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究竟是哪裏人?爲何至今仍無考證呢？

莊子是哪裏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最早見於司馬遷的《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這裏的“蒙”究竟在哪裏?莊子故里之“蒙”以及“漆園”又是什麼地方?學術界對這個問題可謂傷透了腦筋。因爲古人寫文章惜墨如金，素以用字簡練着稱，導致今人莫衷一是，衆說紛紜。

有人認爲：今之安徽蒙城，世稱“山桑，北塚，古漆園”，改名蒙城雖自唐代天寶年間，但蒙城之“蒙’卻由來已久。他們認爲不獨盡人皆知，且有史據可證。南朝宋羅泌《路史》雲：“盤庚自奄遷於北塚;北塚，蒙也。”《嘉靖壽州志》還有記載：乾隆《穎州府志》“漆園城，在縣河北三裏，即舊蒙城;莊子爲漆園吏在此”。

反對者也不乏其人，他們從《隋書·地理志》於“譙郡·山桑”下找答案。《隋書·地理志》記載：“後陶置渦州渦陽縣，又置譙郡，樑改渦州曰西徐州，東魏改曰譙州，開皇初郡廢，十六年改渦州爲肥水，大業初州廢，改縣曰山桑。又粱置北新安郡，東魏改置蒙郡，後齊廢郡置蒙縣，後又置郡，開皇初廢郡。又樑置陽夏郡，東魏廢。”他們認爲：上面一段引文好像“山桑”(後爲蒙城)也曾經稱“蒙”。其實，《隋書·地理志》說的是“譙州”之內(南北朝時州轄郡，郡轄縣)三個區域的建置沿革，其中渦陽、肥水、山桑的變遷，才屬今之蒙城，而北新安、蒙郡、蒙縣，仍屬今商丘。並認爲“粱郡·守城”(今商丘)注云：“樑置北新安郡，尋廢”，這就是對上面的解釋和照應性的說明，由此推出，遲至隋代，今蒙城從未沾上“蒙”字。

唐代學者比較流行的說法則認爲莊子出生地在山東曹州。李泰等着的《括地誌·冤朐縣》說：“漆園故城在曹州冤朐縣北十七裏，莊周爲漆園吏，即此。”張守節在《史記正義》中也援引了這一記載，並說：“按：其地古屬蒙縣。”詩人李白居東魯，在其《贈從弟冽》一詩中說：“自居漆園地，久別咸陽西。”這裏說明唐代學者都把曹州漆園作爲莊子作吏之地。這種觀點一直影響到近代乃至今天。若把曹州與河南之“蒙”都看作“古屬蒙縣”，尚還可說得過去，但兩者是否能連在一起，就比較牽強了，至少無材料足以佐證。

宋代學者朱熹對莊子故里有比較系統的考證。《朱子語類》說：“李夢先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莊子去孟子不遠，其說不及孟子者，亦是不相聞。今亳州明道宮乃老子所生之地。莊子生於蒙，在淮西間，孟子只往來齊、宋，鄒、魯，以至於樑而止，不至於南。”在朱熹看來，莊子乃楚國蒙地人。“淮西”指皖北、豫東、淮河北岸一帶，安徽蒙城屬楚，也正處於這個位置。

明代學者李時芳，主張莊子故里安徽蒙城說，他的考證沒有多少新意和見解，只是維護王安石、蘇軾等見解而已。但他反對莊子是山東曹州人之說。談及蘇軾、王安石的見解，有學者持極強烈的反對意見。嚴格的講，蘇、王持“莊周故里爲安徽蒙城說”是沒有幾分考據的，只是蘇軾曾經爲安徽蒙城在宋朝時所建的莊子祠堂寫過碑記，也就是着名的《莊子祠堂記》，當代學者劉文剛則認爲蘇軾的這篇碑記是“求文以爲記”的應酬之作，不是什麼考據文章，蘇軾只是藉此發揮他對莊子的推崇和讚美之情，而對於安徽蒙城是不是莊周故里，他在碑記中“不置一詞，可見還是比較審慎的”。而王安石則是寫過一首《過蒙城清燕堂詩》，其中最着名的四句是“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後世風。”憑藉一首詩裏的兩句話，即使作詩的人再有名氣，在一些學者們看來也不足以說明莊周故里即爲蒙城。此一說。

莊子究竟是哪裏人?我們認爲：《史記》載莊子爲“蒙”人，《漢書》又列“蒙縣”於“樑國”。那麼，今天的蒙城在漢代是否叫“蒙”，是否又屬於“粱國”，弄清這個問題，莊子的故里紛爭就容易解決了。漢之“樑國”，原本秦之“碭郡”，即今河南商丘一帶。其領屬範圍既包括商丘東北境的“小蒙”，也包括商丘東南境的“大蒙”，樑國曾是漢樑孝王的封地，“樑孝王好營造宮室苑囿之樂以通賓客”，在商丘建造了“梁園”。小蒙近商，雖有“梁園”，但無“漆園”，大蒙偏遠，卻素有“漆園”之稱，可見司馬遷筆下的“蒙”當爲“大蒙”而非“小蒙”。“大蒙”疆域原來甚遼闊，西北邊境達雉河集(今渦陽)以北數十里，直至今豫、皖接界處，距商丘僅百餘里。隨着歷史變遷，又幾經分合，建置沿革也有變遷，但無論怎樣，大蒙與今之蒙城是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們傾向於莊子爲安徽蒙城說。

以上是安徽學者孫以楷、錢耕森等的觀點，另外安徽省內，特別是蒙城縣內的學者都傾向於莊周是安徽蒙城人一說，這也許無法排除爭榮之嫌，但如果論證的有理，又有充分的證據，那麼這種論斷就應該引起研究莊子的人的注意，另外知道了莊子到底屬於哪個地方的人，對於研究莊子的文學藝術以及思想淵源諸方面的問題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