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爲何要下令大肆滅佛呢?他的目的是什麼？

會昌毀佛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間，推行一系列“滅佛”政策，以會昌五年四月頒佈的敕令爲高峯，而會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滅佛就此結束。那麼唐武宗爲何要下令大肆滅佛呢?

唐代佛教雖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然而，唐代各朝帝王對佛道二教的態度頗爲不同，有的揚佛抑道，有的佛道並奉，也有不少位帝王崇道而抑佛。唐高祖奉道教始祖李耳爲祖先;太宗曾下詔置道教於佛教之上;武后則改佛教在道教之上;玄宗曾採納姚崇的奏章，令僧尼還俗，他雖然尊崇道教，但仍一度敕令註釋《金剛經》流傳天下;憲宗時，韓愈諫阻迎佛骨，寫《論佛骨表》、《原道》等排斥佛教;在穆宗、敬宗、文宗之世，都還依歷朝慣例，在宮中設齋行道，但敬宗本人篤信道教;文宗時已有毀佛之議，而且曾經禁止度僧及營建寺院;到了武宗，更是全面性地崇信道教，貶斥佛教。

另一方面，雖然歷經幾位帝王的崇道抑佛，但佛教在民間的力量反而越加熾盛，僧尼的人數越來越多，寺院也越建越廣。寺院往往領有廣大的莊園，並可免除徭役;而僧尼、寺院激增的結果，不免增加國庫的負擔。當時不少士大夫基於儒家治術的觀點，認爲佛教的蓬勃發展將危害國家的經濟，因而大加抨擊。唐武宗時，排佛的呼聲越演越烈，這使得本已篤信道教的武宗更加決心毀佛。這時，道士趙歸真與宰相李德裕推波助瀾，趁機煽動，佛教因而面臨一場“三武一宗”法難中最大的破佛事件。

會昌元年元月四日國忌日，敕令行香，設千僧齋;但六月十一日的武宗誕辰之日在大內設齋時，敕令兩街供養大德及道士四對論議，其中有兩位道士被賜紫衣，卻禁止釋門大德披着紫衣。武宗在即位之前就喜好道術修攝之事，曾經召請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宮，在三殿脩金籙道場，並親受法籙。會昌元年的六月中，又召衡山道士劉玄靖入內，與趙歸真同修法籙。

會昌二年三月，因李德裕上奏，武宗敕令遣散未曾登錄在僧籍名冊的僧尼，又不許置童子沙彌，這時已略見毀佛的跡象。六月十一日，敕令僧道二衆在殿前論議，道士二人賜紫衣，僧門仍不得披着紫衣。會昌三年二月，敕令已經還俗的僧尼不得再行入寺;至於沒有登錄名籍的僧尼，不僅嚴禁住在寺中，且不許住在京城或進入鎮內。同年九月，下令各級地方政府嚴密注意附近寺院的住僧，縱使是登錄有案的，如果無法詳細說明出身來歷，應予逮捕，送到官府盤問。

武宗廢佛的政策，是採取漸進方式的，從史料看，其法令之嚴酷，與日俱增。會昌四年三月，下令不許供養佛牙、佛骨，如果違反法令，送一錢供養者，即杖打二十下，一時之間，寺院的四處，人跡斷絕。而在宮中的內道場，歷來往例均安置佛教經像，武宗卻下令焚燒經教，拆毀佛像，在道場內安置天尊老君之像。

六月，在武宗誕辰日，首度不召僧入內議論。又不許僧尼在街裏行走，如有外出，需在鐘聲未響前歸寺;也不許別住他寺，違者敕罪。由於武宗深信趙歸真，趙乘隙進言，認爲佛教並非中國本有的宗教，蠹害生靈，應該盡除。於是，是年七、八月開始，發動空前的法難，敕令拆毀天下山房、招提、蘭若、普通佛堂、義井、村邑齋堂等，凡是寮房未滿兩百間，或沒有獲頒寺額的道場，則勒令僧尼還俗。

會昌五年三月，武宗敕令天下諸寺不許置莊園，並隨時檢查寺舍的財產。四月，敕令僧尼還俗，如有抗命不從的，以違抗聖旨論罪，當場決殺。八月下詔，大舉毀寺，總計會昌年間，拆毀佛寺四千六百餘所，招提、蘭若等四萬餘所，被迫還俗的僧尼有二十六萬餘人，沒收良田數千萬頃，又將佛像、鐘磬等法器改鑄爲錢幣、農具等物，乃至私家所藏金銀等像亦敕令限時送官。此一空前浩劫，歷史上稱爲會昌法難。晚唐以後諸宗的衰頹不振，與這次毀佛有密切的關係。次年，武帝服用道士金丹，中毒身亡，宣宗即位，誅殺趙歸真等人，並大力復興佛教。

那麼唐武宗爲何要下令大肆滅佛呢?

一、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

筆者認爲唐武宗滅佛的根本原因是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其深層次背景是唐武宗與唐宣宗存在着矛盾，宣宗從宮中逃出之後，被佛門收留。武宗之所以毀滅佛教，一方面是爲了追殺宣宗，另一方面是對保護宣宗的佛門泄恨。唐宣宗在朝野內外頗有聲譽，武宗一直將其視爲勁敵，對其百般迫害。宣宗被迫逃出宮中，隱身於佛門之中。武宗屢次下令對寺院僧尼多加盤查，對僧尼進行了殘酷的迫害。因此，宣宗在即位之後，立即大興佛教，以報答佛教對自己的大恩。

這種說法提出後，遭到了一些人的反駁。他們認爲宣宗出家爲僧的之事，其實根本是無稽之談。武宗並不是在會昌元年突然間轉變對佛教的態度。會昌二年、會昌三年對僧尼的勘問並不是對宣宗的搜捕。因爲宣宗當時32歲，武宗如果想抓住他只要對30多歲的僧人查問即可，沒有必要興師動衆。

二、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

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武宗滅佛是佛道相爭的結果。唐高祖李淵將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爲祖先，將道教立爲國教，尊老子爲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這樣一來，道教在唐代便有了極其崇高的地位，但佛道之爭一直沒有間斷。武宗在藩邸之時就崇尚道教，迷信道教長生之術，與許多道士走得很近，曾在開成五年秋召趙歸真等81人入宮，大建宮觀，修“金篆道場”，並親臨三殿，受法篆。武宗登基後，信任道士趙歸真，爲求長生不老而修習。

趙歸真宣稱佛道不能兩立，佛教的存在影響道家的修煉結果。武宗信以爲真，認爲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煉成仙的障礙。當時的道士還到處散佈讖語：“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道士們對武宗解釋說這條讖語暗示佛門中人將登上天子的寶座，這裏的“十八子”與“李”相合，而黑衣人則是當時僧尼的標誌，將矛頭指向佛教。

更有道士趙歸真利用武宗對自己的信任，於宮中“每對，必排毀釋氏”，認爲佛教“非中國之教，蠧耗生靈”。據《舊唐書·武宗本紀》載，趙歸真還向武宗推薦了道士鄧元起、劉玄靖等人，這些人都煽動武宗滅佛。在積毀銷骨之下，武宗下定了滅佛的決心，滅佛的措施也越來越嚴酷。

三、唐朝的經濟問題是滅佛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學者指出，武宗滅佛有着深層的經濟原因。西漢末年，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佛教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其義理成爲當世三大意識形態之一，以儒家和道家並稱於世。初唐時期，全國的僧尼竟有10多萬人，成爲社會的一大負擔。唐太宗、武則天等皇帝，支持佛教的發展，使得佛教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唐朝寺院擁有免稅的特權，出家爲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戶的農民越來越多。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

早在景雲二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宰相狄仁傑上疏言道，寺院“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並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唐代後期，由於佛教寺院的過分擴張已經嚴重損害到國庫收入，與普通地主間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到了唐肅宗和唐代宗統治時期，寺院不僅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還掌握着政治特權，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統。

佛教勢力的發展，必然影響政府的財政來源。爲了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時期就提出限制佛教的發展。敬宗儘管是位昏庸的皇帝，但也看到了佛教的膨脹對社會經濟的不良影響。李德裕大力主張滅佛，認爲武宗此舉“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膏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羣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爲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實際上，武宗滅佛是佛教勢力日益擴張的必然結果。

當然，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他們主張佛教與朝廷的矛盾一直都存在，歷代許多士大夫嚴厲抨擊佛教耗財蠢國，卻從未得到帝王的重視。在武宗之前，唐朝的君主多崇信佛教。如果武宗滅佛是出於經濟原因，那麼他就沒有理由沉溺於道教。

四、唐朝的政治問題是滅佛的重要原因

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和在思想領域裏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調和、會通、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兩者產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二者的內容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

從根本上說，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這是積極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則認爲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

基於這個前提，二者對於生與死的問題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儒家認爲，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男女婚配，生兒育女，使社會得以延續，也就是要人們重視現實的人生。而佛教則宣傳因果報應，輪迴轉世，使人們希望在死後有個好去處。前者重生，後者重死，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唐武宗滅佛和這種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