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弩手爲什麼這麼重要？甚至只會用弩而不會用弓

在宋代之前，弩是中原王朝軍隊的利器，但也只是重要武器之一，而到了宋代，弩與弩手的地位急劇上升，甚至有種弩在宋代出現分野的感覺，這是爲什麼呢?

▲遊戲中威風八面的王八弩

我們先來說一個故事：北宋熙寧年間，宋神宗和一干大臣在裕陵後苑玩兒射箭。輪到殿帥林廣時，林廣說皇上別難爲我，真射不了。宋神宗不解，問爲?林廣說：我是弩手出身……

在宋神宗，乃至現代人看來，弓、弩本是同類兵器，但在“本出弩手”的武人林廣心中弓、弩天差地別。這就很值得推敲一下了。

《武備志》記載“中國之利器曰弓曰弩，自漢唐以後虜弓日強，遂不可復及。唯弩之用爲最”。在宋以前，弓手弩手並不分野，不論是武舉考覈還是實際編制，弩手都不是專職射箭的單位，而是多功能戰士。弩手不但弓弩並習，而且隨身攜帶雙手握持的武器，“將刀棒自隨”。甚至，當敵人騎兵衝至二十步時，“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古人說的“一步”是兩隻腳一前一後各走一步(兩跨爲一步)。唐代大約是1.5米一步。

也就是說，敵人進入三十米這個距離，這些弩手就要發起反衝鋒。這和後世線式戰術時代，排槍過後戰列步兵們發起反衝鋒的距離差不多。而宋代弩手則更偏向專職。宋仁宗時，尹洙批評弩手“更不學槍刀，雖各帶劍一口，即元不繫教習”，一旦短兵相接，只能“束手就害”。

而且，如之前文章所說，宋代之前的弩兵雖然重視白刃戰，甚至要參與衝鋒，但在軍隊裏的分量並不算太重要。這在《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體現得尤爲突出。在李靖的設想中，2萬人的大軍中取“戰兵”1.4萬人，弩手40 隊，計2000人。弩手在“戰兵”中的比例僅佔到百分之十四多一點。具體到每一軍，弩兵的比例甚至要更低一些，如中軍4000人中弩手只有400人，加上400弓手也就800人，而中軍的騎兵高達1000人。再加500“跳蕩手”和500奇兵，就構成中軍四千人中的兩千八百“戰兵”。

而一直到盛唐，在整個關中地帶，大唐的核心經濟區內，李靖的構想都得到了貫徹。在安史之亂前的幾次重要會戰中，都是騎兵和步兵白刃戰解決戰鬥。比如蘇定方徵突騎施，就是利用騎兵獲勝。接戰時，蘇定方命令步卒在原野列槍陣，自己率領騎兵在北原列陣。敵人衝擊蘇定方的步兵方陣，連續三次都衝不破。這時蘇定方親率騎兵發起衝擊，對手迅速潰敗，被蘇定方追逐了三十里地，殺傷數萬人馬。在這場會戰中，不論是勝利的一方還是失敗的一方，都不會把勝利或者失敗的原因歸到己方弓弩夠不夠強力上。

然而在宋代則不然。贏了，那是上天保佑皇上萬歲，輸了就是硬弩沒有充分發揮威力。事後的追責和改進方向都繞到如何讓弩更強，發射陣地更穩固的思路上來。比如公元986年的君子館之役，宋軍戰後的勝負總結就是“會天大寒，我師不能轂弓弩”，所以失敗。而成功的經驗則是宋太宗征討李繼遷，軍中“多設強弩，及遇賊佈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才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巢穴”;和尚原之戰，吳玠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激戰三天，大破金兵。

另外，在南宋初年，金軍進攻四川，劉子羽提醒金州(今陝西安康)守將王彥要在軍中多備弩手。但王彥喜用短兵決戰，未能採納這個建議，結果很快就被金軍擊敗。總之，不論這些戰鬥或攻或守，或勝或敗，決策者最後都將勝負關鍵歸結於強弩的使用與否。這和唐代步兵堅守、騎兵決勝的戰術思想有根本區別。但宋初軍隊中裝備的黑漆、黃樺、跳蹬、木弩等大都沿襲前代舊制，其性能與唐弩並無很大差別。大宋名片——神臂弓要到宋神宗時代纔出現。可見從裝備本身是找不到這種遠程武器依賴依賴症的線索的。

所以還是要把目光回到晚唐和五代。假如李靖再世，在殘唐五代的環境下，他還能靠騎兵和重步兵打遍天下嗎?恐怕不一定。比如想要復刻滅東突厥的陰山之戰，至少一萬精銳的騎兵總得有。退一步，像李世民打竇建德的戰鬥，不但要求己方有強力的騎兵，步兵也得非常堅韌，扛得住對手正面壓上來的壓力才行。可安史之亂後到五代，中原政權的部隊既缺乏強力的騎兵，步兵也不夠堅韌。

說到這裏，要特別說一下氣候的因素。中國兩千年來溫度變化有明顯的三個溫暖期和三個寒冷期。唐末五代就是第二個寒冷期。當時從氣候條件來說，是整體農業是偏豐階段中，出現了偏欠的時段。這個寒冷期一直延續到到宋初，表現爲北方降雨線南移，畜牧區擴大，農耕民族和遊牧民族的邊界南移至39.24°N～32.3°N。

在地緣政治上，西北地區的優良產馬地逐漸爲吐蕃蠶食;五代時期，後晉石敬瑭又將燕雲十六州拱手送與契丹;之後，契丹曾短期內佔領了中原，在北歸時掠走了數萬匹戰馬;宋初，党項又奪取了西北的靈州(今寧夏吳忠市境內)等地。也就是說，即使李靖再世，他面對的就是農耕區縮小，產馬地喪失的狀況。這就導致己方沒有足量騎兵，即使有堅強步兵也獨木難支的現實。那依賴遠程武器，據城自守，或者寄希望於打對手一個埋伏就成了無奈的選擇。後梁貞明三年(917年)，契丹大舉南下進攻幽州，總兵力達三十餘萬。後唐大將李存審對戰局十分悲觀。他說，平原交戰，在契丹人數萬騎兵的衝擊下，我沒有任何把握守住陣地，怕是要全軍覆沒呀。

這時大將閻寶說：我們可以用強弓硬弩打他個埋伏。當時參會的所有的將領都同意這個做法。於是後唐在幽州城下“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這一次戰鬥和唐代的幾次弩手作戰的不同之處在於，證明了用弩阻攔大規模騎兵衝鋒是有可能的。還有我們熟悉的楊家將，楊業在陳家谷戰役前，曾請求主將潘美在谷口多設勁弩，待他敗回時一定要“以步兵強弩夾擊救之，不然者，無遺類矣”。這語氣和李存審當年面對契丹騎兵時一模一樣。可見，這種把戰鬥勝負的最後希望寄託於弩手埋伏戰的思路，是五代的戰場環境所決定的。

到了兩宋，騎兵不振，因此不得面對以步制騎的軍事難題。所以五代以弩取勝的“新近經驗”被宋朝直接效仿，最後成爲思維慣性，甚至產生路徑依賴，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