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子》作者是誰？主要內容是什麼？

《吳子》是我國先秦兵家的重要著作。相傳爲戰國時吳起所著。《漢書·藝文志》著錄:“《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著錄爲“《吳起兵法》一卷。”宋代目錄著錄爲《吳子》。清代以來,姚鼐、姚際恆、章炳麟和郭沫若等都認爲該書是後人之僞作。近年有的學者認爲,傳世的《吳子》是戰國時《吳起兵法》(或稱《吳起》)留傳下來的部分內容。它在流傳過程中,經過歷代多次整理,直至北宋元豐年間才定型爲今本。《吳子》現存版本較多,著名的叢書中都有收入,如四庫全書、平津館叢書、長恩書室叢書、半畝園叢書、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諸子集成和四部備要等,但大多源於北宋元豐年間編訂的《武經七書》本。此外,還有《孫子》或《司馬法》合刊本和單行本,如光緒十五年 (1889)浙江書局刊本《孫吳司馬法》(孫星衍輯)、菊坡精舍刻本和1935年9月上海大衆石印本等。

吳起(約前440—前381),衛國左氏(今山東曹縣西北)人,戰國前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政治家、軍事家,歷任魯國將軍、魏國大將,善用兵,屢建戰功,被魏文侯任爲西河郡守。文侯死後,吳起遭到陷害,逃奔至楚國,初爲宛(今河南南陽)守,不久任令尹,輔佐楚悼王實行變法,推行 “明法審令”、“要在強兵”、“廢公族疏遠者”、“捐不急之官”等措施,促進了楚國的富強,擴大了楚的疆域。吳起不僅善用兵、料敵制勝,而且善治軍、重賞罰,取信於民,史稱其“愛兵如子”,能與士卒分勞苦,甚至親吮士卒之疽毒,以換取士卒的“感恩”報效。因而,他治理訓練的軍隊,紀律嚴明、勇敢善戰。特別是由他主持建立的魏國常備兵“武卒”,經過嚴格地考覈、挑選,十分精銳。魏國依靠這支常備軍在戰國初年曾一度強大。吳起在複雜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中,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並予以系統地闡述。據史載,吳起留有《兵法》之外,還曾撰有《吳起玉帳陰符》3卷,《吳起教戰法》等兵書,均已失傳。

今本 《吳子》共6篇,篇目分別爲 《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計約4.800餘字。該書內容十分豐富。它用吳起與魏文侯的問答形式,從戰爭觀、作戰思想、指揮藝術和建軍治兵方法等方面,揭示了吳起的軍事思想,同時也反映出戰國時期社會激烈變動的若干特點。

在戰爭觀方面,《吳子》對戰爭的性質進行了探討。它將戰爭的起因歸結爲五種:“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由此還將戰爭區分爲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質。《吳子》認爲“禁暴救亂曰義,悖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對待這些不同性質的戰爭應採取不同的態度和方略,“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這些論點雖不乏片面之處,但在古代確是獨到的見解,表明古人對戰爭問題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飛躍,比《孫子》的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戰爭理論體系。

《吳子》主張維護其所謂“正義”的戰爭,同時又主張戰爭應適應社會變革的趨勢,即“合道”、“合義”,軍事與政治二者不可偏廢,並認識到兩者內在的聯繫,明確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所謂“文德”,即統治階級的政治。《吳子》將其概括爲 “四德”:“道”、“義”、“謀”、“要”,認爲“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要以此“四德”治國治軍,“教百姓而親萬民”,達到全國上下,軍內軍外的一致性,只有“和”才能從事戰爭並取得勝利。可以說,“文德”“武備”並重的主張,是《吳子》軍事思想的核心內容,主要闡述於《圖國》篇,並貫穿於全書之中。

在作戰指揮藝術方面,《吳子》強調戰備,慎戰、料敵、擇機等要領。提出 “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只有提高警惕,加強戰爭準備,纔可能抑制戰爭。戰爭爆發後,也不可好戰而盲目地從事戰爭,必須對敵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民情風俗和文化等條件作基本考察,尤其要對敵軍的素質、陣法特點諸方面的優劣情況,進行綜合性的分析和判斷,才能制定出具體的作戰指導方針和作戰原則。《吳子》的作者在戰爭實踐中還總結、提煉出可以 “擊之勿疑”的8種情況,“避之勿疑”的6種情況以及“可擊之道”的13種情況。詳細論列了選擇戰機的問題,比《孫子·相敵》篇中列舉敵軍在戰場上出現的三十多種現象,歸納得更爲科學。此外,《吳子》在料敵的基礎上,提出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和“審敵虛實而趨其危”等作戰原則,對於今天的戰爭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吳子》還特別強調審時度勢、以地利制敵和隨機應變的戰法。如敵衆我寡,就應 “避之於易、邀之於厄”,指出 “以一當十,莫善於厄,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只有利用狹小險阻的地形條件,才能憑險以寡擊衆、截擊強敵於厄路之間,出奇致勝。又如對於佔有有利地形、工事堅固、糧餉充裕而難於與之長期相持之敵,則宜實施車、騎、步兵協同作戰、分進合擊、使敵“莫知所加”,然後以攻堅戰配合偷襲的戰法取勝。這就是所謂以我之變,迫敵就範的“擊強之道”。可見,該書主張集中優勢兵力和機動作戰的原則,發展了《孫子》的軍事思想。此外,《吳子》還指出了以快應變、先機制敵、設伏應變、爲奇制敵、待敵之變、以變勝敵等多種作戰方法。這些內容多闡述於《料敵》 與 《應變》兩篇之中。

在治軍思想方面,《吳子》重視軍隊素質,提出兵“不在寡衆,而在於精,以治爲勝”的主張。認爲治軍關鍵在於法令明、賞罰信,同時要進行嚴格訓練。在練兵的內容、方式、方法和要求上,《吳子》提出按照士兵具體條件分別使用不同的兵器,按不同編制裝備進行軍隊編組,按不同編組進行訓練,使 “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弱者給廝養,勇者持金鼓,智者爲謀主。”反映了戰國時新出現的鐵兵器和遠射兵器在戰爭中的運用。它還主張“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的重點傳授與互教互學相結合的訓練方法,對後世練兵方式有很深的影響。

《吳子》還特別重視將領的素質,認爲爲將的標準是 “總文武”、“兼剛柔”。將領必須具備 “五慎”: 有“治衆如治寡”的治軍才能爲“理”;有 “出門如見敵”的敵情觀念爲 “備”;有 “臨敵不懷生”的獻身精神爲“果”; 有 “雖克如始戰”的謹慎態度爲 “戒”; 有 “法令省而不煩”的管理本領爲 “約”。同時,將領還應把握 “四機”: 即 “氣機” (士氣)、“地機” (地形)、“事機”(謀略)、“力機”(戰鬥力)。而作爲 “良將”,則更應有 “威”、“德”、“仁”、“勇”的條件,才能做到發號施令“下不敢犯”,指揮作戰“寇不敢敵”。這些內容多在 《治兵》、《論將》、《勵士》等篇中闡述。

《吳子》很早就與《孫子兵法》齊名。《韓非子·五蠹》: “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而《吳子》對戰爭性質的初步分析、治軍原則和一些戰略戰術思想,除仍具樸素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因素外,又在《孫子》的基礎上有新的發展。該書在北宋列爲《武經七書》之一,爲將校所必讀的武學教科書,頗受重視。從唐代起,《吳子》就流傳於海外,現已譯成日、英、法、德等多種文字,成爲世界軍事理論寶庫中的重要文獻。

古代研究 《吳子》的著述多爲文字訓詁和詮解之作。主要有配合 《武經七書》而編寫的宋施子美 《講義》、明劉寅 《直解》、清朱墉 《匯解》,在學術界影響較大。此外,黃榜的 《考注》、李清的 《集註》、沈際飛的 《合箋》、李樗的注本、王士騏的評釋本等不一一具論。民國以後,特別是建國以來,學術界在繼續註釋的基礎上,又取得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如高文等的《 〈吳子〉 真僞考》 (載於 《開封師院學報》1977年第5期)及《〈吳子〉考補證》(載於《學術研究輯刊》1980年第2期),主要就《吳子》是否僞書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考證工作。專門研究《吳子》軍事思想的論著有徐勇等《〈吳子兵法〉及其軍事思想》(載於《思想戰線》1987年第3期)、吳如嵩 《論 〈吳子〉 的軍事思想》 (載於《軍事史林》1987年第6期)等。李碩之、王式金合著《吳子淺說》則是一部系統研究《吳子》及其作者的專著,內容豐富,通俗易懂,可供各層次讀者參考。