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袁紹都是世家出身曹操哪裏比袁紹要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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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末年，皇帝短命，外戚、宦官、士人清流不斷內鬥，中央政府軟弱無力。在這樣的背景下，世家子弟通過家族給予的資源，往往能夠輕鬆走向仕途，掌握軍權，甚至成爲一方刺史、州牧，其中袁紹和曹操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但是一開始強大的袁紹最後竟然敗於曹操之手，曹操本人究竟比袁紹哪裏強呢?

一、袁紹勢力的崛起

袁紹勢力的軍閥萌芽是其出身與個人魅力共同作用的結果。東漢末年是一個政治動盪朝廷鬥爭殘酷的時代，那些在位的士人有着巨大的政治上的不安全感。比如李膺因爲得罪張讓信任的江湖術士而得罪張讓，最終獲罪下獄。袁紹五世三公的家庭背景,並利用自身的影響力成爲了那些想要逃離黑暗政治迫害的東漢士人的避風港，這種能力在那樣一個缺乏安全感的年代將其塑造成了一個軍閥，因爲這是這些士人得以自保的重要途徑。

袁紹勢力在漢末成爲了一股與宦官勢力相對抗的力量，而這種力量得到了當時不少漢王朝士人的認同，爲其成爲軍閥提供了人才基礎。一個東漢王朝的忠臣要想成爲割據軍閥並在亂世當中生存下來，僅靠人才的大量擁護是不夠的，成爲軍閥的關鍵因素在於地盤，有了軍隊與地盤纔有割據一方的軍事與經濟基礎。袁紹獲得軍事指揮權的過程十分順利，朝廷新設置西園八校尉，袁紹憑藉家世輕鬆成爲其中一員，在東漢軍界中獲得了相當的地位與實力。

值得一提的是，考慮到袁紹最初是由何進所舉薦而成爲“虎賁中郎將”從此成爲軍事將領而手握武裝，而何進爲代表的外戚與宦官集團歷來矛盾深重，同時袁紹最初也以反宦官勢力而聞名，很有可能“西園八校尉”這一官職的設置是由外戚勢力一手推動的，用以掌握軍權以求在與宦官的政治鬥爭中獲得武裝力量上的優勢。

從這以後袁紹便獲得了漢王朝新建軍事精銳部隊的指揮權，爲其成爲軍閥提供了軍事基礎。袁紹是有一定軍事實力的，董卓作爲邊關軍頭，手下番兵強將不少，既然“襲之可禽也。”自然說明了袁紹擁有相當的軍事實力，否則鮑信不會勸說袁紹使用軍事手段來解決董卓有不臣之心的隱患。雖然“紹畏卓，不敢發”，但此處也僅能說明袁紹的實力不如董卓，或是個人性格上的膽小，但表示袁紹也有相當的軍事實力。

此時袁紹與董卓相比所欠缺的便是一個穩定的根據地，很有意思的是袁紹根據地的獲得卻來自於董卓對其的讓步。董卓看在袁氏家族的面子上，加上手下勸說，給了袁紹一個渤海太守的官職。袁紹在冀州獲得了一個穩定的根據地，成爲了渤海太守，這爲袁紹提供了成爲軍閥的重要基礎。如果僅有渤海一郡而想要成爲漢末叱吒風雲軍閥那自然是癡心妄想，袁紹成爲軍閥其中關鍵原因還是來自於其不斷積累的名望與累世公卿的門第。

袁紹真正崛起來源於討伐董卓。袁紹成爲十餘路諸侯的盟主可見其名聲在此時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會盟中袁紹的實力並不算強，如韓馥、劉岱等此時已經是州牧、刺史一類主管一州的封疆大吏，論實力自然在袁紹之上，而袁紹能夠成爲盟主，很顯然受到其家世背景的影響。

而其弟袁術雖然與其同享門第優勢，甚至袁術爲嫡出倫理上應當有更爲顯赫的家事背景依託，但其在個人魅力上顯然不能與袁紹相提並論。袁紹在未走入仕途之時便“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而後因其個人魅力，“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可見其個人影響力之大。這種影響力的來源來自於袁紹在衆多大是大非問題的抉擇上始終站着一個“正”字，他總是以一個正人君子的形象站在了正義一邊。

在宦官亂政之時，袁紹依然站在了宦官的對立面與宦官集團進行對抗，並保護受到政治迫害相威脅的名士。而後在董卓欲行廢立之時，袁紹也決定以正言反駁，袁本初有如此情懷，忠君而抗奸宦，放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便是一個產生巨大影響力的人，綜合來說，袁本初的軍閥萌芽之路便是出身、個人魅力在一系機遇下的作用的結果。

二、曹操勢力的崛起

曹操亦屬於官僚子弟而萌芽而成的軍閥。曹操宦官之後的身份很難想象會出現在一個開國功勳後代的身上。所以說曹操一門的光彩應當是嵩、操兩代人個人奮鬥的結果。但此處仍然將其算作恩蔭世襲官僚的序列有如下幾點理由。

其一，曹操雖然血統承自開國功臣曹參之事存在諸多疑點讓人無法相信，但其好友袁紹等皆是貨真價實恩蔭子弟，由此可見曹操其生活成長交際的圈子來源於世襲官僚，而以其成長交際圈來將其劃分爲恩蔭官僚出身並不爲過。

其二，曹操出世做官完全走的是恩蔭子弟慣用的出世之路。曹操出世爲官的渠道完全如其他恩蔭世襲的官僚子弟無異。也就是先尋找到世間名士爲自己下一段評語以求增大名氣及影響而求出世做官，這表明了曹操作爲氏族官僚中的一員是得到當時名士的的認可的，考慮到漢末名士的社會影響力應該說其作爲氏族官僚的一員在漢王朝士人那裏是認可的。

曹操與袁紹的軍閥萌芽之路十分類似，曹操同樣也是通過世代恩蔭而獲得軍事權力，與地方行政之權並在個人能力的作用之下成長爲軍閥。關於曹操成長爲軍閥的過程前人已有廣泛的研究，在此便不再詳細贅述。但其中有幾個關鍵問題筆者有一點看法想在此闡述。曹操對於漢末的局勢是有準確判斷的，“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曹操明確認爲雖然朝政腐敗且桓靈帝非有仁君之相，但妄興廢立之事會招來殺身之禍，此處關鍵在於“不詳”二字，可以看出曹操反對廢立的理由並不是向袁紹那般認爲不得僭越人臣之禮，而是多了幾分實用主義的色彩，認爲這樣做會招來麻煩。而其實用主義還體現在另一問題上，那就是用人。南陽許攸是極力贊成廢靈帝之事的，“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

在這一問題上與曹操還發生了矛盾，但當許攸投奔曹操之時曹操依然對其重用，考慮到許攸的名聲並不好，“許子遠兇淫之人，性行不純。”，可見曹操的軍閥萌芽之路有相當的實用主義色彩。中央門閥勢力出身的軍閥其特點是：父輩或本人是東漢政權中具有實力的人物，這種家族影響力成爲了其崛起的優勢資源。這類軍閥往往個人魅力力較大，且擁有強大的實力。在萌芽階段曹操比袁紹就擁有更高的政治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後來作爲軍閥在逐鹿中原的過程中比袁紹更加成功，其優勢在軍閥萌芽階段就已經體現出來，這主要體現爲其政治上的智慧。袁紹在恪守臣禮這一問題上未能如曹操一般善始善終，“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可見袁紹自身也妄圖廢立之事，考慮到當時反董卓進入僵持狀態的背景，很有可能袁紹對反董卓一事的前景並不看好，又不想因董卓挾持漢帝使其在政治上形成被動，從而出此策略。但這一提議遭到了曹操的反對。

可見曹操對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的判斷十分準確，首先表達了對於反董卓的信心，其次表達了另立新君會產生社會混亂的擔憂，並表示自己不立新君並堅決反董卓的決心。這在政治上明顯高於袁紹一籌，曹操在反董卓的策略上體現了更高的政治智慧，明確講到了道義所產生的力量，“遠近莫不響應”則很好的體現了曹操認爲政治正確是存在足夠力量打垮董卓勢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