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紙幣和明朝白銀相比 究竟誰先進一些

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宋明貨幣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導讀：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臺斯的神父記錄下了以下這樣的細節。他說：“在中國，連孩子們都會估量銀錠的重量和成色。人們會隨身帶着一個類似銅鈴的東西，裏面裝着蠟塊，用來收集剪下來的銀屑。當銀屑積累到一定量的時候，人們把蠟塊熔化，就可以回收銀子。”

東京夢華

宋代經濟的迅猛發展，使得貨幣流通量劇增。宋朝的錢幣主要有銅、鐵兩種。鐵錢始於漢鑄五銖錢，至兩宋達到鼎盛。四川銅少鐵多，一般小額交易用鐵錢，大額交易用銅錢。因錢幣需求量巨大，而銅、鐵錢笨重不便交易，宋朝出現了歷史上最早的紙幣——交子。在歐洲，瑞典是發行紙幣最早的國家，至1661 年纔開始發行，在時間上要比中國晚六百多年。

宋代商品流通和大額交易的增加使得賤金屬貨幣流通的侷限性日益突出。北宋開國前後，四川是鐵錢專用區，大鐵錢每千枚重二十五斤，小鐵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商民以車輛裝載鐵錢進行大額交易殊感不便。四川的造紙業和印刷業發達，具有印製紙質貨幣的獨特條件，所以紙幣首先產生於四川。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現了爲不便攜帶鉅款的商人經營現金保管業務的“交子鋪戶”。存款人把現金交付給鋪戶，鋪戶把存款數額填寫在用楮紙製作的紙捲上，再交還存款人，並收取一定保管費。這種臨時填寫存款金額、代替錢鐵流通的楮紙券稱爲交子。因爲是私人發行，所以又稱爲私交子。

《宋史· 食貨志》說：“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交子起初只是一種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據，類似於唐代的飛錢和現代的匯票。經過逐步發展，交子逐漸具備了信用貨幣的特性，成爲真正的紙幣。宋真宗景德年間，益州知州張詠對交子鋪戶進行整頓，剔除不法之徒，專由十六戶富商經營。至此，交子的發行始獲得政府認可。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 年)，政府在成都設益州交子務，由官方主持交子發行，並“置抄紙院，以革僞造之弊”，嚴格其印製過程。這種官交子成爲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發行的紙幣。交子按界發行，每界三年(實足二年)，界滿兌換新交子。首界交子以四川的鐵錢爲鈔本(準備金)，發行1,256,340 貫。後來因供應軍需超額發行，交子嚴重貶值。

會子是兩宋時期發行量最大的紙幣，因主要行用於東南地區，又稱“東南會子”。它是東南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與銅錢不便交換之矛盾的產物，直接來源於民間的便錢會子。由於銅錢缺乏，東南會子行用後，貶值嚴重。爲了保證它的有效流通，南宋朝廷創立了“錢會中半”制度，規定百姓向官府繳納稅賦時，採用銅錢與會子搭配的辦法，使會子的幣值一度回升。

這正是紙幣信用低下，無法與銅錢抗衡時，必須以政治手段維繫的見證。在紙幣行用過程中，中央集權的專制政體將發行紙幣作爲榨取財富的工具，使紙幣履行了過多的政治職能，必然導致濫發濫用，因而隨時可能夭折。

會子在形式上和當時多數人的觀念上，仍是一種金屬貨幣的代替者，卻又跟近代嚴格意義上的本位幣不同。發行之初，會價就與面額存在差異，而且在某些時間和地區差異更大，這表明會子在多數情況下並不是一種能依面額兌換的紙幣。雖然政府也試圖通過用金屬錢幣收兌貶值紙幣的“稱提之法”來穩定紙幣信用和物價，但因爲官方根本拿不出足夠的準備金用於兌換，所以無法有效控制紙幣的貶值。

紙幣的創行使中國榮膺了世界最早行用紙幣的國家的美譽，在當時也確曾給商品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便利，但宋朝紙幣的大量發行是以政府應付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爲背景的。特別是南宋，長期的戰爭使得國庫空虛，財政窘迫，政府爲了籌措軍費，除了巧立名目、增加百姓稅收外，進而採取通貨膨脹的政策。

定陵

定陵，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的陵寢，1956 年到1958 年被考古發掘。這位皇帝在世時以懶惰和貪財聞名，這在他的陵寢中也得到了體現。在定陵數不勝數的珍寶之中，有數量衆多的金銀，包括大量的金銀器。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 斯密在他的《國富論》中說：“在最富裕民族間，金銀自然有最大價值，而在最貧乏民族間，自然只有最小价值。在最貧乏的未開化民族間，金銀幾乎沒有價值。”換句話說，如果社會停留在原始的、封閉的、沒有商業的時代，金屬的價值遠不如可以用來吃穿的物品重要。法國年鑑派學者布羅代爾也說：“貴金屬將顯示出經濟生活逐級上升的趨勢。”這是整個國民經濟繁榮興旺的象徵。

白銀是在什麼時候成爲中國社會中流通的貨幣的?關於這個問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明末清初的學者顧炎武在他的《日知錄》中說，宋代以來用銀很廣泛，但同時還說，金朝哀宗正大年間，也就是13世紀初，相當於南宋後期，“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人們對於白銀貨幣化的時間的認識並不一致。但是，普遍都認爲，白銀在明代成爲廣泛流行的貨幣，卻是毫無疑義的。

定陵博物館圖

當然，白銀不是從明朝一建立便成爲主要貨幣的。在朱元璋創建明朝的歷程中，他曾經鑄造過銅錢——“大中通寶”錢，而建國後也在南京設寶源局，製造銅錢。然而，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設立寶鈔提舉司，準備發行紙幣。次年，中書省正式印造紙幣——大明寶鈔。

爲了推行寶鈔，明朝政府做了很多努力。這些努力包括以下幾點：首先，政府儘量使用寶鈔。其次，政府爲了保證寶鈔的通行，嚴禁民間用金銀交易，甚至有時禁止用銅錢交易。由於明朝的寶鈔是完全沒有鈔本的，也就是沒有發行準備金，這成了大明寶鈔的致命缺陷。明朝政府發行的紙幣，像元朝末年的紙幣一樣迅速貶值。正統元年(1436 年)，銀一兩抵鈔千餘貫。也就是說，從最初發行到六十年之後，大明寶鈔貶值到只有原來價值的千分之一。迅速貶值的寶鈔，形同廢紙!

到成化、弘治年間，也就是15 世紀後期，民間交易已經主要用銀了，白銀已然成爲佔據着絕對統治地位的通貨了。15 世紀70 年代，著名的宦官汪直曾經指着一位敢於不對他阿諛奉承的縣令罵道：“爾頭上紗帽誰家的?”

縣令恢諧地回答說：“我的紗帽，是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衚衕買的。”

張居正(1525年—1582年)

到著名的政治家張居正輔政時期，他順應白銀貨幣化的歷史潮流，大力推行一條鞭法，“總括一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一概徵銀”。賦役折銀是一條鞭法的核心之一。萬曆皇帝甚至還鑄造“萬曆通寶”銀錢，分四錢和四分兩種。這表明，政府正爲市場上白銀的流通創造便利條件。自此，從國計到民生，朝野上下盡皆用銀，已經是不可逆轉的潮流了。清初學者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說，爲方便交易，“雖窮鄉僻壤，亦有銀秤”。

這在從歐洲來的傳教士的記載中也可以證實。明末，一位名叫拉斯戈臺斯的神父記錄下了以下這樣的細節。他說：“每個中國人在購買東西時都會隨身帶着一把鋼剪，根據貨物的價格把銀錠絞成大小不等的銀塊，再用戥子稱出小銀塊的重量。人們在做這件事情時非常熟練，如果需要二錢銀子或者五釐銀子，他們往往一次就能鑿下準確的重量。”

他還說：“在中國，連孩子們都會估量銀錠的重量和成色。人們會隨身帶着一個類似銅鈴的東西，裏面裝着蠟塊，用來收集剪下來的銀屑。當銀屑積累到一定量的時候，人們把蠟塊熔化，就可以回收銀子。”

英國曆史學家羅斯在《伊麗莎白時代英國的社會結構》中指出，16 世紀下半葉英國出現了一個從中世紀那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向以貨幣、市場和商業交換爲基礎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動性狀態的迅速而集中的轉變。無獨有偶，這樣的一種鉅變，在16 世紀下半葉的明代中國也在上演。

正如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所說，“在貨幣的衝擊之下，任何社會都要脫胎換骨”。白銀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經濟環境中人們的心理平衡。以貨幣爲核心的交換介入全部的社會關係後，就影響了人們的社會觀念。對於少數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來說，流動的商品和白銀攪亂了原有的社會秩序。

在萬曆三十七年(16 09 年)編成的《歙縣誌》中，作者很遺憾地感嘆當初那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貿易紛紜，誅求刻核”的社會面貌。

利瑪竇和徐光啓

15 世紀末期的地理大發現，讓16 世紀進入一個全球化時代。亞洲、歐洲、美洲之間，開始實現密切的往來：交往的主要通道是海洋，而交流的主要媒介則是白銀。16 世紀始，世界各地的商人們，都在使用源自美洲的西班牙銀幣作爲標準的交換媒介。奧斯曼帝國、明代中國和印度，都用大量白銀來支撐他們各自的通貨體系。從此，原本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中國深深地捲入了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同時期的非洲仍然是以貝殼作爲貨幣，而俄國一直到彼得大帝時代，仍然以毛皮作爲貨幣。

弗蘭克在其《白銀資本》一書中認爲，17、18 世紀全世界白銀產量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流入了中國。大量的白銀流轉的數字表明，15—18 世紀的中國，依然是世界的經濟中心。

但是，富庶不代表先進。著名經濟史家吳承明先生評價美國曆史學家彭慕蘭《大分流》時說：“18 世紀，中國與西方比，無論在國富或民富上都勝一籌，至少旗鼓相當。但是，富的不一定先進，往往更保守。中國在科技和制度，尤其法律與經濟制度改革上，已落後於西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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