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貞革新僅歷時幾個月便失敗了，爲什麼會這樣？

嗨又和大家見面了，今天小編帶來了一篇關於永貞革新的文章，希望你們喜歡。

《西涼伎一刺封疆之臣也》......自從天寶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裏。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緣邊空屯十萬卒，飽食溫衣閒過日。...

這便是安史之亂後唐朝邊防的真實寫照。其實不僅是邊防中心的轉移，唐朝的經濟水平和繁榮程度也大打折扣，已不復“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往昔盛況。面對頹勢，唐順宗有意革除弊政，一展帝王宏偉抱負。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這一場“貞元革新”僅歷時幾個月便破產了，只留下一個令人悲嘆的“二王八司馬”的結局。想知道其中緣由嗎?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天寶十載(751)，范陽、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兼任河東節度使，一人專制三道，掌握軍隊15萬以上，控制了今東北、華北、山西廣大地區。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安祿山發兵15萬，以討楊國忠爲名，在范陽起兵，安史之亂爆發。乾元二年(759) 三月，史思明援救安慶緒，一戰擊潰九節度。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稱“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三月，史思明爲其子史朝義所殺。代宗廣德元年(763) ，史朝義兵敗自殺，安史之亂結束。

安史之亂的爆發，是一場空前浩劫。北方經濟慘遭破壞，土地荒蕪、水利失修、千里蕭條，百姓窮困不堪，唐朝也因此元氣大傷。此外，戰亂使得邊防空虛，吐蕃等少數民族乘機而入，侵擾內地。爲了平定叛亂，大量邊防軍被調往內地，邊疆失去重軍把守，安西四鎮及隴右、河西走廊一帶悉數被蠶食。由此可見，這安史之亂不僅大大削弱了唐朝在西域的控制力量，就連關中的安全也失去保障。唐朝統一局勢被打破，中央集權日益衰弱，藩鎮割據勢力不斷擴大，戰亂四起，國家生靈塗炭。

面對形勢走低的大唐，如何振興朝綱，挽救頹勢，成爲了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尋常百姓家的責任與使命。彼時少年得志、年輕氣盛的劉禹錫與柳宗元，亦是懷抱着“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的壯志步入廟堂之中，渴望爲家國振興貢獻自己的力量。然而我們都知道，這表面風光無限的仕途之路，卻處處暗藏危機，暗礁和湍流不斷，一個不小心便可能墜入萬劫不復深淵。

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若人人皆貪生怕死，這個國家也難再有光明之時。因此，明知前路艱難的劉柳二人，依舊秉承除弊革新之志，在“二王”的扶持下一路青雲直上，爲革舊迎新出謀劃策。然而這官場如戰場，當“二王劉柳”四人在朝堂上慷慨陳詞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危機，正悄悄朝他們席捲而來。那麼他們將遭遇怎樣的朝堂官場風波，這次事件又會給他們的人生帶來怎樣的鉅變呢?

革除弊政是時勢所趨

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號，唐順宗正式繼位。但在同年八月，唐順宗下詔內禪。實際上他的在位時間非常短，不到七個月，具體來說，是不到一百九十天。不過你可別小看這七個月。但凡仔細研究過唐代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七個月在唐代歷史上可不同尋常。

安史之亂後，唐朝的政治問題愈發突出。其一，藩鎮割據。唐代後期，部分藩鎮在自由發展中，長期處於半獨立的狀態，勢力不斷壯大，割據一方。其割據的主要特徵是節度使子承父業，自主任命官吏，無需向中央上報土地戶籍，不輸貢賦。不過在小Z看來，這樣的管轄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中央的壓力，但在無形中壯大了地方的勢力。在獨立運營管理的狀態下，地方藩鎮同時享有經濟獨立權和軍權，所以一旦勢力過大，就會給中央形成一種對抗的局勢。長此以往，並不利於朝綱穩定。

《舊唐書》卷一四三《李懷仙傳》文武將吏，擅自署置，貢賦不入於朝廷。雖稱藩臣，實非王臣也。

其二，宦官專權。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宦官專權是封建社會的一大特色。作爲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產物，宦官專權產生於兩個因素：一則是外朝文官集團壯大，會威脅皇帝地位。無法信任文官的帝王，會更傾向於寵信常年侍奉在自己身邊的宦官。其二，皇帝個人權力與文官集團權力處於相互牽制的狀態。如果皇帝想要一人獨攬大權，就必須得培養自己的力量。在文官不可信的前提下，宦官就成了最佳的人選。所以，對於這宦官專政現象，白壽彝曾這樣說：

“一般來說, 在皇帝勤於政事, 積極有爲的時候, 宦官是難於插手政治的。反之, 在政治腐敗, 皇帝不理政事或難於理政的時候, 宦官則往往乘隙而入, 染指於政, 甚至左右政局。”

綜上所述，中唐存在的政治問題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只不過這安史之亂一爆發，纔給了這些腐朽在內裏的問題找到了一個豁口。其實，對於這些問題，身爲儲君的李誦也不是不清楚。但奈何當時的他也只是一位太子，非一國之君，他自然不能發動革新，大力整改國家政治問題。現如今，李誦當了皇帝，他自然要履行自己的政治責任，拯救百姓與水火之中。因此，唐順宗繼位後，首先就在人事上做了一個大變動，是啥呢?

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

唐順宗一繼位，就非常倚重“二王劉柳”四個人。而這“劉柳 ”便是劉禹錫、劉宗元。“二王”則爲王叔文和王伾。尤其是“二王”這兩個人特別重要。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二王”的極力推薦和引用，“劉柳”二人的仕途必然還得多走些彎路。那麼這“二王”兩人是如何得到唐順宗重用的呢?

《舊唐書王叔文傳》王叔文者，越州山陰人也。以棋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因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當極言之。”諸 生稱讚其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向論宮市，君獨無言何也”?叔文曰：“皇太子之事上也，視膳問安之外，不合輒預外事。”太子謝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由是重之。

原來，當年唐順宗還是太子的時候，“二王”兩人就在東宮服侍他。在古代，能侍奉在儲君身邊的，自然都不是平庸之輩。那麼這“二王”的特長是啥呢?就王叔文來說吧，他精通棋藝，一切風雅之好皆能露上兩手。而太子對棋又十分癡迷，所以王叔文也算是投其所好了。不過，你要是覺得單靠精通棋藝，就能得到太子賞識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王叔文不僅棋下的好，他這個人頭腦也非常靈活，邏輯清晰、眼光敏銳、考慮問題全面且深刻，常常能把當時社會問題中存在的種種弊端，通過各種方式告訴太子，併爲他參謀做軍師。所以太子不出門，便能知曉天下事。如今李誦當上皇帝，於情於理，王叔文的待遇都不會差。

《舊唐書王伾傳》王伾，杭州人。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

那麼王伾是誰呢?王伾也是太子李誦身邊的一位侍臣。此人擅長書法，寫的一手好字。而唐順宗對書法很是癡迷，因此他一有空就找王伾交流書法心得，對王伾也是十分的重視了。所以說，這“二王”兩人在李誦當皇帝之前，就深受太子寵信。因此，李誦一即位，就立即對人事制度進行大變革，而後起用自己最寵信的“二王”兩人。

《舊唐書·王叔文傳》叔文初入翰林，自蘇州司功爲起居郎，俄兼充度支、鹽鐵副使，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王伾，杭州人。始爲翰林侍書待詔，累遷至正議大夫、殿中丞、皇太子侍書。順宗即位，遷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

王叔文先是擔任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而後一路平步青雲，官至戶部侍郎。而王伾則擔任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自從“二王”在朝堂之中佔據一席之地後，便着手把劉禹錫與柳宗元引入宮中。尤其是王叔文，非常欣賞劉禹錫的才華和氣節，對其評價非常高。在他眼中，劉禹錫的個人能力與水平堪當宰相，所以王叔文便把劉禹錫當成宰相候選人來培養。

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倖速進者，與韋執誼、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定爲死交。

在當時，“二王劉柳”便是整個朝堂權力的中樞。在唐順宗的支持之下，“二王劉柳”便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大至軍政要務，小至皇室宗親瑣事，他們四人基本上都可以直接做決斷。說到這，你可能會覺得疑惑，爲何這四人的權力如此大?

其實，除了這四人素來與唐順宗交好之外，小Z認爲，他們能擁有如此絕對權力，還少不了一個客觀原因：唐順宗無法身體力行，只能找人代爲執權。稍微留意一下唐史，我們不難發現，唐順宗身體素來羸弱，常年需以藥調理身體。更糟糕的是，在唐順宗當皇帝前四個月，他就中風了，基本上喪失了語言和自理能力，癱瘓在牀。所以，你說這樣一個說話不利索，腿腳不方便的人，他如何能管理好一個國家呢?因此，放權代行，是最佳之舉。

這“二王劉柳”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深受老百姓歡迎。但歷朝歷代的改革，素來阻力極大。“二王劉柳”四人推出的改革，削弱了保守派的力量，分解了宦官權力，打破“宦官專權”的局面，立即引起了地方藩鎮和內官的警覺。眼見着這革新活動要逐漸普及全國，危及自身發展，地方藩鎮立即與宦官聯手，反對“二王劉柳”集團勢力，最後他們贏了。

貞元二十一年的八月份，唐順宗宣佈“內禪”，將皇位傳給內定的繼承人，也就是後來的唐憲宗。其實，不管是誰上臺，只要你能夠爲百姓謀福祉自然都是好的。然而這唐憲宗一上臺，就立馬拉攏藩鎮與宦官，完全顛倒了唐順宗的政治方向，瞬間把這一場“永貞革新”終止了。此外，唐憲宗還下令處分參與革新的一衆朋黨，比如賜死王叔文，貶庶王伾(後因病而亡)。柳宗元、劉禹錫及其他參與的一干人等，皆被貶庶至邊遠荒涼之地，去當司馬。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八月六日，貶王伾爲開州司馬，王叔文爲渝州司馬。伾不久死於貶所，叔文翌年亦被賜死。

小結：其實，對於這個結局，小Z並不意外，怎麼說呢?其一，“二王劉柳”這一中樞權力集團內部魚龍混雜，良莠不齊。更有甚者，還利用權力之便收受賄賂，大肆發泄私慾。所以你說，這樣的一個權力集團如何能擔綱革新大任?其二，革新之政缺乏彈性。在反擊宦官之時，王叔文任命範希朝爲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以謀奪被宦官掌握的軍權。但同所有書生氣過重、缺乏深謀遠慮的前輩一樣，王叔文太過於冒進，妄圖以一招釜底抽薪奪權，反而打草驚蛇，引發宦官警覺。

但這上述種種，並非壓死王叔文最後一根救命稻草的根本所在。小Z以爲，真正給了他致命一擊的還是宦官擁立李純爲太子一事。太子一立，形勢徹底扭轉，王叔文集團內部開始出現裂痕。韋執誼見王叔文並非幹大事的料，便不再對他唯命是從，甚至與他發生爭執。在如此特殊時刻，王叔文想的不是團結人心、共同致力革新，反而是隨便找了一個藉口，斬殺韋執誼等離心者，寒了衆人的心。所以這“二王劉柳”集團分崩離析，便有據可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