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公安三袁指的是那三人？“公安”文學流派的文學主張是什麼

公安三袁(又稱三袁)是指明代晚期三位袁姓的散文家兄弟，他們分別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由於三袁是荊州公安縣長安裏(今中國湖北省荊州市公安縣)人，其文學流派世稱“公安派”或“公安體”。

　　人物關係

老大：袁宗道 老二：袁宏道 老三：袁中道

　　人物傳說

明朝時，湖北有一戶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愛，而且他們從個個聰明機敏。但他們從小不自持聰明，打小便勤奮好學，對人更是彬彬有禮，深受鄉里喜愛。教書先生們都覺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學兼優的可造之才，於是，不遺餘力地將自己所學傳授給他們。因爲他們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稱“公安三袁”。

得到老師們的厚愛，兄弟三人變得更加刻苦，對老師越發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負了老師們的苦心。老師們瞧在眼裏，樂在心裏。

一轉眼十多年過去了，兄弟三人都長成了大人，各自學有所成。先生們覺得：再沒什麼可教他們了。一天，先生們把三兄弟叫到面前，點着頭逐個看了一番，有點戀戀不捨的說：“是時候了，憑你們現在的學識，考進士應該不是太難的事。老師雖然捨不得你們，但不能耽誤了你們的前程。你們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讀十多年，盼的就是這一天，然而這時，三兄弟不由得想起那些和老師朝夕相處的日子。三兄弟心裏酸酸的，戀戀不捨，一拜再拜，很久才緩緩的離去。

不久，喜訊就傳回鄉里。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進士。袁家一收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沸騰了，決定設盛宴慶賀。一切就緒，只等三兄弟回來，但左等右等總不見人，終於，兄弟們都回來了，連老師們也來了。原來，三兄弟約好直接趕到老師們家中，接老師們回來慶賀。

但此時，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悶氣呢，他叫劉福錦，是老三的啓蒙老師，由於時間太久，所以袁家對他印象不深，這次宴請，竟將他忘掉了。劉福錦見袁家請客沒有請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藉機挖苦他，他實在忍不住，便在一張白紙上寫了“高塔入雲有一層”這句話，寄給老三，意思是提醒他，有了今天的成就可別忘記了老師。老三打開一看，恍然大悟，連說：“失禮了，失禮了。”又急忙去找兩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專門請劉福錦先生一次，並重邀所有的師長、長輩作陪。

在送給劉福錦先生的請貼上，老三就劉老師的原話作了一首詩：“高塔入雲有一層，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爲師終生父，謹請先生諒晚生。”委蜿地表達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擡着轎子，去劉福錦先生家接他，劉先生假裝還生氣，不肯上轎。老大和老二在家得知此事，連忙步行趕到劉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請。這一來劉福錦先生大爲感動，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轎前去赴宴。

酒席上，師生們共敘往事，開懷暢飲，三兄弟對老師們一拜再拜，老師們滿面紅光，高興得合不攏嘴，拉着三兄弟連說：“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文學主張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爲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①反對承襲，主張通變

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衆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爲“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②獨抒性靈，不拘格套

所謂“性靈”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和真情發露，接近於李贄的“童心說”。他們認爲“出自性靈者爲真詩”，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強，率性所行，是謂真人”(袁宏道《識張幼於箴銘後》)，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因此他們主張“真者精誠之至。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應當“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瀟碧堂集序》)，這就包含着對儒家傳統溫柔敦厚詩教的反抗。他們把創作過程解釋爲“靈竅於心，寓於境。境有所觸，心能攝之;心欲所吐，腕能運之”，“以心攝境，以腕運心，則性靈無不畢達”(江盈科《敝篋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靈無涯，搜之愈出，相與各呈其奇，而互窮其變，然後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於楮墨之間”(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實現文學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

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爲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爲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爲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爲俚語，爲纖巧，爲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爲公允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