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蝗災史！蝗災爲何頻繁發生？

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中國歷史上的蝗災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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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續多年蝗災之後，西晉永嘉四年(310)五月，北方地區的“幽(州)、並(州)、司(州)、冀(州)、秦(州)、雍(州)”等廣大地區再次“大蝗”，蝗蟲不僅將沿途所過草木啃噬一空，而且就連牛和馬的毛髮都全部吃光。

當時，在經歷連續十六年的八王之亂(291-306年)後，整個西晉內部動盪，經濟殘破、士卒疲敝，而在北方，自從東漢末年以來“連年旱、蝗，赤地數千裏，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的南匈奴人，也在間隔爆發，持續上百年之久的大規模旱災、蝗災之下，被迫不斷南遷。

早在東漢初期，匈奴由於內部混亂分裂爲南北兩部，其中南匈奴歸依東漢，南遷進入今天的山西北部等地，開始與漢人雜居，而匈奴南遷的歷史背景，則是東漢正處於歷史氣候上的溫暖期，而暖熱氣候所催生的旱災和蝗災，使得整個東漢(25-220年)195年間共爆發了38次蝗災，平均每5年就爆發一次。

旱災、蝗災相繼而來，對於遊牧部落無疑是具有摧毀性的，在這種旱蝗相繼的歷史背景下，早在漢靈帝熹平六年(177年)， 由於“夏四月，大旱，七州蝗”，遊牧部落鮮卑人就不斷南下“寇三邊”。

當時，旱災與蝗災推動着北方的遊牧民族不斷南下，而司馬家族掌政的西晉，卻仍然不斷奴役境內的南匈奴等遊牧部族，在這種情況下，永興元年(304年)，南匈奴貴族劉淵以“晉人無道、奴隸役我”的名義正式起兵，建立劉漢政權，揭開了永嘉之亂的序幕。

晉懷帝永嘉三年(309年)，南匈奴兩次進攻洛陽，均被西晉擊退，但在連年的旱災之後，永嘉四年(310年)，廣大北方再次爆發旱災和蝗災，在“牛馬毛”都被蝗蟲啃光，大規模饑荒、瘟疫蔓延的背景下，整個西晉社會進入到了崩潰的前夜;隨後永嘉五年(311)，南匈奴軍隊於寧平城之戰(今河南鄲城)中全殲了晉朝最後的十萬主力軍，由於缺乏糧食，南匈奴軍隊甚至將部分晉人屠殺後直接吃掉“並食之”。

在這種殘酷的蝗災、人吃人和遊牧民族攻殺下，西晉進入了總崩潰的前夜，寧平城之戰後，南匈奴又趁勢第三次進攻洛陽，最終破城俘虜晉懷帝，“殺王公士民三萬餘人”。

面對西晉首都洛陽淪陷的局面，當時，整個西晉殘留北方的軍隊“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已經無力抵抗南匈奴的攻擊，到了建興四年(316年)，整個北方再次爆發了大蝗災，“夏四月，時大蝗，中山、常山尤甚。六月，河朔大蝗……並(州)冀(州)尤甚”、“河東平陽大蝗，民餓殍者十(之)五六”。

在這種大規模旱災蝗災連續侵襲的背景下，建興四年(316年)，南匈奴的劉曜最終攻破長安，俘虜晉愍帝，西晉至此滅亡，掀開了此後持續近400年的地獄亂世。

而在大歷史隱藏的背景下，蝗蟲與蝗災，無疑是導致魏晉南北朝以及此後歷朝歷代大動盪的一個隱性因素，沒有人注意到，那一隻只小小的蝗蟲，即將給中國歷史帶來的震撼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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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蟲，在全球共有10個亞種，其中在中國主要有東亞飛蝗、亞洲飛蝗和西藏飛蝗三個亞種，而中國北方主要出現的，則是東亞飛蝗。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出現了對於蝗災的占卜，中國古文對於蝗蟲也稱爲螽[zhōng]，又叫蝗螽，以其善飛，也稱飛蝗，俗稱麻札、馬札、螞蚱。

根據《左傳》記載，春秋時代共294年間，僅魯國就發生了16次蝗災，例如公元前594年秋天， 魯國“螽。冬，蝝生。飢。”由於蝗災導致的饑荒，在春秋時代就開始層出不窮，而即使在短暫的秦朝(公元前201-公元前207年)，蝗災也經常侵襲中華帝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

在中國歷史上，水災、旱災、蝗災並稱爲三大自然災害，而在水旱之後，蝗災經常相繼而來。災害學上，也把這種像“水旱蝗災”一樣時間上前後相繼、因果關聯而相繼發生的災害現象稱作自然災害鏈，簡稱災害鏈。

根據著名昆蟲學家鄒樹文統計，自公元前 722 年至公元 1908 年的 2630 年間，中國有史記載的蝗災共達455 次，其中每5.7年就爆發一次。

對於這種蝗災造成的巨大災害，明代的徐光啓在《農政全書》中就說，蝗災的危害甚至比水災旱災還要殘酷：

“兇飢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低，雨澤有偏被;水旱爲災，尚多幸免之處，惟旱極而蝗，數千裏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也。”

由於蝗蟲喜歡生活在暖幹氣候，這就使得處於東亞季風影響下的黃河中下游、長江以北的江淮流域成爲了中國曆代蝗災的高發區。

以黃河流域爲例，由於黃河中下游經常爆發洪災，而黃河中下游所處的黃淮海平原地區又屬於衝擊平原，土壤主要爲沖積壤土和細砂土，水災後水不易積存，加上水災後經常暴發旱災，有適宜的溫度和溼度，就這有利於蝗蟲的生長;而蝗蟲有遷飛的特性，整個黃淮海平原地形平坦，少山地阻擋，使得蝗災發生後蝗蟲更容易遷飛，受災區域更容易擴大。

另外，作爲中國最早開展農業的區域，黃河中下游地區自古農業發達，種植的作物以小麥爲主，河灘又適合蘆葦等植物生長，這些都是蝗蟲喜愛的植物，種種條件組合在一起，使得中國北方的黃淮海平原等地最終成爲了蝗災的高發區，而其中又以山東、河南、河北、山西、陝西一帶的蝗災最爲高發。

在結束魏晉南北朝的大亂世後，中國的歷史氣候告別冰期，再次進入到了隋唐時期的暖熱氣候，在這種情況下，蝗災再次進入了高發階段，其中整個唐朝共289年間(618-907年)，就爆發了42次蝗災，平均每8.9年就爆發一次。

唐太宗貞觀二年(628年)，唐朝陝西地區爆發了大規模的旱災和蝗災，爲此李世民特地在長安皇宮中舉行法事“禳蝗”，在祝文中李世民向上天祈禱說：

“人以谷爲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但當食我，無害百姓。”

說完，李世民直接就抓了一隻蝗蟲吃掉，儘管史書對此稱李世民吃下蝗蟲後，“是歲蝗不爲災”，但事實上，從貞觀二年到貞觀四年(628-630年)整整三年間，整個唐帝國都處於嚴重的蝗災襲擾下，此後，小蝗災每隔幾年，大蝗災每隔幾十年就爆發一次，貫穿了整個唐朝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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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災爲何頻繁發生?對此，在缺乏科學的解釋下，古人開始嘗試將其解釋爲天譴。

漢武帝時期，關於“蝗大起”、“蝗從東方飛至敦煌”的記載不絕於書，也就是在這時候，提倡“天人感應”的儒生董仲舒就將其視爲上蒼的譴告：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

董仲舒之後，關於蝗災乃是“天譴”的說法開始在中華帝國的知識界和民間廣爲流傳，各個社會階層甚至將蝗蟲敬拜爲神蟲或蟲王，認爲蝗蟲不是人力可以戰勝的，統治者應該“修德禳災”，到了唐玄宗開元三年至四年(715-716年)，唐帝國再次爆發了大規模蝗災，對於當時有人主張應該滅蝗，當時甚至連宰相盧懷慎都認爲，蝗是天災，大規模瘞埋會“殺蟲太多，有傷和氣”。

甚至連大詩人白居易也天真地寫詩說：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飢人重勞費。

一蟲雖死百蟲來，豈將人力競天災”。

當時，民間普遍建立有八蜡廟和蟲王廟祭祀蝗神，在山東大蝗的情況下，民衆甚至“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面對這種從上到下的迂腐習氣，另外一位宰相姚崇發怒了，他說：

“庸儒執文，不識通變!”

姚崇說，如果蝗災不除，勢必導致“苗稼總盡，人至相食”，爲此，姚崇堅決向唐玄宗請求滅蝗，他說，如果因爲“救人殺蟲，因緣致禍”，那麼我姚崇就請求獨自承受上蒼的懲罰，“義不仰關”。在姚崇的力請下，唐玄宗最終下令滅蝗，“由是連歲蝗災 ，不至大飢”，“蝗因此亦漸止息”，從而爲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但總結唐朝的蝗災治理可以發現，在國家清平乃至盛世之際，姚崇主張滅蝗都遭遇到了傳統勢力和各個階層的強力阻撓，而在古代科技落後的情況下，以唐玄宗時期的國力基礎，當時的滅蝗也只是能做到“不至大飢”的程度，一旦國家動盪，或是陷入像西晉末期的亂世之中，則蝗災也將加劇一個王朝的滅亡。

而唐朝，同樣也在蝗災中，走向了末日。

安史之亂(755-763年)後，唐朝的蝗災開始明顯加劇，其中公元783-785年連續三年大蝗，836-841年連續六年大蝗，862-869年連續八年大蝗，875-878年連續四年大蝗，就在這種藩鎮割據、政治治理失控、蝗災四起的背景下，唐朝鹹通九年(868年)，由於唐朝政府財政拮据、剋扣兵士，長期在桂林戍守的徐州、泗州兵八百人因爲超過役期卻不能返鄉，隨後發動兵變，並擁護龐勳爲首北歸，這支叛變的軍隊在抵達淮北地區時，剛好碰上江淮流域連續多年蝗災，加上當時再次水災，“人人思亂，及龐勳反，附者六七萬”。

由於水旱蝗災並起，無數失去生存依託的災民紛紛投靠龐勳的部隊，使得龐勳的軍隊迅速擴張到了二十萬人，儘管遭遇唐朝和各路藩鎮的強力鎮壓最終失敗，但龐勳領導的桂林戍卒起義，也在蝗災的助力下迅速擴散。

龐勳失敗後，唐朝境內的蝗災繼續蔓延，到了乾符二年(875年)，唐朝境內的蝗災更是“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面對這種遍佈整個帝國北部的大蝗災，唐朝的官僚羣體卻忽悠唐僖宗說，蝗蟲全部自己絕食，“皆抱荊棘而死”了，爲此，當時幾位宰相還向唐僖宗祝賀說這是上蒼有靈。

面對當時大規模旱災和蝗災蔓延的局勢，當時有百姓向唐朝的陝州觀察使崔蕘哭訴旱災、蝗災之巨，沒想到崔蕘卻指着官署裏的樹葉說：“此尚有葉，何旱之有?”然後將請求賑災的百姓暴打一頓了事。

在這種大規模旱災、蝗災相繼侵襲，唐朝整個官僚集團卻從上到下不聞不問的情況下，“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於是，整個唐帝國內部，人民開始“相聚爲盜，所在蜂起”。

就在蝗災肆虐的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在蝗災最爲嚴重的濮州(今山東鄄城)領導發起了一場爲時三年之久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王仙芝在878年被殺後，他的餘部又繼續投靠黃巢，而黃巢大規模起事的這一年(乾符五年，公元878年)，正是唐僖宗時期蝗災最爲嚴重的一年，對此，唐京西都統鄭畋在其討伐黃巢的檄文中就寫道：“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雖加討逐，猶肆猖狂。”明確指出蝗災正是直接激發王仙芝、黃巢起事的重大背景。

黃巢起兵後，由於他的軍隊多爲災荒流民，因此他的軍隊採取流動作戰的方式，先後流竄進攻今天的山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陝西等廣大地區，幾乎縱貫了整個中國南北，此後一直到884年，黃巢之亂才被鎮壓下去，但唐王朝爲此已徹底傷了根基。

黃巢之亂被平定後，蝗災繼續在唐朝內部肆虐，到了光啓二年(886年)，位處今天湖北、河南一帶的地區更是發生大蝗災，以致“米鬥錢三千”，同年，荊、襄地區“人相食”，在這種殘酷的自然災害和民變的接連打擊下，公元907年，原本爲黃巢部將、投降唐朝的朱溫最終兵變逼唐哀帝李柷禪位，唐朝最終在蝗災等多重因素的交錯打擊下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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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滅亡以後，蝗災也以一種更加密集的方式，在中華大地上頻繁暴發。

據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統計，整個秦漢時期，蝗災平均8.8年暴發一次，唐代爲8.5年，兩宋爲3.5年，元代爲 1.6 年，明、清兩代均爲 2.8 年。

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宋真宗有一天正在開封皇宮中吃飯，突然密密麻麻遮天蔽日的蝗蟲甚至飛過整座皇宮，以致天色爲之變暗。

對於這種從唐代以後蝗災爲何越來越密集的原因，生物學家指出，從整體來說，中國古代的蝗災基本都是北重南輕，但隨着安史之亂以後南方的開發加快，南方地區的蝗災也逐漸增多，從而在總數上增加了蝗災的暴發密度。

例如江南地區在唐代以後開始出了稻麥複種技術，靖康之變(1127年)以後，隨着宋室和大量北方民衆的南遷，南宋政府爲了解決大量北人南遷者的飲食需要，開始在廣大南方地區鼓勵推廣種植小麥。以蝗蟲的習性來說，蝗蟲怕水，所以在水稻田中難以生長，但是在旱地的麥田裏，一旦遇到旱災則容易暴發。

而到了明清時期，隨着豆類、油菜、蕎麥、粟等農作物在南方的廣泛推廣，尤其是地理大發現以後，從美洲引入的玉米、甘薯等作物，加大了江南山區旱地的的開發，這就爲蝗蟲的產卵和孵化、暴發提供了廣泛的農業基礎。

在這種蝗災肆虐的背景下，南宋民衆甚至將南宋初期的抗金名將劉琦推崇爲驅蝗神，當時，劉琦曾經在江淮地區一帶治理蝗災有功，後來在宋理宗時，南宋官方將劉琦封爲“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此後，江淮民衆開始廣泛設立劉猛將軍廟，而劉猛將軍廟的分佈，也反映了蝗災在南宋時期，開始在南方的頻繁出現。

儘管在兩宋時期蝗災更加密集暴發，但兩宋的滅蝗行動和財政支持，也使得蝗災在宋代能得到大體的控制，其中宋孝宗更是在淳熙九年(1183年)頒佈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捕蝗法，並出資鼓勵民衆滅蝗，對於捕蝗和滅蝗不力的官員還要追責。

如同前面所述，西晉和唐朝的滅亡，也與當時的朝政紊亂、對於水旱蝗災等自然災害的無力處理或處理不力有重大關係，而這種自然災害鏈造成的因果循環，也使得西晉和唐朝受到了後面引起的外族入侵和農民起義等更加嚴重的暴擊，從而加速了朝代的滅亡，在這方面，元朝再次重蹈了歷史的覆轍。

據史書記載，元朝從中統三年(1262年，當時南宋還未滅亡)，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共103年間，共有66年發生蝗災，其中每1.56年就暴發一次蝗災，頻率之密，也使得百姓長期處於艱難困苦之中。

就在元朝滅亡前九年的至正十九年(1359年)，當時元朝內部從南到北更是有數十個州縣同時發生蝗災，史書記載，當時到處“皆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至蔽日，礙人馬不能行，填坑塹皆盈。饑民撲蝗以爲食，或曝幹而積之，又罄則人相食。”

儘管蝗災已經到了導致百姓“人相食”的地步，但信仰“天命主義”的元朝統治階層卻放任蝗災不管不顧，與此前漢人持大概相同的“天譴說”，認爲蝗災是上天對逆民的懲罰，而元順帝除了頒佈下罪己詔企圖祈求上蒼“消災避難”外，基本沒有什麼救災舉措，這就使得各地更加烽煙四起，最終導致明軍於1368年攻克大都(北京)，元朝勢力倉惶北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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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朝最後的滅亡，也與蝗災息息相關。

在明朝總共276年曆史中(1368-1644年)，有記錄的蝗災共71次，平均每3.8年爆發一次，儘管總數上看，明朝蝗災的暴發密度似乎比元朝略低，但是引人注目的是，明代的蝗災很突出的特點，就是連年暴發，其中延續三年及以上的蝗災共計有4回23次，佔蝗災爆發總數32.39%，將近三分之一。

到了明朝末年，有關蝗災連年暴發的記錄更是頻繁，其中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至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崇禎十年(1637年)至崇禎十四年(1641年)，更是暴發了兩次連續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災，而這種連年頻發的蝗災，也即將成爲摧毀大明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而在蝗災連年暴發的背後，則是在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執政的17年間(1628-1644年)，大明帝國內部竟然連續發生了14次特大幹旱，以致各地“餓殍遍野”“人相食”的記載不絕於書，在這種明末氣候突變、小冰期襲擊導致旱災、蝗災頻發的背景下，農民起義首先在環境生態最爲脆弱、受災最爲嚴重的陝北地區爆發，當時陝北地區的百姓普遍觀點就是：

“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爲盜而死，猶得爲飽鬼也!”

但農民起義在蝗災最爲嚴重的陝北首先爆發後，先是高迎祥在1636年被明軍名將孫傳庭所殺，到了1637年，李自成也被洪承疇、孫傳庭統帥的明軍擊潰，以致李自成只能帶着劉宗敏等殘部17人，躲到陝西東南的商洛山中逃生，由於明軍強悍，以致李自成一度在山中娶妻生子、想着逃亡度日。

但歷史和蝗災再次給了李自成機會。

到了1640年，當時，千年一遇的大旱災和大蝗災襲擊了整個大明帝國，以致整個大明帝國北部從東到西到處餓殍遍野，“兩畿、山東、河南、山陝旱、蝗，人相食”，在這種情況下，僥倖不死的李自成又趁着明軍主力進入四川追繳張獻忠之際，趁機進入河南募兵，由於當時整個中原地區到處是千年奇旱和蝗蟲啃噬，生計無着的老百姓於是蜂擁跟着李自成起事，“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從而使得三年前只剩下17人逃亡的李自成得以迅速東山再起。

在手下文人的謀劃下，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賦”和“迎闖王，不納糧”等口號，並在攻陷洛陽等地後開倉賑災，迅速贏得了民心。

與此同時，在明末小冰期的襲擊下，北方的女真(滿人)爲了度過荒年，也不斷南下進攻明朝以擄掠人口、土地和財寶，在內外雙重夾擊下，加上明王朝內部的水旱蝗災又引發了更大規模的饑荒和瘟疫，這就使得明朝在內外交困中，逐漸走上了滅亡之路。

到了明朝滅亡這一年(1644年)，史書記載，蝗災繼續肆虐的中原大地上：

“河南飛蝗食民間小兒。每一陣來，如猛雨毒箭，環抱人而蠶食之，頃刻皮肉俱盡。”

在蝗災猛烈到蝗蟲無以爲食、開始吃人的時候，崇禎皇帝走上了煤山，拋出了結束他生命的繩索，一部浩瀚的中國蝗災史，至此也達到了巔峯沸點。

而蝗起蝗落之間寫着的，分明是帝國興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