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利仁榮是怎麼創制西夏字的？後人如何概括和讚美西夏字？

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是民族文化傳承的工具，也是民族文化發展到成熟階段的標誌。李元昊命野利仁榮創制記錄党項羌族語言的西夏字，據說野利仁榮是一個飽讀詩書的怪人，接到聖令後，他幾年一直居住在一座高樓上。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野利仁榮在創制西夏字時採用了與漢字相仿的方塊字形式，並吸收了當時吐蕃、回鶻拼音文字的合理成份，製成“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的新字。當時，新創制的字被稱爲“蕃書”“蕃字”，元代人稱其爲“河西字”，後人稱之爲“西夏字”。後人以這樣幾句詩來概括和讚美西夏字：

西夏古國創文字，六種合成倍可佳。

對稱互換會音意，反切長音妙如花。

西夏文《孝經》出土於黑水城，蝴蝶裝，全書基本保存完好，文中多處用硃砂筆校改過。《孝經》全文草書，字劃簡約流暢，結構均勻自然，是傳世的西夏草書代表作。

西夏文字共有6000多個，無論在創字原則、文字結構上，還是在具體的文字筆畫、字體形態、書寫規則方面，都未擺脫漢字的影響。西夏文字由點、橫、豎、撇、捺等基本筆畫組成，大都在10畫以上，常用字中6畫以下的僅佔總字數的百分之一左右。

整個字的筆畫顯得比較勻稱，就字體的局部而言，則撇筆、捺筆使用過多，因而西夏文字的四角往往比較飽滿。西夏文字的這些特點，使其比漢字更像方塊字，充分顯示了方塊字的古典美的藝術魅力。

西夏字有楷書、行書、草書、篆書之分，楷書多用於刻印雕版，行書、草書爲日常手書體，篆書多見於印章和碑額。其他書體的使用都遠不及楷書體頻繁，今天我們能夠見到的西夏文字大多數都是比較工整的楷書體。

西夏文字在文字構成上多爲會意字。西夏字的構形雖然比較複雜，但卻有一定的規律，只要我們掌握了它的組字規律，就可以成批地認識西夏字，比漢字的識字效率還要高。党項羌族人把文字看作生身父母，對之給予了極高的重視和評價。

任何文字由創制到使用，都要經歷一定的歷史過程，文字的創制也不能歸功於某一個人。客觀地說，文字的創制者起到了一個組織者的積極作用，因而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愛戴，野利榮仁就是這樣的人。直到今天，在內蒙古陰山西段山巔岩石上還敲鑿有“文字父母”的西夏題銘。

由於元昊的積極推行，西夏文字在西夏境內迅速推廣開來。上自官方文書，下至民間日常生活的記事，都用西夏文字書寫。

西夏文書寫、刻印的文獻十分豐富，現存的西夏文獻也十分可觀。其中，西夏學者就用西夏文撰寫了大量的著作，遺憾的是大部分已經散失，只有少許被保留下來。如《音同》亦作《韻統》，是用西夏文編寫的一部《同音字典》，是現存最早的字書，也是研究西夏語音體系，構擬西夏文字音的珍貴資料。

《番漢合時掌中珠》是党項人、漢人互相學習對方語言必備的工具書。此外，《文海》《要集》《五音切韻》等書都是一些關於西夏語言文字的重要資料。西夏党項羌族，在不到二百年的時間內創制西夏文，編撰出如此衆多門類紛繁的字典辭書，是令人驚歎的，這也說明了党項羌族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養是相當高的。

西夏文字自創制到停止使用，經歷近5個世紀。西夏滅亡後，西夏文字繼續在我國西北地區使用，並且在元代，西夏文字有着很高的地位，是六種被認可的文字之一。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年)所修建的居庸關雲臺門洞內，刻有6種文字，其中之一就是西夏文字。

根據我國河北保定出土的弘治十五年(1502年)雕刻的西夏文石幢來看，西夏文字在個別地方一直延用到明孝宗弘治年間。

但就是這樣一種得到了廣泛和長久應用的民族文字隨着歲月的變遷，卻成了無人能識的“死文字”。西夏文字的重新發現始於清朝，由清朝著名的西北史地學者張澍偶然發現。張澍，字伯瀹，號介候，武威人，他是一個“博覽經史，皆有纂着，遊跡半天下”的人，曾先後在貴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興、湖南瀘溪等地作過知縣，對關隴文獻有着濃厚的興趣，著有《五涼舊聞》《姓氏五書》等。

張澍於嘉慶九年(1804年)回家鄉甘肅武威養病。有一天張澍與好友相約同去清應寺遊玩，寺內有一塊碑亭，前後都用磚砌封了。當地傳說這塊碑不能開封，若有人開啓封磚，則會有風雹之災。但是張澍求知心切，他請當地的主持拆封，並許諾如果出現不測的後果，自己願意承擔一切責任。

在這樣的情形下，這塊塵封已久的碑亭才被拆開面世。高碑的一面上撰刻的文字體形方整，乍一看，好像全都認識，但細看卻沒一個字可識，這就是所謂的西夏字與漢字“論末則殊，考本則同”吧，也說明了西夏文字是漢字的孿生兄弟。另一面上刻有漢文字，張澍通過漢文的記載才知道此碑是西夏年間的《重修涼州護國寺感應塔碑》。

碑上那看似熟悉卻又不識的文字應該就是失傳已久的西夏文，張澍的發現不僅使這一重要的文物得以面世，更重要的是也使那久已死亡的西夏文重新爲世人所知，可以說張澍是第一個識別出西夏文字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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