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飛蛾撲火終涅槃，一生榮辱毀舉間

在現當代中國文學史上，丁玲是一個不可或缺的人物，早期追求個性人生，以“另類”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壇，最終成爲了一位革命作家。

丁玲太複雜，不是一張面孔可以說清楚的。但不可否認，文學，愛情和政治是 丁玲 一生的三個主題。

丁玲晚年的知音、詩人牛漢說：“老太太是一個大的歷史現象，她一直站在歷史的風口浪尖上，‘五四’以來歷史的殘酷性、複雜性都可以在她的經歷中得到印證。”

瞿秋白早年對丁玲的評價“飛蛾撲火，非死不止”。對“火”的嚮往，包含着對“在黑暗中”的現實的反抗，和對“光明”的未來的追逐。

有作家評價：“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條大河，一道悲壯的風景，足以妝點照耀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

1904年，丁玲生於湖南臨澧縣一個沒落的封建望族家庭。原名蔣偉，字冰之。父親曾留學日本，爲人豪俠仗義，常在鄉間行醫散藥，扶貧濟困。人說其“揮金如土”。

四歲的時候，父親病逝，幸虧丁玲有一個剛毅的母親，丁母佘曼貞雖然是個小腳太太，但他仰慕新學，自立自強，在丈夫病逝後，不顧族人反對，帶着四歲的丁玲和一個遺腹子，千辛萬苦輾轉求學，最後取得了教師資格，和結拜姐妹向警予辦學教書，曾把年幼的丁玲託付給向警予照看，丁玲把向警予叫“九姨”。

丁玲的弟弟夭折了，母親痛不欲生，姨媽說：“要是冰之(丁玲的原名爲蔣冰之，她改名以示與舊家庭的決裂)死了也好一點……要她女兒家又有何用呢!”這給丁玲的心靈帶來了極大創傷。

她總想替代母親心中留給弟弟的位置，怕辜負母親的期望。丁玲對異性的認知過程很複雜，其中既有對像父親、舅舅那樣男性的排斥心理，又有對死去弟弟的補償心理。

外婆把丁玲許配給了舅舅家的表哥，但是丁玲長大後卻不願意給表哥做媳婦，反抗無果後，丁玲寫了一篇討伐舅舅的文章，發表在《常德晚報》上，讓舅舅顏面盡失。

1922年，18歲的丁玲順利解除了與表哥的婚約。和女友王劍虹逃婚來到上海，入讀陳獨秀、李達等共產黨人創辦的平民女子學校，不久經瞿秋白介紹入讀上海大學中文系旁聽。

1924年暑假王劍虹病逝，丁玲懷着失去閨蜜摯友的痛苦來到北京，住在闢才衚衕一處公寓裏，在北京大學旁聽文學課程。

走投無路的她寫信給魯迅，講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魯迅先生能爲自己提出一條前行的光明道路。

由於當時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戰猶酣，誤認爲這是嶄露頭角的沈從文在用化名搗鬼，就沒有覆信，事後才知道完全錯了。這個小小的歷史誤會，似乎是丁玲未來生涯的簡單提示——等待丁玲的將不是什麼筆直平坦的康莊大道。

在人生低谷期，丁玲偶然結識了《京報》副刊“民衆文藝”編輯、青年作家胡也頻，並由此結識了沈從文。此時的丁玲正在爲親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艱辛而痛苦，對胡也頻毫不動心。

當胡也頻得知丁玲正爲弟弟的夭折而無法釋懷時，就用紙盒裝滿黃色玫瑰，附上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

適逢王劍虹的父親邀請丁玲一同回湖南老家，丁玲眼看北京的生活毫無希望，就不甘不願的離開了北京，返回到湖南老家。

不料窮編輯胡也頻居然借了錢追到湖南，他蓬頭垢面出現在丁玲母女面前，猶如一個愛情的乞丐，丁玲緊閉的愛情大門終於被打開。他們在山上住着，有時候要到城裏去買東西，胡也頻一個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頻一塊去。

在胡也頻的影響下，丁玲也開始寫作。當時兩個性情中人沒有什麼經濟來源，除了一點微薄的稿費之外，他們生活過得很艱難，經常有斷糧絕用的時日，兩人在清貧窘困中數度着光陰，但卻因一份不食人間煙火的愛情而充滿了溫暖。

一次他們回來的時候，經過一個淤泥地，走進淤泥地就出不來了。於是他們就站在淤泥地上看天上的星星，說說悄悄話，直到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一個過路人才把他們給拉了出來。

關於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評說是：“我不否認，我是愛他的，不過我們開始，那時我們真太小，我們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愛情做遊戲，我們造做出一些苦惱，我們非常高興的就玩在一起了。”

1927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說月報》第18卷第12期上，丁玲的處女作《夢珂》問世了。編者葉聖陶先生大爲讚賞這位嶄露頭角的青年女作家。

次年2月，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記》又在《小說月報》的卷首出現。這篇日記體小說深刻反映了時代的低氣壓，刻畫了莎菲這個“五四”退潮期精神極度苦悶的知識女青年的典型形象。小說關於兩性戀愛關係的大膽描寫以及對莎菲女士複雜心理的細膩刻畫，使它贏得了文壇的好評，也產生了相當有力的影響。

正象評論者所說的：“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爲她的天才所震驚了。”

這篇作品，給丁玲帶來了榮譽，也奠定了她的文學生涯，成爲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被魯迅稱爲當代中國“唯一的無產階級作家。”

一舉成名的丁玲寫作十分勤奮，短短兩年間她就有了《在黑暗中》《自殺日記》《一個女人》三個小說集出版。

這些作品題材內容不盡相同，思想藝術水平有高有低，但都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一種在黑暗中尋找光明，在苦難中尋求出路的社會反叛情緒和社會批判意識，開掘出一種深深的時代的失望和痛苦。

1928年年底，胡也頻與丁玲同赴上海，經潘漢年介紹開始從事左聯工作，兩人同居於上海如今的安福路。

後來，胡也頻離開上海赴山東濟南省立高中教書。丁玲最後也來到了濟南。他們自由的革命式愛情、 以及丁玲時尚的衣着打扮都讓省立高中泛起了漣漪。

據當時在山東省立高中就讀的季羨林回憶：

“ 丁玲 的衣着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隻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面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濟南的馬路坑坑窪窪，胡先生個子比 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 ‘步履維艱’，有時要扶着胡先生才能邁步，學生們看了覺得有趣，就竊竊私語說‘胡先生成了 丁玲 的手杖’。”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個男孩，取名胡小頻(蔣祖林，兒子隨丁玲姓，丁玲本姓蔣，名偉)。

1931年1月17日胡也頻被捕了，和他一起被捕的還有殷夫、柔石、李偉森、馮鏗四位左翼作家，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左聯五烈士。很快，年僅29歲的胡也頻被槍決於上海的龍華司令部。而此時他們的孩子僅僅2歲。

丁玲在延安時和美國記者海倫·斯諾說：“在我的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男人。”

丁玲和胡也頻、沈從文都想赴日留學，爲了學習日語，找了個日語老師，這位老師就是當時在北大自修日語的馮雪峯。

丁玲第一次見到馮雪峯的時候，感覺非常失望，她本來認爲一個北大學日語的年輕人應該是很英俊瀟灑的，而馮雪峯看上去像一個鄉下人。

但人不可貌相，馮雪峯是與應修人、汪靜之等齊名的“湖畔詩人”，曾在北大自修日語。

在隨後的交往中，他們談文學，談時事，才華橫溢的馮雪峯很快走進了丁玲的內心深處，其豐富的知識和閱歷足夠迷倒當時幼小單純充滿嚮往的丁玲。與胡也頻相比，馮雪峯顯得成熟穩重。

性格開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兩個男人共同生活，他們真的在西湖邊共同相處了一些日子，結果胡也頻堅持不住，一氣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從文傾訴，沈從文勸他不要輕易放棄心中所愛。

胡也頻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堅定終於挽回了丁玲飄搖的心。最終，馮雪峯理智地選擇了離開。

1932年，丁玲給馮雪峯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信：只願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爲這裏是佔據着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

而此時，馮雪峯不僅已經和他的學生結婚，而還有了一歲的女兒，他只能理智地對這份感情做冷處理。

此後馮雪峯成爲 丁玲 一生中刻骨銘心的一個結，她永遠記得他，終身對他懷有特殊的感情。1985年， 丁玲 不顧年邁多病，從北京遠赴浙江義務參加馮雪峯學術研討會。

她說：“我最紀念的是也頻，最懷念的是雪峯。”

胡也頻犧牲以後，史沫特萊採訪丁玲，需要一個翻譯，這個翻譯就是26歲的馮達。這個皮膚白淨，溫柔體貼的男人帶給了飽嘗苦悶的丁玲一些慰藉，同時也帶來了往後無盡的悔恨和磨難。

丁玲 後來這樣回憶馮達：

“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新聞給我聽。因爲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聽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他爲通訊社採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裏去。我沒有感到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裏，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就買一些菜、麪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

1931年11月，他們同居了，並一起度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

1933年5月，丁玲和潘梓年在上海被祕密逮捕，和她一起來的，還有她的丈夫馮達。她後來回憶說：“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擁被而坐，喝點白開水，翻翻舊報紙。”

丁玲的被捕引起了社會的軒然大波。左翼文壇及進步文藝界組成“營救丁潘委員會”，發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 當時左聯負責人馮雪峯，還把他和丁玲之間的一些信件和丁玲的“遺稿”編輯爲《不算情書》發表在雜誌上，既是紀念，也是爲營救丁玲而造聲勢。

因爲丁玲的社會聲望及輿論，加上國民黨一向比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並未遭到爲難，沒有審判，沒有坐牢。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組織部長、中央宣傳部長等職的張道藩，曾先後三次找過丁玲，請丁玲寫劇本，都遭到拒絕。

丁玲說：“馮達是我的愛人，但近幾個月，我就把他當仇人看待。” 因爲馮達的叛變，在丁玲心中，那個丈夫馮達早已死了。

丁玲性格剛烈，在囚禁莫干山的日子裏，反抗，誓死不從，逃跑，自殺，一切招數都用盡，想要重見天日卻遙遙無期。一囚就是三年，這種特殊的境遇中，丁玲懷上了馮達的孩子。誰能說得清，這是人性的弱點，還是政治的污點?

1934年9月，丁玲生下了女兒(蔣祖慧)。最終在地下黨的營救下，丁玲從莫干山逃出南京，馮雪峯派人將丁玲送往革命聖地延安。從此以後，丁玲決然地離開馮達，從此再未見面。

而這個孩子，成了太多人用以攻訐她的把柄，有心之人將她視爲她一生的污點。但是丁玲始終是丁玲，堅強是骨子裏的基因，流言能耐幾何。

1937年2月，出獄後的丁玲來到延安，得到了幾乎最高級別的接待，陝北這個時候正缺知識分子，正缺大作家，有了這麼一個名滿天下的丁玲來到，陝北都轟動了。

丁玲剪短了頭髮，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軍衣，以土坑爲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個不停，練習着騎馬的技術要領。1939年丁玲對斯諾夫人說：“來這兒以前，我總是睡不着，可是現在睡得很香甜，也變胖了。簡樸的生活好。”

毛澤東一輩子專門給一個人寫一首詞，只有這一次，他專門寫了一首《臨江仙·給丁玲同志》:

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

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毛澤東寫完，馬上用電報發給前線的聶榮臻司令員，讓他馬上轉給丁玲，這是罕見的。這首詞是1980年才發表在《新觀察》上。

1937年6月18日，延安文藝界爲紀念高爾基逝世一週年，舉辦了一場大型的文藝晚會，其中演出的一個節目就是根據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改編的一個話劇，陳明在劇中是男一號。他英俊的扮相、嫺熟的表演和抑揚頓挫的歌聲贏來觀衆熱烈的掌聲。丁玲在他的身上看見了胡也頻的影子。

老年的陳明回憶愛情的開始是這樣的：“那是在一個小飯館裏，我們坐在炕上，我說：主任，你也應該有個終身伴侶了。丁玲反問我：我們兩個行不行呢?我聽了嚇了一跳。”

被這樣的一個女領導愛上，陳明很害怕，所以陳明就迅速地找了另外一個女演員席萍曾結婚了，而且還生了孩子。

婚後，陳明很快感覺到自己是無法欺騙自己的感情的，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於是陳明用雞蛋裏面挑骨刺的手法，製造一個藉口，說席萍有依賴性，過於依賴丈夫，而他則喜歡有獨立性的女性，提出感情不和，要求離婚。

丁玲追了陳明五年，1942年，38歲的丁玲與25歲的陳明在別人的諷刺挖苦中結婚，沒有喜宴，沒有祝賀，沒有繁瑣的儀式，更沒有一個人看好他們的婚姻。然而丁玲並不在乎，兩人手牽着手在延安的街頭快樂地散步，心中洋溢着無限的幸福。

面對鋪天蓋地這樣的閒言碎語， 丁玲毫不在乎，她在乎自己，她對陳明說：“隨他們說去，讓他們說上幾年，還能說幾十年?”足見其特立獨行的個性。

婚後不久， 丁玲 就發表了屢遭批判的雜文《三八節有感》，之後一直命途坎坷，這種時候，陳明默默的站在了她的身後。

1948年10月 丁玲 在贈送給陳明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精裝本上題詞：留給陳明，因爲你給我許多幫助，使我這本書寫得比較少一些錯誤和缺點，而且當我寫作的時候，不至爲外界所影響我的情緒，我是應該感謝你的。

1955年，她作爲“丁玲反黨集團”的主謀遭到批判，”五十四歲的丁玲和陳明被放逐到黑龍江省北大荒“湯原農場”勞動改造。漫長的八年歲月中，丁玲接受了生活的艱苦磨鍊。她當過職工文化教員，編過壁報、黑板報，搞過家屬工作，而以養雞的時間最長，已經成爲飼養能手。

她並沒失去對生活的信念和對黨的期待，她相信，八年冤屈終有昭雪之日，她終究會重新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她也從未放棄自己的文學事業，磨鍊之餘，她一直續寫長篇《在嚴寒的日子裏》，並寫了大量札記。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她們夫婦立即被作爲“牛鬼蛇神”關進了“牛棚”，而且夫婦隔離，不許見面。所有文稿、資料也統統被洗劫一空。

1970年4月，丁玲夫婦又被關進了北京附近的監獄。五年之後，她們獲釋出獄，但不許回京，又作爲危險人物被遣送到山西省長治市郊區老頂山公社蟑頭村。

直到1979年平反時，丁玲已經75歲。陳明一直陪伴着她，他們的愛情經受了最嚴酷的考驗。

丁玲晚年說：如果沒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沒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繼續寫出作品來的。

回到北京不久，在某次文學研討會上，丁玲披了一條鮮紅的圍巾，顏色耀眼，彪顯張揚，引起很多人議論。香港的一本雜誌甚至譏諷丁玲是“紅衣主教”，是“左”王。

高莽曾經爲丁玲畫一幅像請她題詞，她略一思索，提筆寫了“依然故我”四個大字，彷彿在宣告：丁玲還是那個丁玲，她的靈魂是沒有什麼力量能夠改變的。

丁玲終其一生都對革命保持着一種信念式的執著。從初登文壇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到“流放者歸來”的八十年代，一生三起三落，都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及其文藝體制的曲折歷史過程關聯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磨礪了她。丁玲生命中的榮衰譭譽，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實踐不分彼此、緊密糾纏。

她在含冤那麼多年，又遭了那麼多、那麼大的罪之後，竟然不“揭露”，不“控訴”，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因爲她相信，“什麼日子我都能過。我是共產黨員，我對黨不失去希望。我會回來的，黨一定會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爛，希望的火花，永遠不滅。”(《“七一”有感》)

有人說他虛僞，她譏誚地說：現在宣傳我“左”的人，就是當年打我“右”的人。隨他們左右說去，丁玲還是丁玲。

1979年，丁玲平反昭雪，恢復黨籍。1984年，得到徹底平反。丁玲平反後的第一反應是：“我可以死了。我輕鬆了。我死了之後，不再會有什麼東西留在那裏，壓在我的身上，壓在我的兒女身上，壓在我的親人身上，壓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彌留之際，向陳明提出了最後一個要求：“你再親親我!”而在這句話之後，丁玲說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其時，陳明剛滿69週歲。

也許，丁玲是真正瞭解自己的，她知道自己要什麼，所以，看起來是風中的野火，好桀驁不馴，其實卻始終有着自己的方向。

從來不是她攀附了愛情，而是，愛情，是她用來燃燒自己的生命之火的一種方式。她的生命，在愛情中，掌握了主動。因而，愛情也成全了她的生命。

和同樣爲愛情飛蛾撲火的蕭紅相比，丁玲的性別立場有很強烈的主體性，她宣揚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沒有什麼男女差別，要打破家庭，打破政黨，打破國家，自己來承擔自己的生活。

她從來不把自己放在一個弱勢的位置。我們總是替蕭紅惋惜，她身上的悲觀氣質和女性弱者的宿命意識是深入骨髓的。但這樣的東西在丁玲身上一點都沒有，她非常的健朗，是一個明朗乾淨的主體，沒有弱女子的意識和矯情。

丁玲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張力，如此具有戲劇性。她曾對前來探病的家人說，“你們大家高興吧，我肯定能成佛。”

1986年3月25日上午，丁玲的遺體送到了八寶山靈堂，北大荒人懷着對戰友、長者的無限深情和敬意，將一幅火紅的旗輕輕覆蓋在她的身上。紅旗上由畫家範曾親筆寫着：丁玲不死 ，北大荒人敬獻。

86歲的冰心在寫給 丁玲 的悼念文字中說：

死而有知，也許有許多歡樂的重逢;

死而無知，也擺脫了軀殼上的痛苦。

1989年，陳明與比他小十幾歲的張鈺組建新家，陳明也不避諱對丁玲的懷念。而心性坦蕩的張鈺，也在陳明的影響下一起爲丁玲整理起書稿來。對這一點，陳明心存感激：“我老伴很能理解我的感情，她也很尊重丁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