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北伐爲何不得人心:窮人被重稅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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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南宋時期的北伐,我們往往會想起陸游臨終前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想起李清照的“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亦或是辛棄疾的“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但這些其實都只是文人們一廂情願的愛國情懷,並不代表當時大多數民衆的意願。
南宋立足的江浙地區自古號稱東南膏腴之地,“天下賦稅,盡出其半”,但在南宋初期卻並非如此。經過宋徽宗20年花石綱的徵掠、席捲幾百萬人口的方臘起義以及宋金戰爭的動盪,這裏人口銳減,滿目荒涼,已經變成土匪、盜賊、叛亂者和豺狼出沒的地方。
南宋建立之初,國土面積只有北宋時期的一半多點,人口也大幅度下降,但來自北方的軍事壓力卻絲毫未減。南宋爲了應對戰爭,常備正規軍平時大約保持在40萬人,戰事激烈時人數還要增加許多。在南宋民衆急需休養生息、恢復生產的情況下,如此龐大的軍隊無論從軍需供給還是人員補充上看,都是當時南宋民衆的沉重負擔。
再看稅收,南宋初期的國家財政收入平均在每年4500萬貫左右,其中1300萬貫左右用於皇室開支,2400萬貫左右用於在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其他所有開支只有七八百萬貫。而一旦戰事爆發,軍費會成倍激增。這多出來的費用,政府只會不停地用通貨膨脹和增加苛捐雜稅的方式轉嫁給民間。於是南宋一朝苛捐雜稅的科目之多、賦稅水平之高,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常達到北宋時期的一倍左右。
可見,僅僅和平時期供養軍隊就已經讓南宋百姓力不從心了,而戰端一開,他們甚至連生存都成問題。因此,對於社會底層的窮人們而言,主要矛盾是吃飯問題而非民族矛盾,他們的意願只能是如姜夔在《揚州慢》中表述的那樣——“廢池喬木猶厭言兵”,只要北方政權不入侵,是絕對不願意打仗的,更不必提什麼北伐。
而到了南宋中後期,老百姓特別是城鎮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當時中國已經完成了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的環境遠比北方要優越。這時,南宋的經濟實力已經大大增強,是否有強烈意願收復北方失地呢?事實上,百姓特別是富人階層對收復相對落後的北方並沒有多大興趣。更重要的是,當時南宋民衆內部因爲收入差距的擴大出現了分化,產生了一批非常富裕的商人、手工工場主和熟練工人,並進而形成了一箇中產市民階層,他們的生活過得比官員都要好。例如南宋的知府一般是從三品或正四品,年薪在400貫左右,而一個棉織業熟練工人的年薪卻達到了600貫。
這個規模日漸宏大的中產市民階層既得富貴,也安於富貴,一旦北伐戰鬥打響,各種賦稅徭、兵役會成倍地降臨,勢必影響到他們的既得利益。而且即便收復了中原,朝廷也必然會“損有餘而補不足”,也就是從富裕的地方徵收重稅,然後用這些錢來救濟遭受兵災破壞或者原本貧困的地區,南宋的百姓當然不希望自己被徵以重稅。
有鑑於此,中產市民階層必然會竭力地反對戰爭,他們擁有全國2/3的鉅額財富,也是國家各種賦稅徭役的主要來源,他們的聲音是當局不容疏忽的。更何況他們利用財富同當局官僚建立起了千絲萬縷的聯繫,形成了一個牢固的利益共同體,因此很大程度上具有左右當局施政的力量。
那麼身處北方“淪陷區”的百姓對於南宋朝廷的北伐又是什麼態度呢?其實他們並沒有感覺到自己飽受異族的壓迫凌辱,也沒有盼望南宋的軍隊進行北伐,如陸游詞中所描述的那樣——“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即便南宋北伐,他們也不大可能像小說中描述的那樣,扶老攜幼、簞食壺漿地歡迎官軍。
事實上,當南宋初期的百姓忍受着苛捐雜稅、提心吊膽地恢復經濟時,北方正在金世宗的精心治理下繁榮富足,金世宗也因此博得了“小堯舜”的美名。當1206年南宋發動北伐時,北方的漢人並沒有進行任何大規模的反抗金朝的活動,更別說一呼百應和宋軍一起抗金。倒是南宋的子民屢屢地因爲不堪重負而揭竿而起,使得岳飛手沾的義軍鮮血比金兵的還多。
著名的《清明上河圖》完成於北宋覆滅的幾年前,汴梁這座曾經繁華富裕、擁有140萬人口的大都市,在被金國佔領後只剩下不足20萬人,成年男子還不到1萬人,而它只是整個北方宋金交戰區的一個縮影。因此北方百姓在獲得來之不易的太平之後,最關心的是如何活下去,至於國家認同並不那麼重要。老百姓就是老百姓,不管什麼國號、年號,誰當皇帝,他們都一樣要交糧納稅。
到後來辛棄疾、陳亮倡言北伐的時代,北方百姓雖然日子過得不如南宋子民,但他們對於宋朝的認同卻更加淡泊了。因爲此時距離北宋亡國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在金國佔領區的原宋朝遺民中,親身經受過金人蹂躪痛苦的那批老人已經所剩無己,新出生的兩代人並沒有嚐到被殺、被辱的痛苦。相反,他們在金國皇帝的統治下過着安居樂業的太平日子,沒有人希望南宋朝廷北伐中原,正像辛棄疾和陳亮在奏摺中所反映的那樣——“北方被佔領區的老百姓已經快忘了自己曾是大宋朝子民這件事了”。
總而言之,南宋的偏安根本上是由南北雙方民衆的意願決定的,對於南方窮人而言,打仗意味着食不果腹,命喪沙場;對於富人來說,稱臣納貢每年支付的白銀、匹銀和絹,從成本覈算的角度看,遠遠比北伐開戰後的浩大成本與巨大風險來得划算。無論是秦檜的“紹興議和”還是孝宗時的“隆興議和”其實都有着廣泛的“民意基礎”。北方的百姓則已經適應了金朝的統治,沒有響應南宋北伐的動機。而這些都不是由南宋的某個皇帝想一雪前恥,或者岳飛、辛棄疾等主戰派將領的大聲疾呼就可以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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