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的一場事故，看清了洋人的真正嘴臉

弱國無外交是自古不變的鐵律，沒有利益的驅使，沒有國家會幫助你跟你打交道，畢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光緒元年(1875年)，輪船招商局負責運送漕糧的“福星號”輪船被英國“澳順號”輪船撞沉，形成重大海難事故，其死難者人數之多、情況之慘烈，均堪稱中國近代海難史之最。然而，這樁原因清晰、責任明確的海難案，其最終的處理結果卻無法令死難者家屬與國人滿意。

光緒元年(1875)，福星號輪船裝載浙江海鹽等12縣白糧正耗米7270石，貨物849件，修造津棧木料8排，計61支，乘客65人，船主管賬水手等53人，於二月二十七日，開至佘山。因海中起大霧，不敢快走，僅開“半車”(最高時速的一半)，每間隔二分工夫，即放響氣，“以期來船引避”。至次日早霧更大，“頭尾相望，亦甚模糊”。十點三刻，開到距黑水洋100裏的撩木洋地方，忽聽有來船放氣，急叫快打倒車，來船已從該船頭之右側撞過。因當時客人多半呆在艙底，出事後紛紛爭上舢板。事後只救起客人18名，船主賬房水手等35名，撈起屍身3具。

招商局輪船

此輪船原載江蘇津局委員21人，浙江津局委員1人，經救起者僅江錫珪、蔡世濂、王世藻3人。由此可見，江蘇此年的天津海運委員，差不多被洗劫一空，損失極爲慘重。據事後的統計，此船上有賬房11人，其中死5活6;客人65人，其中死47活18;水手42人，其中死13(包括外國人1名)活29人。共計此次死難人員多達65人。救起人員之中，受傷的也不少，如所救生火水手，就有3人受傷，還有1人“被木碰撞折臂”。這就是近代史上轟動一時的“福星號海難”。

此次事件的肇事者爲英國怡和洋行之“澳順號”。福星被撞之時，澳順尚能進行援助，故王世藻及家丁等7人，得以登上澳順輪船活命。李鴻章將此事上奏清廷。清廷立即發佈上諭：“亟須徹底查究，責令賠償，著飭道員馮焌光照會英國刑司領事聲速將此案秉公會記，按照條約辦理，毋任延狡。”

三月初三日，蘇鬆太兵備道馮焌光通知英國領事，說此案“不獨漕米客貨全數就淹，竟致江浙兩省押運委員以及僕從水手人等同時溺斃至數十人之多，異慘非常，殊堪駭詫，事關中外交涉，案情重大，不能不徹底根究”，決定與英領事“親提審斷”，並由道飭委員翻譯委員王副將會辦。所有撈回屍身應由上海縣驗殮，一面會同王翻譯及陳福勳並英領事所派之員，“傳集兩船之主人等，訊供詳辦”。

三天後，英國領事回覆，英國的法律規定：“凡船隻在洋忽遭不測，致有失去船貨人命情事，該船主每甘到官，稟請查詢緣由，自己有無過失，倘船主自不投案，該管領事自可隨意酌提。”但澳順號已經在折回上海後到領事館報到，故不必提拿，可以在本月初七日十點公開審理。又因爲事關中英交涉，蘇鬆太兵備道無權參與此案審理，只能前來“聽訊”。如果審理結束，中方覺得判案不公，纔可“復行查訊”。

英國領事同時又警告中方，查閱供單，有“是日早霧更大，該船頭尾相望模糊，且兩船相近之際，均各時時放氣”等語，按此情形，“尚無一船獨任其咎之處，惟期兩船皆無錯處，誠爲妙事”。這樣的基調，已經爲英方袒護澳順埋下了伏筆。

案件由英方所屬的刑司衙門負責。整個審案過程進行了記錄和彙編。在審案之初，招商局特意延請英國律師擔文出任中方的辯護律師，他們對案件得到公正審理也充滿了信心。兼署通商大臣劉坤一曾批示道：按照國際通行的航行章程，凡船隻遇有霧這時，“各火輪船皆宜緩走”，但英商澳順輪船於大霧之時，“行駛猛疾，致將招商輪船撞沉”，損失巨大，要求英國領事按照約章，“秉公提訊斷賠，勿任稍有偏袒”。李鴻章也稱：照外國行船規例，福星號海難案發生，責在澳順，澳順“不得任其狡賴，是爲至要。”

輪船招商局總部

在英刑司衙門，雙方曾就此次海運事故責任進行了長時間的脣槍舌劍。雙方的爭論主要圍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1.澳順輪船當日行駛是否符合章程。2.澳順輪船船主當日是否按過喇叭提醒過往船隻。3.如何評價事故發生後的澳順輪船救人行爲。4.澳順輪船爲何沒有案發當天的行船日誌? 江海關道明確地指明瞭澳順在事件中的過失，他還充滿信心地表示：“他日澳順如赴英國翻控，即以此紙質之政府。”

因爲“福星船貨物行李所值匪輕，不將船隻扣留賠款，何以有着”，招商局申請扣留澳順輪船，以防止逃脫。但英國領事“以扣留澳順輪船追賠船貨，應由英刑司主政，領事向無此權”作答。蘇鬆太兵備道馮焌光多次派人前到英國領事館催問案件進展，並要求參與審案，英國領事亦拒不回覆，拖到三月二十五日，纔不得不聲稱：“並非不允按約查辦，實緣英例定有船產專條，本領事必須兼顧，以致棘手。”

經過長時間的提審及查覈，英國刑司方面做出瞭如下判決：澳順輪船在此案中並無明顯過錯;“所有澳順船主、副手牌照準發還”，案件審理費，計謄錄費15兩、聽差賞號費3元，則由“澳順船主自繳”;責任需由雙方共同承擔。也就是說，要將兩船損失合計，澳順僅賠一半。考慮到英國方面對澳順所給予的明目張膽的袒護，招商局只能勉強接收此議。

經過覈算，福星輪船所失爲141335兩5錢6分，澳順所失爲29029兩1分，澳順所賠應爲8萬餘兩。對於撫卹銀，英領事最初議每人給銀50兩，經協商後規定官員每名300兩，普通乘客每人100兩，通共合計需銀11000兩，由澳順照繳。全部賠款應於六月十八日前繳出，“或由船商從電信到滬劃付，或由怡和行代墊”。招商局“滿望就此完結”，但澳順不僅拒不付款，反而偷偷賄賂英國刑司，在上交5萬元保證金後，於六月初六日將船開出，溜回英國。

招商局在得知澳順船主已帶領家眷逃走後，立即要求英領事派人將澳順船主扣留，但領事竟稱自己無權扣人。初六、初七、初八日，馮焌光亦多次催請英國領事扣人，領事亦“均不允行”。招商局無奈之下又呈控英國刑司衙門，但英國刑司衙門首先是聲稱澳順的做法並無不妥，因爲雖然招商局有重大人員損失，但招商局並沒有就人員損失一事專門起訴澳順，所以可以認爲此案“並無人命一案”;招商局再次申訴指出，在英國刑司的判決書中，有人員損失多達六十餘人的判詞，即可以認爲發生了命案，英方則回覆，理由成立，可以扣壓澳順號，但因此日系禮拜天，銀兩之類的案件不方便在這一天辦理。經此拖延，“遂令澳順船主逃走”。

儘管義憤填膺，中方也毫無辦法。李鴻章認爲，此案即欲從權結辦，亦必多方與之理論，“力爭以備將來援引之地”。兩江總督劉坤一則說：“現辦情事，實屬不成事體!”

李鴻章像

據事後的記錄可知，澳順逃逸後不知所往，賠款耽延多時，英國“公使亦以此事背約，實有對不住中國之意”。後由擔文律師將此事報告英國倫敦：“由英政府囑怡和暗付此銀，但不準報紙揭載。”由於從英方得不到足夠的撫卹，中方只得自行處理。

總之，“福星號海難”的出現及審理結果，帶有近代中國社會鮮明的時代特色，充分展現了西方侵略者欺壓中國人民的本質。處理“福星號”輪船案件時，正值中英“馬嘉理事件”爆發。兩江總督劉坤一曾天真地認爲，如果中方在福星號海難案上適可而止，稍留餘地，“將來馬翻譯之案，或可藉此調停”。不料英方卻藉機迫使清廷與之簽訂《煙臺條約》，攫取大量特權。

以上都充分證實了“弱國無外交”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