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宋朝滅亡的理由有哪些？哪些因素是無法預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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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曆史上王朝滅亡的因素有很多，農民起義，兼併戰爭，權臣篡位，外族入侵等等。宋朝在五代走馬燈式政權交替後存在了三百多年，對於可能導致王朝滅亡的因素都嚴防死守，可是還是有因素並不是他們可以預防的，這些因素最終導致了國家的滅亡。

宋朝剛建立的時候吸取的第一個教訓就是武將權力過大，所以開始全面的收軍權，分軍權。宋太祖趙匡胤時代時還沒有過度的限制武將，宋朝的軍事實力也不太弱，趙匡胤本人也經常上戰場，宋朝後期軍隊失敗的原因往往不是戰鬥力不行，而是指揮不統一，當皇帝在軍營的時候，起到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將指揮權高度的集中，並有效地傳達指令。

可是宋太宗時代就變了，宋太宗和他哥相比，不咋會指揮，還非要打腫臉充胖子上戰場打仗和遼國進行戰爭。高粱河慘敗，自己坐着驢車狼狽逃竄，而讓他更不能接受的是，大臣竟然沒找他，直接宣佈他死了，準備要立新皇帝了，這就說明宋朝雖然已經幾十年了，可人們還沒有從五代短暫的更替模式中走出來，人們對於廢立還是覺得是一件再容易不過的事。

宋太宗死裏逃生，認爲不能再上戰場，但也不能顯得自己無能，所以搞了個平戎萬全圖，將士出外打仗必須要帶着，這贏了算他的，輸了算將軍沒有領會皇帝的意識，他成聖人了。並且從宋太宗開始，文臣地位被一步步提高，武將地位一步步下降。

宋真宗和宋仁宗這對父子倆都被子嗣困擾，宋真宗當年很不情願地上了戰場，見好就收，他怕和他老爹一樣，而且沒兒子讓他更害怕，自己要真在戰場上有個意外那皇帝的寶座就成自己兄弟家的了，這絕不能接受。宋仁宗直接沒兒子了，四十多年皇帝，生了三兒子，最大的也沒到四歲，這樣的現實讓仁宗不可能離開朝堂御駕親征。

而仁宗朝三冗已經很嚴重了，而且軍隊的指揮權太亂不統一，與西夏三次作戰失敗都是因爲軍隊指揮的問題，可是皇帝就是看重自己的寶座，就是不讓軍人有很大的權力，這一直被後世繼承。兩宋之交特殊時期出現了岳飛那樣的擁有絕對軍事權的武將，可朝廷用完後果斷地把這些人的軍權剝奪了，岳飛的死和軍權太盛有極大的關係，宋高宗怕他成趙匡胤二代。

宋朝對於武將的防禦，就是首先中央，樞密院，三衙，兵部這三個部門都和軍事有關，可管得都不一樣，最終由皇帝決定。在地方也是一樣，一場大戰，出現好多位平級的武將，朝廷也不指派一個總指揮，經常幾路大軍一起出發，可是這幾路大軍是平級關係，沒有上級的指揮，很難配合，指望皇帝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那是癡人說夢，等皇帝指示傳達到前線，前線將士早成一地死屍了。

並且大宋中央官員都是文官集團，極其鄙視這些武將，韓琦甚至當衆羞辱狄青，認爲武將即使在軍功赫赫那也不能稱之爲好男兒，有功名在身的文官纔是大好男兒。宋朝的一系列措施讓宋朝的武將從實際地位和人們的形象都大打折扣，不可能再出現強大的武將可以篡權奪位了。

那麼除了武將以外，文臣集團又是如何限制呢。權臣爲什麼會出現，因爲他擔任的職務權力太大太集中，給他分散了就可以有效避免權臣的出現。宋朝的宰相定額是兩人，很少獨相，這和前朝差不多，可是同時設置了多名參知政事，這個是沒定額的，而且他們隨時可以成爲宰相，宰相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搞不好就被罷黜了。而且有的時候宰相是擺設，這些副宰相纔是當權者，如慶曆新政時期，首相章得象的權力絕對沒范仲淹大。

除了設置副宰相，還設置了樞密使，這個官職本來是唐朝爲了對抗藩鎮在宮裏搞的一個官職，也和宦官專權有關，不過這個機構從五代開始逐漸成爲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樞密使的樞密院和宰相的中書省並稱二府，而且兩人地位平等，樞密使也是宰相的一個競爭對手，很多樞密使升爲宰相的。除此之外還有專管財政的三司使，雖然品級位次低了，可號稱計相，這樣的官職也是宰相的有力競爭對手。宋朝的宰相更替非常快，即使是蔡京，秦檜那樣的也被罷黜過，宰相位置的不穩，多個競爭對手的存在，使得宋朝宰相成爲權臣的路被堵得死死的。

另外我們都知道宋朝不殺上書言事的人和文臣，這項規定可謂一箭數雕。一方面樹立了仁君的典範，想仁宗被噴了幾次吐沫星子也沒殺誰，這樣在百姓心中皇帝的形象就變得很好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約束皇帝，避免皇帝出現昏君的做派，昏君的一個標誌性動作就是聽不進去意見。同時也給文臣找不到造反的理由，不好煽動大家，你提意見皇帝聽不聽是一回事，可人家不殺你，甚至連官都不降職，你還有啥理由造反。要知道有的時候言官的話還是很難聽的，像說仁宗生不出兒子的言語，簡直讓人無法接受，可皇帝忍了，你看宋朝有那個大臣參與造反的，連投降的都很少，皇帝對大家真的太好了。

地方割據也是王朝滅亡的一個因素，東漢和唐朝之後都出現了割據政權，宋朝不可能不防止，要不就不是宋朝，可能就是六代甚至更多代了。宋朝在地方的預防措施就是先收回權力再分權。所謂收權就是將原來位高權重的節度使變成一個榮譽職銜，作爲高官退休後的一個加銜待遇。而地方則重新洗牌，由中央派遣官員接管。而且不再是太守，縣令了全變成知州，知府，知縣了，這個知就有代理的意思，也就意味着這個官不會長時間在一個地方，更迭非常頻繁。

同時宋朝在州之上設了“路”作爲中央和州府之間的一級機構，設置了多名官員管理路的事務，雖然品級不一樣可大家互不統屬，不是誰官大聽誰的。安撫使負責軍事，轉運使負責民政和財政，提點刑獄使負責司法，提舉常平司負責市場貿易和倉儲，這些人全掛有中央的官銜，這是宋朝的一大特點，一個官有官職差三種身份。官是你的品級發工資用的，職是進士出身的人過幾年會給個館閣的職位，這是補貼，差纔是你上班去的地方。像包拯包大人在開封府的時候，官是右司郎中這個官的上班地點在尚書省，職是龍圖閣直學士，差是權知開封府，我們都知道前兩個地方包大人都不用去簽到，他只用打坐在開封府就行。

地方官全掛有中央的官銜，也都知道在地方只是暫時的，還是一心想回中央的，這樣的和他們在地方就要拼命的創業績，不管對老百姓好與壞，至少說對於皇帝和朝廷而言，他們得到了實惠，地方官也就不想着謀反了。唐朝官員升遷太慢太繁瑣，這也是極大的不穩定因素，宋朝的官員升遷速度就很快了，像韓琦，富弼這樣的中進士後十幾年就成爲了宰執一級的官員，這在唐朝是不敢想象的。

除了防止官員，宋朝也防止軍隊。別忘了陳勝吳廣在某種意義上是一股小軍隊的頭目造反的，這一定要防止。宋朝的士兵駐防地點是經常換的，雖然精神上國家輕視這些人，可物質上絕對滿足他們，宋朝軍人的工資還是很高的，像操控牀弩的士兵，每次發射完都可以得到金銀器的獎勵。高物質回報，同時又老換地方，這些下層的士兵很難建立感情，你剛混個臉熟，給你從西北調到東南了，你先去適應水土不服吧。

還有一部分人被稱爲外戚，也就是太后，皇后她們的孃家人，這些人在歷史上可是作威作福的不少，西漢，東漢，北周都是外戚給滅的，要說唐朝和外戚也有關係，李淵他媽和楊廣他媽是親姐妹。宋朝對於外戚控制很嚴，整個兩宋時期外戚成爲宰相的非常少。寇準和趙匡胤是連襟，不過仕途坎坷，別說造反了，自保都困難。曹佾曹國舅是當了宰相，但爲人賊低調，根本就沒想過要謀朝篡位。南宋的韓侂冑和賈似道倒是成權臣了，這兩位還真沒心造反，宋朝的官家形象在羣衆中太好了。

外戚不行，皇親就更別想了，宋朝的皇親基本都不讓你擔任有實權的高官，都是掛個王爺的頭銜領工資，宗室當宰相的就趙汝愚一人，也是當了沒多久，就在輿論強烈的譴責中被罷免了。即使是趙宗實那樣後來當皇帝的，沒當皇帝之前也不過是個團練使而已。

體制內的說完了，體制外有一支力量必須要防止，那就是農民起義。我們知道歷史上農民起義推翻舊王朝的不少，有的即使沒推翻也讓王朝元氣大傷。可奇怪的是宋朝的農民起義數量是歷朝歷代最多的，三百多年的時間，農民起義四百多次，一年一次還有富裕的。可是宋朝並沒有因爲這被推翻，甚至除了方臘起義之外其他的基本對國家沒影響。

這個跟宋朝開始稅收改革有關，宋朝的稅收不再是盯着下層勞動人民收取人口稅，而是改爲收取地租，也就是誰家地多收誰的稅。而且宋朝對於人口的限制放鬆了，很多人開始流動了，你這一流動，你想造反也難，你沒人脈啊，你一個外地人因爲不滿當地的政策你想造反，誰理你啊。同時宋朝對於農民起義採取懷柔政策，官家一直宣稱大宋子民都是好的，只是因爲特殊的原因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政府允許你們改過自新，農民起義基本都招安了，宋江不就是個例子。甚至有些人就看出這是條出路，自己考進士又考不上，那就造反，受了招安也能做官。

如此的嚴防死守，可最後還是國破家亡了，因爲有兩條太難防止了。第一條就是外族入侵，這也是宋朝滅亡的原因。宋朝比較倒黴，周邊不僅僅手術民族多，而且這些少數民族還都漢化了，文化水平都不低，這就很麻煩。它不像漢朝對付匈奴或大唐對付突厥，那都是真的落後的蠻夷，把他打敗了就可以控制他了。可遼，西夏，大理這些都是漢化程度很高的少數民族政權，即使是吐蕃也因爲文成公主入藏提高了漢化水平。金和蒙古本來是很落後可是人家崛起後迅速的學習漢族有用的東西，壯大自己。

這個真的很難爲宋朝，面對彪悍的少數民族政權自己真的是想防也難。有人說當年有機會餓死西夏人，宋仁宗心慈手軟鑄成大禍。這個真的是欠考慮了，你想想你靠餓死他們一堆人讓他們屈服，這是多大的仇，你又不能把人家滅族了，這真的是很無奈的。燕雲十六州又沒有，產馬的地方也沒有，想防止外族入侵太難。有人說我們強大自己不也行嗎。其實宋朝當時是挺強大的，遼，金，西夏，蒙古都吃過虧，可是人家有人家的辦法，我是不善於攻城但我善於圍城，把你困死到裏面，看你怎麼辦。而且宋朝是漢奸多產的朝代，廣大的漢奸團隊有效地將宋朝送到萬劫不復的地步。

西夏能發展就是漢奸張元的功勞，金兀朮在黃天蕩差點就被韓世忠弄得全軍覆沒了，又是漢奸讓他們逃出生天了。賈似道身爲宰相，竟然幹着漢奸賣國賊的勾當，欺上瞞下，出賣國家利益。有這樣的人存在，想不滅亡也難。除了外族入侵還有一項也是導致宋朝滅亡的因素。

朋黨，這個詞宋朝皇帝很反感，也知道這是大唐滅亡的一個內部因素，也想着防止，可惜沒防住，或者說根本就沒有效的防止辦法。人與人相處意見不合很正常，官員之間更是如此，關鍵是怎麼處理，如果將政見不合上升的話，那帶來的後果就嚴重了。宋朝第一次有朋黨之爭現象的是呂夷簡和范仲淹，不過他們兩個最終化解了恩仇，也沒有形成朋黨之爭。

慶曆新政中有人指責范仲淹搞朋黨，范仲淹還是很避嫌的，不回答這個問題。豬隊友歐陽修搞了個《朋黨論》來個朋黨沒什麼，看結黨的人是君子還是小人，還把自己標榜成君子黨，並且強項把范仲淹等人拉入君子黨。緊接着就被政敵以勾搭誘姦外甥女的事給抨擊的狗血淋頭，合着這就是君子黨的形象啊。他這一鬧騰不要緊，宋朝從此開了朋黨之爭了。

先是變法和守舊的黨爭，從王安石和司馬光開始，之後幾十年的時間兩派勢同水火。北宋快亡的時候黨爭變成了主戰和主和，這一直吵到了南宋滅亡。黨爭爲什麼不好，因爲世間的事沒有說一個人你說的絕對對，他說的絕對錯，黨爭搞的就是我們的觀點就是對的，別人的都是錯的。最好玩的就是這裏面還有中間派，慶曆時期的王拱辰，因爲被歐陽修這個連襟羞辱過就和君子黨過不去，慶曆新政也是被他攪黃的，可他對另外一派的夏竦等人也不感冒，這就好玩了，不止兩黨，不僅僅是非此即彼，還有第三種聲音。蘇東坡蘇大學士當時也是第三種聲音，可惜長時間被錯劃爲保守派。

這種事影響很壞，它不僅僅影響了宋朝，對於後世的明朝也有很大的影響，再往後的清朝也存在黨爭，而且上升到了滿漢民族之爭。一旦形成黨爭，他們看到的已經不是事情的對與錯了，而是和對方成爲了仇敵，互相傾軋，導致國事艱難，從內部垮了。

宋朝的政治制度嚴防死守，經濟高度發達，如果對內能解決掉黨爭，對外採取正確的態度，適時調整軍事政策，它可能存在的時間會更長。歷史不容許假設，我們能做的是吸取教訓，在今天避免同樣的事情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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