，金錢說話”。

百姓不但無法享受到“寬仁”，在蒙受冤屈時還無處可申。

朱元璋後來批評：元代的法律太繁瑣了，結果就是奸吏隨意加害人民!

朱元璋對“寬仁”的實際解釋朱元璋立國後，就元代得失與一些大臣進行了熱烈討論。

其中，對於“寬仁”的思考，特別有參考意義。

1、以“寬”待民。

劉基認爲元代法度縱弛，“遂至於亂”，認爲朱元璋“非振以法令不可”。

朱元璋認爲不然，他認爲天下經喪亂後，民心思治。休養生息都未必難以復甦，如果嚴法以待，如同直接用猛藥去治病，反而會害人。

2、“寬而有制”。

馬翼表示：元以寬得天下，也以寬失天下。

朱元璋指出：哪裏有什麼以“寬”失天下的事情?元代的失在於“縱弛”，而不是“寬”。

“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爲寬”。

也就是說，元代的縱弛不是寬，而是廢棄!

明代應該整頓吏治，嚴明法度，“寬而有制”!

這就是朱元璋對元代“以寬失天下”的看法。

元末的”寬仁“，是吏治的鬆弛，其結果是百姓既享受不到”寬仁“，反而要遭受肆無忌憚的壓迫。

朱元璋深刻理解元末之政與”寬仁“的本質區別，一面與民休養生息，一面整肅吏治，遂有洪武之治，給大明200多年天下打下了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